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十一烈士暮年(一)(41)

256.十一烈士暮年(一)(41)

1975年9月,**的侄子毛远新担任**的联络员。这时,**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毛远新的“联络”几乎成为**获取况的唯一耳目和出指示的唯一喉舌。**一伙通过毛远新不断向**进谗。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3。**、**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这些话,对**产生很大影响。**认为,有些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导火索是来自教育界的两封信。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先后给**写了两封信。信中对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报告和揭露。信由邓小平转交**。与此同时,迟群也指使他人给**写信,吹捧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诬告当时在教育战线得力贯彻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毛远新也在**耳边吹风: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认为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遂对刘冰等人的信作了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的有关批示。随即,清华大学开展起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端。1975年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余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传达了**关于刘冰等信件的批示,并说:“中央认为,**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次特殊形式的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耐人寻味的是,打招呼会议的要点是批评邓小平的,但**仍让邓小平出面召集会议,并继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26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的第一书记出《关于转〈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况,转了《讲话要点》,要求在常委中传达讨论。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公开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12月14日,**中央转《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四起,攻击和分裂以**为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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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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