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七夕之夜（2）

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势力日益扩张，在政府的支持下介入政治，大有政教合一的趋势。净土真宗在明治时期，就为日本帝国进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效劳。日本净土真宗的创教人亲鸾，他宣扬只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就能到“净土”往生，但往生或不往生在于“信”，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这人就可以往生成佛了。日本净土真宗的主要派系，有西本愿寺的本派和东本愿寺的大谷派。这些佛教的宗派，在明治政府动甲午战争前后，都从事对日军的慰问和布教活动。

不甘寂寞的日本佛教，也希望在日本的对外战争中有一番作为。对于向中国大陆的布教活动，东本愿寺的大谷派比西本院寺的本派更积极，急不可耐。东本院寺的长老石川舜台，在明治初年即向真宗大谷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莹倡议，要尽早在中国大陆开展布教活动。其布教的动机，固然说是为宗教上的信念，但这些口颂佛经的和尚们的胸中，也附和帝国政府的野心。他们怀抱着日本要向东亚雄飞的“大志”，决心先教化中国和朝鲜的民心，以使中朝两国的芸芸众生，都听命于日本僧人的说教。

明治维新开始不久，1873年，大谷光莹法主即派东本愿寺僧侣小栗栖香顶和谷了然等人，远赴中国大陆探路，为东本愿寺日后在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开设布教所或学堂打前哨。

经过一番筹备，1876年，日本侵略军向朝鲜投石问路的同年，东本愿寺先来到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虹口河南路设立了“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上海，成为日本佛教界在中国“开拓疆土”这趟列车的始站。

而日本佛教其他各宗各派，也蜂拥而来，纷纷登陆中国这片他们心中的“乐土”。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宗教机构，积极推行日本佛教独有的教义。日本僧人改造了日本佛教，使其为武士道教精神麻醉的军人政府服务。东、西本愿寺派在华开教的基本目的，便是所谓的“使中华归我真宗”，野心可见一斑。

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东本愿寺已经在华设立了几百个宗教机构，中国各地布满了各类传教所。这些日本在华佛教机构积极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帮助在华日军与日侨打击中国人。如上海的“日本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无论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战役，还是在1937年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都积极参与支持与慰问在华日军，多次到停泊在吴淞口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上去做慰问道场，甘作法西斯的帮凶。

大谷光瑞何许人也？他是净土真宗本派第二十三代法主。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际，日本佛教界积极为战争效劳。大谷光瑞为了战争需要在东本愿寺设置了“临时部”，命其弟大谷光朋以及其他许多僧侣担任军队的布教师，从事对日本军队的慰问、布教和葬仪工作。

大谷光瑞本人，也是位不甘寂寞的僧人。在义和团事件生之前的1899年，他便远赴中国西北敦煌石窟等地，取得中国佛教至宝《贝叶经》。义和团事件后的1902年，他率领西本愿寺留学僧，组织西域和印度探险队，调查印度佛迹，总共为三次西域探险队的教团事业出资而负债数百万日元。他以佛教为基柱的国家主义思想，为昭和时期日本帝国侵略亚洲的政策制造理论。

大谷光瑞担任东本愿寺派法主期间，也正是日本军政要人疾呼“西进”时期。其弟大谷尊由1937年担任近卫内阁的拓务大臣后，大谷光瑞感到了几分荣幸，更加积极活动，穿针引线，经常来往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南洋各地。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满洲、台湾、中国、马来亚、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对日本的对外展政策，具有透彻的见解。中日战争爆后，大谷光瑞担任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同时就任近卫内阁的参议、顾问。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他滞留大连，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