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二战的后果
前面把战争对我们时代社会结构和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位与前途的影响谈了谈，现在（1946年7月）还可以再说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十分清楚，无论各社会主义团体命运怎样，总会出现另一次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踏步迈进，这一次迈进也出现在美国。一样清楚的是，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是由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决定的。最后还提到，假如战争以英美俄联盟彻底胜利告终，即指敌人无条件投降，正统社会主义遭遇的结果将根据斯大林是不是以真正胜利者出现还是所有荣誉归英美而有所不同。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英国型的劳工政党在欧洲大陆地位的改善将是个极好的机会。
本章首先论述正统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地位，尤其论述英国的形势；其次论述美国引人注目的工业成功所可能引起的影响；最后论述俄罗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响。因此，我们的议论自然地分为英国与正统社会主义、美国的经济可能性、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部分。
第一节英国与正统社会主义
很多事实表明，不考虑俄国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局势的影响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似，只是更加强烈。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现有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本书限定意义上的）将有加快发展的趋势。
英国工党的胜利是这些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如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的，这个胜利在意料之内，不会让任何人惊讶。这个胜利也不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完美。因为英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实际议席再分配非常容易给人以夸张的画面。工党得票约1200万张，保守党为1000万张。自由党的好日子当然已经过去。不过仅存的十几个自由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超过随意挑出来的72个工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换句话说，在比例代表制下，工党并没有占有超过保守党与自由党加在一起的议会多数，并且工党-自由党的联合能得到宽余的多数。英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产生强有力的政府，避免相持不下僵局的出现。这个例子里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在估计什么在政治上可行，什么在政治上不可行时，与议会形势不同的国内形势依然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这个明显的推论因为下列事实而加强：比官方工党更激进的团体在选举中显然没能改善它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即独立工党正好保持它的三个议席，共和党加上共产党失去它们原有四个席位中的一个。由于存在很多期待“激进化”的理由，这一情况的确值得注意，也是英国政治成熟得引人注目的证据。
这种形势必然会显现出来。实际上它已经在内阁的面貌和在采取或预示的措施中显现出来。首先，工党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所有事情全都符合我们之前略举出的纲领性的精神与原则；另外，实际做法没有走得这么远。尤其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是特别有意义的象征，所以能够算是引人注目的历史里程碑。但是这件事的实际重要性能够说等于零：这家银行自从1914年以来始终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在现代条件下所有中央银行都跟它一样。别的如煤业法案或充分就业立法，在英国基本上不再争论。工党政府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推测起来会得到近乎全部同意。对根本原则问题的辩论显然会让严肃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不是由于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的分歧非常重要，而是由于没有它们，政府和议会将无所作为、徒有虚名。这一切全都是应有之义。显然这又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过因为这场战争，还因为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时候目的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坚决，而且能更清楚地看到最终消灭私有企业的前景。不管怎样有三点应该特别注意。
首先，政治行动与社会及经济形势事实这种理想的一致性显然是特别重要的，从私有财产社会的角度来看是特别危险的。无论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可能如何说——当然工党政府的态度让他们有事可做——向社会主义英国迈进的步伐更加坚实了，由于对此的胡言乱语不大听到了，认真负责地采取步伐，肯定不会往回退。除了从外部来的扰乱，有可能避免出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假如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线，它将恰到好处地把处在权力不足的工党政府（如麦克唐纳政府）的任务和未来工党政府（它将占有议会多数和选民多数）的任务之间的任务完成。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欧洲大陆的这种希望当然会由于英国范例而得到些许加强。
其次，我们曾经在上一章提到，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肯定不能预测到，也不能期望他们预测到，只使用诸如税收和工资政策这种非激烈革命手段而不需正式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制就有可能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结构。战时税制和战时控制肯定不能全部保留。不过从那些措施上后退，可能会在能自动完成一些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政纲项目的那一条线上停顿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已经实行到损害俄国人所说的，比如，医师或工程师那样的“专家”的效率的程度。这必然是由臃肿而浪费的机关做出来的，人们不久就会看到，限制交纳直接税后的收入是较好的办法，而不是支付以后又得收回的收入。但不管怎样，要榨汁的橘子连同很多激进的辞令，总是容易变成干巴巴的。
最后，假设工党在下次大选中改进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政府将做些什么？他们在平均收入方面会走得稍微再远一点；他们会按照贝弗里奇计划或其他的方针比所有政府对社会福利进行更多的改进；他们在企业社会化方面会走得非常远。但是这三项工作并不好做。我们已经知道，在现代英国的条件下，对大规模社会化不会引起多大单纯经济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抗拒也不可能是重大的障碍；英国依赖她的实业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国大得多，但是，除非引起他们不必要的对抗，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的。最后我们也用不着把对社会化热情追随者有强大吸引力的论点，即内阁制不适合实行社会化的任务，看得特别重要。不过要民主地实行社会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对社会化企业的实际管理肯定需要半自治的机构，内阁一定要像与（譬如说）军队总参谋部合作那样跟这些机构合作。真正的问题是工人。除非社会化导致经济崩溃，一个社会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会的一举一动。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能够设想的情况下，一定要面对工业中的纪律问题这一只有俄国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想要实行大规模社会化的政府将只能实行工会的社会化。事实表明，在所有事物中工会是最难社会化的。不过问题并非没办法解决。在英国，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机会要比别的任何地方更多，不过解决的途径或许是曲折而漫长的。
除了俄国，欧洲大陆的政治形势大概相同。在有选择自由的地方，我们看到群众保持或恢复忠于社会民主党或忠于天主教政党的强烈意愿。最明显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不过相同的倾向甚至在德国也感觉得出，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假如德国有自由和不受外来影响，某种非常类似魏玛共和国的东西将从当前苦难中出现。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英美当局对社会民主党人所表示的喜爱而部分失效，不过它又因俄国当局允许在它的地区里恢复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加强。把办不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合理地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肯定会让工人政党政府失去信誉，并失去现在还存在的巩固其地位的机会。不过，假如为了心理实验起见，我们选择不考虑俄国因素，同时假如我们进一步愿意假定，美国和英国一般会以体面和合乎常识的方式对待德国，以上就是我们能够采取的一般判断和预测。别的国家也可以采取相同的预测，尽管有种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工党政权——在天主教国家里多半跟天主教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长的不太重要的共产主义团体，其政策比20年代更为进步，但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它体现的还是同一路线。法国的情况，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跟这个类型不同。只是由于我们除了自己的模式外，没有能力懂得别的任何模式，让我们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况的确是所有各国事例中最不成问题的。
第二节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1）通过税收收入再分配
（2）巨大的经济可能性
（3）实现经济可能性的条件
（4）过渡问题
（5）停滞主义者的论点
（6）结论
（1）在对英国事例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已留意到，在现代条件下，运用税收和工资政策从资产阶层抽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术语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是有可能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想象不到的。这种观察结果对美国也适用。在相当程度上（这点不能被普遍意识到），美国的新政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在剥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指出一组数字就足够了，这组数字表明1936年以前（个人）所得税和累征所得税增加的后果：1929年实际付出的总收入大概为806亿美元，可征税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阶层在征收所得税和累征税后保留52亿美元；到1936年，实际付出的收入总数估计为642亿美元，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阶层所保留的收入仅有12亿美元。10万美元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假如把遗产税计算在内，那时甚至完全都被征收光了。从天真的激进主义观点来看，使用这种手段和以后没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们还不够彻底。不过这并不改变与战争无关的庞大数字的财产转移事实上已经实行，其数量能够与列宁实行的转移相比，这是我们眼前关心的事。当前可处理收入的分配与俄国实际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较。尤其是从下边事实来看更加这样，即因为上等阶层支出中个人的服务项目和包含相对多劳动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上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要比下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很多。另外，我们能够再说一遍上文关于英国的另一种观察结果。上等阶层所受的压力当然不限于“5万美元或以上者”。它扩及下至5000美元的收入，不过压力程度递减。这种情况有时形成很多必需效率的损失，特别是对于中等成功的医师是如此，这是不应有一点儿怀疑的。
那么，至今战争及其劳工纠纷这一自然后果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看来和英国的情况完全一样。美国没有组织良好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现实，或许会让我们推测，美国有朝向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否则，这个事实只会加强本书详细论述的预测，因为压力集团和政党同样有强大力量但责任心却少很多，因此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不过美国形势的另一种事实是世界所有别的地方没有的，能够想象这个事实影响我们对起码今后50年左右短期内私营企业制度机会的判断，它就是我们如今目睹的巨大工业的成功。某些观察家好像在想，打赢这场战争连同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匮乏的工业成功，也将对战后局势起支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除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理由，只要这个理由全属经济性质。让我们用最乐观的观点谈论一下这个观点。
复杂的过渡问题暂且不谈，把1950年定为第一个“正常”年份（这是预测者非常普遍的做法），我们以劳工统计局1928年物价水平指数来计算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没有扣除折旧和损耗前的价值，并假定为2000亿美元。当然这不是这一年能够期望的生产实际量的预测，也不是高就业水平下（就算不是充分就业）所能达到的可能生产量的估计数。这是假如能满足某些条件就能够达到这个生产量的估计数（条件将立刻提到）。像这样的数字是高的，不过它既是正常的（因为有人提到过更高的数字），也是合理的。它符合过去经历的这个经济制度的长期平均成就：假如我们把“每年3.7％正常增长率”应用到1928年大约9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我们得到1950年的数字稍微低于2000亿美元。当然不应该给予这种计算法不该有的重要性。
不过我仍旧要再说一遍，有人反对说，这样的推断没有意义，因为30年代的产量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率，但是反对意见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仅证明反对者没有能力掌握它。不管怎样，就可能的生产量来说，这个制度战时实际表现所提供的标志必然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战时统计数字能够当作根据，1943年国民生产总值根据1928年的物价水平调整后，其数量远远不只达到1950年2000亿美元的目标。
假设现在这个可能性已经实现了。同时让我们留出充足的400亿美元用作包括住房建筑在内的替代旧投资和增加新投资，这个数字是2000亿美元的20％，百分率跟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数相等。其余1600亿美元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要依据两个事实而定。
第一，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庞大有用的商品和劳务（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许甚至包括老年人、失业者和患疾病者在内的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也达到满足经济需要的水平，可以消灭（在每周40小时的工作条件下）所有能够称作苦难或匮乏的状况。本书论述中曾经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绝非完全是经济的，还指出逐渐增加的实际收入至今完全不能赢得群众或他们知识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不过在这个事例中，允许的东西不仅惊人得多并且立刻兑现：实现这个允许主要是我们具有战争中已经证明的能力和资源，把为战争目的而生产（包括向盟国出口消费品）转变成为国内消费而生产；1950年后这个论点的应用更不可置疑。
第二，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全部的这一切可以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条件下完成，有机条件包括对企业成功的高额奖励金，以及为让资本主义机器依据设计运转所需要的所有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国，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后面不会隐伏着选择经济进步与选择立刻增加群众实际收入的两难困境，这是全部别的地方都会瘫痪所有负责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另外，有了2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不损害经济机器条件下筹集400亿美元国家收入就不困难了。依据1928年的物价，有300亿美元的收入就完全可以提供资金让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完成其实际任务，并可以提供大大扩展的军事设备的经费和支付1939年后出现的公债和别的长期债务的本息。这样支出后，按1928年物价计算，1950年大致上还可留下100亿美元，倘若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也相应提高。在下一个10年里留下的数字还要大很多，可用来创办新社会服务事业，或者对现有的社会服务事业进行改进的资金。
（3）就是现在在政府财政和管理领域里，我们上述“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让我们深刻地感到特别生动。由于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确有过真正低劣的管理失当。
根据目前的原则和当前的做法，要从2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筹集400亿美元，又要对经济机器不造成伤害是不现实的。而300亿美元或者在1928年物价水平上相当于300亿美元的任何数字可以满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实际的，只有整个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合理化，消灭了双轨或三轨活动——例如，我们在所得税事例中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例子——才有实现的可能。所谓双轨和三轨指的是联邦机构与联邦、州和地方机构的重叠，缺少有效的协调和明确的各自责任。在联邦方面主要因为没有组织严密的“部”，却存在许多半独立的“部门”或“委员会”，以及很多别的产生浪费和阻碍提高效率的根源，不过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费1亿美元就足够的地方喜欢花10亿美元那样的浪费风气。如今的事态预示政府管理财政金融和工业凶多吉少，实际上，事态本身就是很多非“经济保皇党人”反对这个事态的正当而充足的理由。
事情还不仅如此。节约这个词如今变得多么不得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节约对一个穷国非常必要，对富国就不很必要，换句话说，浪费在穷国形成匮乏的威胁而在富国则没有。
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节约——真正的节约而不是官僚机构和议会那种虚伪的节约（它们在非常乐意节省几个便士的同时乱花几十亿美元）——在富国有效利用其财富和在穷国保证人民温饱上两者一样必要。这点不仅适用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费用。
对种种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也同样适用。当然最恰当的例子是支付给个人的失业救济金，除非就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的行为像俄国那样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为支持失业者基金的节约使用，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失业者得到的救济金必然大大低于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资。例如，美国劳工流动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常有许多支付给半自愿和非半自愿失业的救济，救济金负担因为宽松的失业救济金管理或者因为它相对于工资的高比率，必定不断加重，必将破坏达到2000亿美元目标的可能性。
为了把这个可能性证明是合理的，还有另一个条件一定要做到，即“政治活动”和官僚机构一定不能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最明显不过的是，当工资、价格、利息等这些经济有机体最重要的“作用参数”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在那里按照政治比赛的需要而运作，或者有时更加严重，依据一些计划者的主观意念而运作时，一定不可能根据原先设计那样发挥作用。
有三个例子必然可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当前实际的劳工形势，假如继续下去，其本身完全可以阻止向2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发展，更别说超过这个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这种形势形成的工资率；企业家计划的混乱和就业工人的无组织，也一样重要。这些状况不仅阻碍产量的可能的扩大，并且让就业低于原先可能达到的水平，因为它们让每个人感觉尽可能少雇工人才对他们有利——产生一种“逃避雇佣工人”的倾向。
第二，无论读者认为价格控制有什么好处，这个办法实施至今被证明是对产量扩大起妨碍作用的另一个障碍。我听说斯大林主义政权对人们批评它的官僚主义进行鼓励。显然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愿遵循现行的礼节，直率地承认很多有才能的人在价格管理局内做出了特别好的服务，很多才能略逊的人尽其努力；同时我愿控制存在于我内心的对它至今为止取得成就的怀疑，尤其是由于它最显著的失败与它未加控制的环境有关。不过的确应该承认，起码在当前和以后，除非意图逼迫私营企业屈服，否则鼓励工资率增加的政策加上价格控制对于促进产量扩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价格管理机构能够特别有效地“控制”一些没有什么政治力量的生产者的价格，不能同样地管理政治力量较大的生产者的价格，假如打乱了相对价格体制，降低了这个体制的经济效率；我们还应该承认，并非固定价格本身造成所有损害，“津贴”高成本生产者和“榨取”低成本生产者的办法奖励了低效率，也和前者同等重要。
像如今这么受舆论强烈支持的官僚机构对工业自治——自行组织、自行调节、相互合作——的顽固敌视是走向有序进步的第三个障碍，从而也是向可能解决很多经济周期政策问题，最后还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过渡问题发展的第三个障碍。官僚机构的发言人都没有否认说，这个看法没有丝毫根据，因为实业家的联合行动只有含有“勾结性抑制”的意思时才成为非法并被起诉。不过就算对流行做法的这个解释能够接受，对什么是形成“勾结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会行为的官方理论也能够接受，下面的三点还是正确的：（a）“抑制”这个概念包含很多在价格与产量政策方面进行工业合作的意图，甚至这种合作的确能发挥特别需要的职能；（b）那种比较难分是非的问题和那些具有抑制成分但不构成协议主要点的问题，不一定被很多人公正地加以考虑，他们中有的对商业问题的性质不够熟悉，有的激烈反对这个制度或者起码反对这个制度中的“大企业”部分；（c）永远存在由于违法受检举的威胁，而违法行为与不违法商业行为总是不容易区分的，这就可能对商业行为产生谁也不愿施加的影响。
最后一点说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劳工纠纷、价格管理局纠纷和“反托拉斯”纠纷的一个侧面，那就是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筋疲力尽，实业家不停地被迫离开他的事业正道，不仅一定要面对天天变样的法制规则，并且一定要被“召唤”去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再也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的精力。十个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认识实业家这个特定的“人的要素”毕竟就是个人的机体——尽管所有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会（例如）把1945年工业生产中的机体力量指数的相对可怜的表现跟这个人的要素联系起来作为很多原因之一，这就充分暴露了经济学家的机械态度和他们远离“实际生活”。事情还不仅如此。管理企业的成功在当前条件下绝大部分依赖应对劳工领袖、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的能力，而不是凭借经营能力——这个词的正确含义。所以，除了有条件雇佣各种专家的最大企业外，占有企业的领导位置的常常是“向官方行贿或疏通者”和“处理麻烦事情的老手”，而不是“管理生产的里手”。
或许读者会觉得，执行这一切现象所表明的路线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它必定会在正义愤怒的风暴中毁灭，在毁灭的岩石上或别的形式的抵抗下失败或垮掉，所以，2000亿美元的目标本身比白日梦好不了多少。但是，事实并非完全这样。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机器强大，完全可以经得起我们知道的一些浪费和不合理现象，包括某种能够避免的失业和为个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众近来表现出某些“苏醒过来”的迹象。我们一定不可忘记本书多次强调的人性可锻性。新政的实验和战争时期的实验或许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工业资产阶级从不期望这些条件会保持下去。但它们也许起到了某种“教育”作用。这样，对现有税制作相对很小的调整也许就是全部所需要的，就算不能达到最高效率，也能达到适当程度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对很小地增加法律保护（也许能用恰当制定工业法规做到这点）有可能去掉实业家工作日中遭到专横干预而产生的烦恼的毒刺或威胁，而管理机构一直增加的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更好训练可能做好其他的一切。另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证据表明美国乐意接受像国家复兴法案那样的立法。对于劳工形势，或许从下面事实能够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按照深谋远虑路线所制定的政策，不仅不需放弃大部分人认为是新政中社会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个项目，并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经济基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年工资制度只有以做最大坏事的方式来引进、管理和供给资金时，它才对我们达到目标的机会构成威胁。就其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
就算这样，要期望这些必要的调整都可以实现，或者甚至希望国家的政治条件可以产生承担这么严肃而无私、为口号丑化的、充满细节困难的、肯定没人感谢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足乐观精神的。特别多的人会喜欢从这个任务中浮现而出的美国，不过他们仇恨承担这个任务的人。
（4）过渡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只有下述这方面和我们的主题有关：过渡困难所产生的局势和导致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产量的扩大，并让我们对“可能性的估计”全都落空。通货膨胀的危险是一种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情况。20年批发价格指数大约是1914年的2.3倍。价格上升发生在一场战争努力之后，而那次战争努力不仅在商品和劳务消耗上远比最近这次战争努力数量少、时间短，并且每单位商品和劳务支出也比较小心负责。如今需求量之大是当时所不能相比的。而税收优惠为投资者永远保持众多战时公债提供充分动机。当前的情况是，调整后的存款总额（不包括银行相互间存款、美国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银行外通货总额在1950年4月份达到1740亿美元（1929年6月为551.7亿美元，1939年6月为609亿美元），还没有说到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有多少会变成现金用于还债以外的别的用途。所有明白事理的人应该能对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形成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鉴于政府鼓励或默许随意而普遍地要求较高的货币工资率——由于通货膨胀通过工资清单到来。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作家和看到猖狂通货膨胀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间会发觉很容易做出判断。为了提出跟我们的论证有关的一个论点，并在面对不可能在这里让人满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形下，让我仅只是为了让事情明确起见，提出我的见解：在我看来把1950年的价格水平定为大约高过1928年数字的50％是有可能的（这段时间中间有几次突破这个水平）；在我看来，在这个范围内让价格水平运动作为调整的工具是合适的；在我看来，人们对一般价格的这种程度的增加的恐惧和对以后几年价格从这个水平下降的恐惧是被极度地夸大了。不过为了让价格无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个限度之内，一定要实施几个措施，这些措施全都特别不受欢迎，为让它们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有着我还没有遇到过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其中有几个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产量扩大的速度；所有人知道假如不干预生产，对人构成威胁的通货膨胀就不能阻止。现在从另一方面说，假如什么都不做，只成立另一个价格管理局，甚至按照激进派所持的理论，向没有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收入课重税，同时不管后果地提高工资率，那么非常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这时，华盛顿政府或许义无反顾地依靠蠢笨而蛮横的手段，如采取货币贬值、“冻结”存款、实行“直接控制”、惩罚“投机暴利者”和“垄断者”或别的替罪羊，同时谨慎地不侵犯农民的利益。这一切会破坏先前的计划，从而把我们带到（不是2000亿美元的目标）某种半生不熟社会主义的边缘。有这种可能。当然还有别的各种可能。
（5）还要注意如何保证有充分的消费这一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的战后典型的问题。至今，我们确实看到很多理由，让我们怀疑所规定的目标——1928年美元价格水准的2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50年是否能实际达到。不过所有原因都建立在对经济过程以外的障碍或许会阻碍实现目标途径的可能性上。不管怎样，经济过程本身可完成那个目标的力量已经让很多经济学家产生怀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全部）写过有关政治信念和科学信念的文章。我们想用停滞主义者这个非常流行的名词称呼他们。
停滞主义理论适宜的典型是由已逝凯恩斯勋爵提出来的。读者只需研究一两项最近几年出现的对战后需求的估计，就能让自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应用于当前事例的情形。这些估计的作者在估计1950年潜在生产量的数字上跟我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跟我们一样巨大，以致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能够继续主张2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他们比我们还乐观，因为他们不坚持一定需要一个对资本主义成功有利的环境条件，原因是他们不谋而合地假定，当前的政治、行政和劳工的实际状况是不会改变的。另外，我对他们提出的失业必定减到最小的估计或对他们统计方法的有效性表示异议，并不再坚持反对，我还接受他们做出国民净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个人支付税和强制性非税支出后的收入总数）数字能够达到的各种假设。为了确切起见，让我们假设这笔可支配收入合计大概为1500亿美元，而公司没有分配的利润数约为60亿美元。
所谓的战后需求就是指预计私人家庭在消费品上（不计新住宅）的花费总数，它当时是这样得到的：按照战前时期（1923—1940）的数据，计算每人在这些消费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两者均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算出两者之间的平均关系，再把这个关系应用到1500亿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上去。假如这个计算方法得到的总数为1300亿美元，那么剩余200亿美元的数量是储蓄，或者，假如我们在此数上面加上公司没有分配的利润，储蓄就是260亿美元。这个论点一般继续去探查这笔储蓄总额可能的出路即投资机会（新住宅建设、存货、工厂和设备的增加、国外投资），并得出结论或者提出意见认为，这些投资机会不可能吸收1950年完全就业水平下国民收入中人们想要储蓄的那样多的数字，起码没有政府帮助不可能全部吸收。所以，政府的国内支出或政府强制“国外投资”的行动是必要的。不过后来另一个建议被人们所喜爱。由于在当前条件下，主张政府赤字开支的所有人明显有被人取笑的危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已经转变方向推荐平衡预算了，他们要求在特别高水平税收上平衡的预算，税收采取高累进率，用来消灭高收入，而这正是对储蓄构成威胁的主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获得者才有储蓄。因此这样做跟“在现代社会里，失业的最终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号相符合。
由此可知，我们期待可以解决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水平的国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为全部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由于高收入意味着高储蓄，又由于这些储蓄不能被投资支出全部抵消，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上——除非财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里——假如真的能达到这个高水平。应该看到，这种理论可以得到（起码部分得到）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实业界舆论的支持。没有比下面这个观点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们可以引导人们“全部用光他们的收入”，或者只要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消费者需求”，所有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一切都能顺利。之所以跟所有政治纲领（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显然没有利害关系的聪明人士对这一点仍感到关心，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推销员心理加上战前20年的经验，就是我为这个正在讨论的理论没有被一笑置之的惊人事实所能提供的所有解释。
那些对这个理论反对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争辩说，国民生产总值和由此产生的国民收入要比估计者假定的数字小，而投资机会事实上比估计者设想的数字大，估计者估计前者时是这样的乐观，而在估计后者时却是这样的悲观。这些议论及类似的议论或许包含很多真理。尤其是能够着重指出，1830年时没有人预见到或者可以预见铁路时代的资本需要或者50年后电气时代的资本需要。不过决定性论点比全部这些简单得多。这个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根据不变的心理学规律，这个心理学规律说，个人储蓄与有没有投资机会无关。显然这是不正常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储蓄希望得到金钱的回报或某种“投资利益”的服务。不仅是大量的个人储蓄，而且事实上所有的工商业储蓄（形成总储蓄的大部分）都是带有特定投资目的去储蓄的。一般来说，投资的决定总是先于储蓄决定，投资的行动也往往先于储蓄决定。甚至在一个人不带有特定投资目的而进行储蓄的那样的情况下，在他做出投资决定前的时间延误，让他受到延误时间内报酬损失的惩罚。看来能够由此推定，第一，只有人们看到投资机会，他们才会正常储蓄，在消失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储蓄也很可能消失；第二，每当我们看到人们表现“宁愿保存现金和存款”的意愿时，也就是说他们仅有储蓄愿望而没有投资愿望——一种窖藏的愿望——一定要用特别的理由来解释，不能求助于专门设想出来的心理学规律。
这样的特别的理由是存在的。其中有一个理由在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最低点——大致上平均10年中的1年——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当周围事物漆黑一团，人们无论做什么，能够预期的都只是损失。那时候他们肯定拒绝用现有储蓄去投资（甚至拒绝用他们先前事业结束时收回的资金作再投资），或者他们将延迟投资，从而在价格进一步下跌中获利。与此同时，因为人们预期他们的经营收入即将受损，或者即将失业因此减少收入，储蓄的数额不仅不会减少反会增加。这是萧条机制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赤字开支的确是一项最明显的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手段。不管怎样，不能以此为据，为所有“过度储蓄”理论辩护，由于这个理论的出现只能是经济萧条的后果，因此不能用它来解释其本身。但是它产生了凯恩斯心理学规律的心理学解释。1929—1932年的大萧条和之后的缓慢复苏依然留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心理学规律连同以此为依据的窖藏理论几乎就是那个经验的概括。
所以，在我们下面的总命题中，萧条引起的窖藏不是真正的例外：储蓄决定依靠投资决定，并是投资决定的先决条件，尽管反过来说是不正确的，由于很明显，银行贷款能够为投资提供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个人储蓄就没有关系。除表面上的例外也有真正的例外。不过两者都不重要。真正例外的例子是，窖藏的目的在于积聚所有人知道只有在印度、中国和埃及曾经广泛有过的大量财富，以及暂时性的出于习惯的储蓄，这种习惯和别的所有习惯一样，只要形成或许存在的时间比理论解释得通的时间还长。表面例外的例子（跟我们提出的萧条——窖藏的事例相类似）如为准备一项非常巨大投资的资金而存储，这是一个可能有，但明显不重要的例子；或者为了预防发生意外事件，预备老年使用等目的而进行储蓄，这种储蓄即使除了安全感之外就算没有机会获取“报酬”也还是会进行的。
所以，假如停滞主义者的忧郁是唯一让我们烦恼的事情，我们就不用为达到2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担心了。假如证明206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依照让边际储蓄者满意的利润率进行新投资的数额，那么人们只会很高兴他们不会把多余的部分花掉。我们不用担心怎样促使他们“全部用掉他们的收入”，也不用担心公司和个人储蓄的出路。尤其是，我们不应认为强制国外投资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条件下提倡国外投资仅只是试图把一笔事实上的战争赔偿硬加在这个国家身上，让它接受时感到舒心罢了。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同意政府赤字开支的鼓吹者：每当有“累积的下降过程”的危险时（无论因为经济周期机制所本有的原因或因为任何其他原因），也就是说，每当A对生产的限制导致B对生产的限制这样的扩散遍及整个经济的形势威胁要出现时，这时价格在先前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跌，失业在先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开支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因此，假如我们有意忽略所有其他应该考虑的因素，正好把其称为有效的补救办法。制造紧急危机的政策是我们真正要反对的，而不是紧急情况出现时能够产生收入的政府开支，在危机中这种开支必须付出不可。
（6）不过不幸的是，假如它预测会实际发生怎样的问题，我们的结论与停滞主义者的结论没有特别大的出入，这是读者能够预料的。尽管从人们的储蓄嗜好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从其他的因素说，有众多的可怕之处。工人骚动、价格控制、烦人的行政措施和不合理的税收完全能够让收入和就业产生正像停滞主义理论所证实的结果，或许真的产生政府赤字支出必须产生不可的形势。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像过度储蓄的现象，就是人们对他们投资决定不愿执行的情况。我们始终在讨论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发觉，在经济过程本身中没有固有的原因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我们也看到在经济过程之外有各种原因会起阻碍作用。另外，我不装作懂得真实结果将是什么。无论它是什么，它将是社会形势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不仅美国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只有此后半个世纪左右是这样。本书详尽论述的长期预测不受影响。
第三节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俄国对她的盟国的胜利是跟我们预测有关的另一个因素。这个胜利和美国的经济成功不同，它不但是一种可能性，眼下还是既成事实。从并不强大的地位出发——在这个地位上，按照所有一般政治比赛的规律，俄罗斯或许必须接受她的盟国认为适当施加的所有条件，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不特别重要的位置——她上升到远远超过沙皇统治下她曾经达到过的强大地位，虽然人们可能设想，英国和美国曾经希望或曾经争取过不让这种情况出现。而且最高成就——她的政治系统所特有的方法让她能够扩展她的真实力量超出她正式征服的地域，同时让她的权力范围看起来比实际小得多，因此那些在危险关头她所做的让逃跑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满意的假装的让步，就算没有为她带来事实上的收益（如有时事实表明），却从不包含真正的牺牲。如果读者回忆起1939年以来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包括民主、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小国独立自主等目标，他必定能理解如今发生的事情等于俄国战胜她的两个主要盟国，能够希望得到差不多彻底的投降。
首先要对为什么产生这个结果加以解释。我担忧那些只认识非个人因素（或许还加上机会因素）的历史分析家无法做好这个工作。非个人或客观因素都对俄国不利。甚至其庞大的军队也不是众多人口和富裕经济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工作的结果，此人强大得完全能够让人民安于贫困和顺从，可以把不发达和有缺陷的工业设施的力量集中到军事目的上来。不过这还不够。那些对运气与天才如何纠结在一起从来不懂的人们，在以伟大胜利结束的一长串事件中，当然只注意幸运的机会。但这一连串事件包含同样多或者更让人绝望的形势，在这些形势中布尔什维克政权有过很多次毁灭的机会。政治天才的含义显然在于十分完美地利用有利可能性和消除不利可能性的才能，不过在事后，肤浅的观察家仅仅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察看从与德国达成“谅解”这一惊人杰作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我们看到一位大师的手笔。斯大林的确从来没有遇到能力能够与他匹敌的人。不过只会加强历史哲学的正确性，即历史为领导人的才能——在这个特殊事例中为领导个人的才能——留下充足的发挥余地。一个独裁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不受那些会分散民主政治领导人注意力的需要考虑事情的牵制是现实主义分析能为“非个人理论”所做的唯一让步。
第二，尽管我们通过对各种细节发展的注意，能够懂得这种难以置信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不过这并不能帮助我们懂得现在世界准备如何应对出现在所有人眼前的形势。这个问题最终要看美国的态度。由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衰弱、饥饿，并毫无保护地随时有被俄国打击的可能，当然不能指望它们作有意义的抵抗。西班牙是真正独立于俄国的唯一欧洲大陆国家，俄国对她的政策让我们大部分人深有感触。差不多一样独立的法国其国内的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中最强大的俄国卫戍部队。对于英国，众多迹象表明，如果她有能力做决定，1941年以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早就大不一样了，任何能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英国人都带着厌恶与担忧的心情注视当前的局势。但是她依然不采取强硬路线，这只能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假如她这么做事，她将冒可怕的风险，冒单枪匹马跟俄国作战的风险。尽管美国很可能跟她站在一起，不过这是不确定的。为什么？
对于一位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观察家来说，非常明显的事情是，从荣誉和利益考虑，美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一种局势，在这个局势里大部分人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人权的东西被剥夺了，在这个局势里有比战争更残酷和更非法的行为要加以制止，在这个局势里巨大的权力和威望集中在象征否定基本原则的政府的手中，而这些原则在美国大部分人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要美国人民担负牺牲去进行一场让数百万无辜妇孺经受无限恐怖的战争，而主要结果是把全部独裁者中最强大的独裁者从两军包围中除掉，那当然是不值得的。但这必然是一件半途而废比不做还要坏的事情。并且来做的另一半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容易完成，因为日本投降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不必说她的经济力量）保证了她独一无二的优势。
不过，假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观察家对这些道理进行争论，我们不得不回应他，指出他不懂政治社会学。在斯大林主义俄国，外交政策依然是沙皇统治时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政治。确实有一个由华盛顿总统忠告传下来的传统。但是它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它没有玩所有其他外交政策复杂游戏的传统和机关。在受到宣传的猛烈刺激时，美国会采取或接受干预海外事务的积极活动的路线。但是她会很快对之感到厌烦，而现在她已经厌烦了，包括对现代战争的恐怖的厌烦，对牺牲、税收、兵役的厌烦，对官僚机构规章的厌烦，以及对战争口号和世界政府的理想的厌烦，所以她特别渴望回到她习惯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立刻受到攻击危险的时候，所有力图促使她进一步加紧努力的企图，对于所有希望这么做的政党或压力集团是十分失策的政治行动，所有政党或集团看来都不带有这种希望。那些痛恨德国或国社党政权的人如今满足了。他们使用他们过去经常指责为逃跑主义的相同论点来支持对俄政策，这个政策在希特勒德国时代经常被批评为绥靖政策。假如我们遍查形成美国政治模式的利益集团名单，我们发现它们（尽管因为不同原因）全都赞成绥靖政策。农民对此不太关心。有组织的工人或许受到，也或许没有受到真正亲俄派的严重影响，工会或者一些工会会积极阻止对俄开战，这个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也或许不正确。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必讨论（一般讨论时不是毫不在乎地否定就是毫不在乎地肯定），因为目前在政治家看来与形势关系最大的事实是，没有人会怀疑，1940年拥护战争的工人现在鲜明地反对战争。但是让人最感兴趣的观察结果是，工商阶级也有着相同的观点，尽管它们的态度在感情和意图上肯定不是亲俄的，不过在后果上实际是亲俄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喜欢说资产阶级带有想把苏维埃共和国置于死地的企图。他们肯定会把对俄战争描绘成大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的战争，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现实的了。工商阶级一样厌倦战争口号，厌倦税收与控制。对俄作战将堵住眼前对工商业有利的趋势，代表着更重的税收和更严的控制。它将让工人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另外，它不仅将打乱国内工商业的生产与贸易，并且将失去非常诱人的工商业发展前景。同时苏俄或许成为特别巨大的雇主。她从不曾拖延付款。很多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信念正在被这个事实破坏。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算见到绞刑架上的套索时还始终这样认为。不过要想把这个不愉悦的景象掩饰过去是很容易的。任凭俄国再吞噬一两个国家。那有什么关系呢？让她充分得到她需要供应的所有物品，她就会不再愁眉不展了。20年后，俄国人会跟我们完全一样地爱好民主与和平，他们所想所感也和我们相同。另外，到那时斯大林也已经逝去了。
再重复一遍，本书的目的不是引导读者得到确切而实际的结论，而是提出让读者获取自己实际结论有用的一个分析见解。另外，在由机会决定的问题和易受新的想象不到的因素侵入的问题中，预测不可能比先知预言更有意义，所以不可能有科学依据。相信读者可以完全理解这一点，我现在仍旧要以总结我们这部分论点的方式，采用一个显得合理的结论，不过我的目的仅是确定我们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打算要做的恰好就是本书一般地有关伟大社会主义主题始终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推断一些观察得到的趋势。
一些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说明，除非斯大林会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错误，否则在今后很多年内不会有战争，俄国将没有干扰地开发她的资源，重建她的经济，建立起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在绝对上还是在相对上都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前面插入的“除非……”，我想它限制而并没消灭这个结论的实际价值，那就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它是那样的赤裸裸，甚至志同道合的人也不容易把它解释成全属正当的“防御”），显然会在任何瞬间突然爆发战争。不过要防止这个可能性一定要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斯大林政权的外交政策必须以谨慎容忍为最突出的特性；第二，这个政权在容忍中能得到种种好处；第三，在达到帝国主义成就的顶峰上，这个政权可以在出现真正危险信号，或面对“更强硬语调”时，做到容忍并放弃前哨阵地，就像它近来只能做的那样。不过在10年重建时期之后，这个看法将会改变很多。战争机器准备完毕能够使用，此时要想不用它越发困难。并且，除了英国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得舍弃她的所有传统立场，否则仅仅存在的那个独立的岛屿国家可能被证明是俄国独裁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就像她被拿破仑独裁政权所不能容忍一样——反过来说也一样。对这个事实的理解当然是丘吉尔警告的实质，也是已经开始的军备竞赛的理论依据。
不过为了对所有的这一切进行正确评价，另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在心里。在和平时期和在可能就要发生战争的时期，特别是在没有战争但充斥着战争威胁的中间情形下，全世界共产主义团体和政党对俄国外交政策自然有最大的重要性。最终，官方的斯大林主义近来恢复宣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接近的斗争这一迫在眉睫的世界革命，以及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等就不足为怪了。更加重要的是，了解像这样的口号尽管从俄国观点看来是有用或必要的，不过它扭曲了俄国帝国主义这个实际问题，除了第五纵队需加考虑外，它们跟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俄国的麻烦不在于她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她是俄国。如果把俄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混淆在一起就是误解了世界的社会形势。俄国问题只在两个方面与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系。第一，共产主义团体和非共产主义团体中亲俄派的存在，形势的结果必然倾向于让工人政治活动激进化。也不总是这样，比如，法国共产党人曾投票反对两个重要的社会化法案。不过总的说来，假如唯一目的在于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必然结果肯定会出现。第二，在战争情况下，我们将得到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是现代条件下所有战争都有的，就算是一场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想象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