1.登比路WII（1）

我曾走在阴影中

我的忧郁列队前行

而如今，这流浪汉

穿过街道

走向洒满阳光的一边

——《街道洒满阳光的一边》[《街道洒满阳光的一边》（onthesunnysideofthestreet），爵士经典歌曲，创作于1930年。]

个人和社会群体都必须懂得这一点：除非个人开始学会识别那些强加在他/她身上并且控制着他/她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习俗——无论是正规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并预料到它们会产生的影响，否则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改造社会，也无法把他人当成理性人来对待。只要个人对自己身上的模式无所觉察，那么无论他的理性说什么，他总会不自觉地滑向服从，服从强加在他身上的社会习俗模式。

——伊德里斯·沙赫，《梦的大篷车》

巨轮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边，抱起小儿子：“看！那就是伦敦。”码头在前面：混浊的水道和沟渠，暗灰色的朽烂的木墙和房梁，吊车、拖船、大大小小的轮船。我的孩子也许在想：这些轮船、吊车和海水还是开普敦的样子，只是现在大家管它们叫“伦敦”。对我来说，真正的伦敦还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要不是战争阻断了通往伦敦的道路，那种生活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洁净的白板，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将要重新书写。

我满怀信心和乐观的憧憬，尽管我的财产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几乎不到150英镑的现金和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及几篇短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经被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南非最大的城市。]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本小说的内容极具颠覆性，因此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版。我随身带着几箱书（我离不开它们），一些衣服，还有些不值钱的饰。我母亲要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少得可怜，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也一贫如洗。况且我整个远行的意义就在于远离她，远离家，远离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southern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那个可怕、狭隘的国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即便有什么严肃的谈话，话题也总离不开种族界限，离不开“黑人是如何如何无能”。现在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了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我描写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吗？不，我当时已经接近30岁了，经历过两次婚姻，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同时又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带着孩子。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那两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为新的一天欢呼雀跃，晚上到了十点还不肯入睡。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或者唱着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而他一路过得很开心。

我像每个来自南非的人一样，一看到是白人在码头上卸货，心中就会闪过些许不安的念头，或者说感受，因为在南非，这些重体力活都是黑人干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样工作，很多白人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在我身上，事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他们了，工人，工人阶级。当时，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不可阻挡，工人们将接管整个地球。他们——那些肌肉结实、吃苦耐劳的硬汉——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卫士。我没有故意把那时的想法写得很滑稽，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当时，即便没有几亿人，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在那样想，使用着那样的语。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写进这部自传，但没有什么比一部上百万字的自传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我写过一本题为《找寻英国人》的小书，那时离我初来伦敦的日子隔得还不算太远，它能为我在伦敦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纵深的视角和细节。问题马上来了，不折不扣的问题。那本小书里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其中有两三个人用了化名，现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无疑问，那本小书尽管“真实”，但仍然不如我要在这里写的这么真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调，而语调绝不是件简单的事。那本小书更像一部小说，具备小说的形态和节奏。相对于生活而它似乎过于齐整了，但它至少对一件事的描写是精确的：初到伦敦的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着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现在的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时的伦敦拥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夸张。并不是说，我在透过狄更斯编织的帘幕看伦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伦敦跟狄更斯眼中的伦敦一样——一幅诡异的景象，处在超现实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