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版自序（1）

一

这部学术著作，原先的书名是《戏剧审美心理学》，同时注明“又名《观众心理学》”。***现在选定后一个名字，以示新版。此书曾获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一算，整整二十年了。

这是一部教材。出版前先在学院里讲，立即产生不小影响，受到四川、河南、浙江、江苏、黑龙江、广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戏剧家协会和文化机构的密集邀请。那时年轻，哪儿也不敢推拒，于是就成了一次延续几年的巡回讲课。听讲的都是各地的艺术实践家，因此讲课也就变成了切磋和研讨，使我获益良多。

后来，还在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新加坡实践艺术学院、新加坡电视机构讲课时使用过这部教材。

我的其他几部学术著作，也都是这样的教材。一个人竟然独自编了那么多教材，现在想来连自己也吃惊。

编教材，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魂牵梦绕的奇特使命。

20世纪60年代我进大学读书的时候，几乎没见过正式的专业教材。那个年代天天都是极“左”政治，高等教学名存实亡，连专业课的老教师也不得不满口都是与专业无关的激进语。时间一长，连他们也渐渐忘却何为专业，何为教材，何为课堂了。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遭遇了“文革”灾难，我面对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困境，连最后一丝有关课堂和教材的向往，都全然粉碎。

到了70年代前期，极“左”势力一度受挫，高校蹒跚复课，只得由我们这些没见过什么教材却又在心底企盼着教材的人来编写教材。可惜灾孽未尽，文事破陋，黑影环视，实在写不了什么，只得徒叹奈何。稍后黑影再度成灾，我潜身逃到故乡半山避祸，却如得天助，撞到一个神秘的藏书楼，由此憬悟到中国或许还会迎来一个需要文化和教育的时代，便埋典籍，为那个尚未谋面的时代作一点准备。

到了80年代，大地回春而又春寒料峭，我自知所等待的时代已经来到，便再度投身书海，开始大规模补课，并把补课笔记写成教材，好让学生一代拥有一个真实的课堂。那些年月生活极度贫寒又极度困乏，我专心做这些事，既有一种“不惜捐血饲幼”的悲，又有一种“一切从头做起”的豪迈。书堆如丘，窗外如沸，我隐身噤声，一年又一年，几乎忘了时间。

说“一切从头做起”，并非夸饰之。几十年的兵荒马乱、你争我斗，实在没有给中国的文科课堂留下什么。记得当时好不容易等来一本颁全国的艺术教材，所有立论，都出自革命领袖，所举实例，都重复《白毛女》和《兄妹开荒》。我所在的专业，则在“戏剧起源于劳动生产，成熟于阶级斗争”的教条下，展开一次次既琐碎又无聊的概念争论，当作“学术研究”。据我所知，其他文科专业，除了技术性较强的学科如外语之外，也基本如此，或者更坏。

岂能让中华文化，退回到60年代的空白、70年代的破陋？我掂出了80年代的分量。

但是，这种内心感悟，除了以自己创建的事实来表述，没有其他表述方式。

我当时的表述，就是那一部部的教材。

二

现在要说说这部教材本身了。

观众心理学，其实是从接受美学的方位切入的戏剧学和艺术学。在伪论、空论拥塞的年代，最有必要去寻找事物的最终依据来进行全方位的破解，就像当时改革家们不得不以人民群众的最终生存需求来破解极“左”高调。我当时为戏剧学和艺术学找到的最终依据，就是观众的审美心理。

这个无奈的探底行动，正恰与国际学术潮流紧相吻合。我深入地钻研了这些学术潮流，但又明白，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哪怕是青年教师，我也失去了独自迷醉某些学术新潮的自由。在文化救荒的年月，我希望把一些能够连接古今中外的美学通理带给课堂。

因此，我以当代思维，进入国际经典。国际经典出现在教材中身份合适，何况连它们也大多在中国初次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