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序章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风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宏大气，俨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俊秀，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

在这一群“俊男美女”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

这真不怪它。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

玄武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它古称“桑泊”，位于楚国的金陵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金陵邑改设为秣陵县。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于是被顺便改名叫作秣陵湖。

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有王气。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都难以长久。

这个故事于史无证，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

整个汉代，秣陵湖籍籍无名，并没什么显著事迹。到了三国时代，孙权为了避自己祖父孙钟的讳，干脆废掉了“秣陵湖”和“钟山湖”这俩名字，改称其为蒋陵湖——因为湖边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汉代驻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蒋子文。

孙权喜好奢华，为了修一条青溪，把蒋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后来孙权又大修宫苑，计划在宫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怜蒋陵湖已快被抽成湿地，实在伺候不动这位大帝。孙权没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宫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蒋陵湖又得名叫“后湖”，意思是在宫苑之后。

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饮马塘、练湖、习武湖等等。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个时候的玄武湖，面积是现在的三倍那么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本用于编练水军。后来南朝帝王们觉得拿这种风景练兵太浪费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岛屿，模仿蓬莱、方丈、瀛洲，号称“三神山”，还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华林苑和乐游苑，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玩乐的绝佳地点，一时兴盛无二。

可惜好景不长，隋文帝南下讨平了陈朝之后，怕前朝余孽死灰复燃，便将建康城的宫苑推平，让农民在上头耕种。建康这个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于玄武湖，它离宫苑太近，也未能避开这场劫难。

它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代的颜真卿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地方官，他在玄武湖原址设立了一个放生池。想想看，一个偌大的湖泊，居然被填成一个放生池的规模，这得有多凄凉。李白曾有诗感叹：“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江州。”这个“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终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缩成一团，默默无闻。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时代，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样喜好奢华享受，玄武湖这才被重新疏浚，勉强恢复昔日“名目胜境，掩映如画”的风采。

有一次，一个叫冯谧的宠臣对李后主说：“当年唐玄宗赏赐了贺知章三百里镜湖，传为美谈。我退休的时候，只要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也就够了。”李后主没吭声，旁边的尚书徐铉讽刺道：“天子对贤士一向慷慨，区区一个小湖送就送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惜没有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值得赏赐啊。”

[注释]冯谧喜湖，典出宋人窦萃（别号天和子）所编《善谑集》，原书已佚。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说郛》时收录八条，包括上述这条冯谧喜湖。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又开始走霉运了。这次它迎头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宁府担任知府，办公地点正在玄武湖旁边。他是个出了名的务实主义者，每天看着湖边胜景，觉得闹心。这风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太浪费了。于是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建议排空湖水，改为农田。他算了一笔账，将这个湖填平，可以多得200余顷好田。

这种好事，朝廷自然无有不允。就这样，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开十字河，立四斗门。可怜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为放空，化为一望无际的农田，只留下十来个小池塘，仿佛它眼眶中满盈的泪水。

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被人类干掉了。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特意写了一首《书湖阴先生壁》以为纪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是钟山、覆舟山，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成为“护田绕绿”的条条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对城市规划缺乏了解。没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一下雨就涝。这个麻烦从宋代一直持续到元代，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两次重新疏浚。在钟山附近开河道，重新蓄水还湖，才算让玄武湖稍微缓过来一点。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之后，他着手对玄武湖——那会儿其官方名字已被定为后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复到最盛时三分之一的格局，够资格重新称湖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身伤痛的后湖挺高兴，觉得自己总算否极泰来。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会在我这儿建个行宫林苑什么的吧？过去的奢华好日子，眼看就要回来啦！

它没高兴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离奇的命令：封湖。

随着皇帝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冲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硬是在京城脚下隔离出了一块戒备森严的禁区。

也许只是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这样猜想。

它万万没想到，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将近三百年，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终明一代，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成为大明最神秘的区域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明朝廷如此大动干戈，把这座命运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是风水考量？是灵异作祟？抑或湖底镇压着什么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对。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就得先牵扯出一个历代帝王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大题目。

第一章天下透明

让咱们先把玄武湖搁在一旁，视线稍微放远一点，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阳。

在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阳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说鸿门宴，它是件大事，还没发生。

这件小事与鸿门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但对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乃至后世来说，它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刘邦抢在其他诸侯之前杀入关中，兵临咸阳。秦三世子婴手捧玉玺出降，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这群沛县穷汉进入大秦国都之后，立刻被其繁华富庶迷花了眼，纷纷冲进各处府库去抢金帛财宝。就连刘邦自己，也赖在秦宫里不愿意出来。这里多美好啊，有精致滑顺的帷帐，有名贵的萌犬和骏马，有琳琅满目的宝物，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女。

在这场狂欢中，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他叫萧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知道，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来到大秦丞相、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这里门庭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

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分类，然后一一打包好。

没过多久，刘邦去鸿门参加了一次酒宴。回来以后，他一脸晦气地吩咐诸将收拾行李，准备退出关中。紧接着，项羽大摇大摆地闯进咸阳，他趾高气扬地告诉刘邦：“你去汉中当个汉王吧。”然后把三个秦军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封在秦岭北边，牢牢地镇在汉中与中原之间。

刘邦大怒，汉中又小又穷，道路险峻，再加上这么三道枷锁，明摆着不打算让自己翻身啊！他心想，干脆赌一把，带兵去跟项羽拼一场算了。周勃、灌婴、樊哙几名部下轮番相劝不果，这时萧何站了出来，问他：“去汉中称王，跟死相比哪个惨？”刘邦说：“废话，当然是死更惨。”萧何说：“现在咱们跟项羽打，铁定是百战百败，纯属作死；您何妨学学商汤和周武，先去汉中隐忍一阵再说。”

刘邦看着萧何，觉得他话还没说完。

随即萧何讲出一段详细规划：“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估计刘邦听完这话，肯定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释]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诫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登记造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儿、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注释]主吏掾：秦朝县令的属吏，汉朝改为功曹，主管衙署内所有吏员，有考核、裁汰之大权，故有主吏之称。掾，原为佐助之意，后为副官或官署属员的通称。萧何曾任秦沛县（今徐州沛县）主吏掾，能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业绩数据，每种数据干什么用的，各种数据背后是什么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一瞬间，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成都的蜀锦产量，还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壮丁总数，翻阅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翻阅一下，探囊取物。

刘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汉中，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

如《里耶秦简》编号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关系非常清晰。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偶尔犯浑，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每一次挥动武器，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伸展，纠缠，韧劲十足。

慢慢地，战神开始疲惫，藤蔓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它们被打断了无数次，可总能卷土重来。战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却惊讶地发现早已无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满……接下来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说那些名将是藤蔓的枝，那么萧何就是藤蔓的根。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这是刘邦给萧何做的工作总结。这些工作没有冲锋陷阵那么华丽激烈，也没有运筹帷幄那么惊艳烧脑，只是无休止地和数字搏斗的琐碎。它没法保证汉军在战场之上连战连捷，但可以让汉军在战场之外始终不败。

[注释]据《华阳国志》所载，刘邦“自汉中出三秦伐楚”之时，“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萧何这位同志不仅负责了信息搜集工作，还撸起袖子把收税、后勤的活都给干了，打仗的钱也都是他弄来的。所以最后，刘邦说他是首功之臣。

于是项羽百胜而后一败，刘邦百败而后一胜，江山遂告易手。

刘邦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他称帝之后，论功行赏，把负责后勤工作的萧何排在了首功。

若没有萧何当初从咸阳果断运出的那一大批无人问津的档案，这种奇迹般的运营效率简直无法想象。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户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马迁为萧何这个行为做了总结：“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当然，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刘邦在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这个“名数”，颜师古解释说是“户籍”。“不书名数”，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

[注释]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语出《汉书·高帝纪》。古之为盗者，多保据山泽，占山为王，汉儒贾山曾言，秦“群盗满山”。汉高祖刘邦十分清楚，之前战乱年代，百姓多离家逃难，聚集在山泽之间，没有户籍，不受管控。据《汉书·严安传》所载，秦朝末年，连年战乱导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牛马使。死个把男人不要紧，我们还有女人呢！运输队里面都是女的。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经过战乱，许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无法满足，出趟门连四匹纯色的马都凑不齐！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为参考，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

但不更新又不行。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维持一个国家，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税基；有了税赋徭役，政权机器才能运转，实行有效统治。想做到这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

这个难题，刘邦自然而然地交给萧何去解决。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初为算赋”，然后以此为基础，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在《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之外，又补充了《户律》《兴律》《厩律》三部法律。这其中的《户律》，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的一套户籍制度。

[注释]《户律》里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上报自己的年龄。如果岁数太小，又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那么就要当地的官员估个数，替他上报。如果报年龄的时候，虚报达到三岁以上，就要罚钱。制定这条法律，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萧何事先就考虑到，有些人会虚报自己的年龄，不愿意被登记为“丁”，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后来，曹参继承了萧何的职位，就随便混混日子，天天喝个小酒什么的。人家问曹参你干活怎么这么不积极啊？曹参说萧何制定的规矩太好了，我还要费什么脑子呢？后来这成了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话题。简单来讲，汉户律“计家为户，计人为口”，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爵位、年龄、性别、相貌肤色、健康状况等。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一户有多少田亩、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写明。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皆据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谓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年龄、垦田、税收、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乡里交县里，县里交郡国，最终汇总成“计簿”，再派专人递交中枢。

中央这边接到“计簿”，由御史先审核一轮，确认数字没问题，再提交给丞相。有了这些数据，朝廷可以保证税收，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

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由汉律来落地实行。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用《大学》里的话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盛，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

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注释]东晋的户籍制度：西晋因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而亡国，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国号仍然为晋，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纷纷渡江南迁，称为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据《隋书·食货志》所载，本来户籍无黄、白之别，皆是黄籍，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故产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侨人越来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故出现了旨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的土断，努力恢复户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扩大征税、服役人群。

唐代的户籍制度：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唐高祖年间，凡天下户口，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编造一次。编造户籍时，地方官吏必须亲自检阅人丁的形貌，将结果记录在册。因各地常集合五党或三党为一团进行，故称为团貌。团貌要耗费相当可观的人力，所以，在户籍编制正常的情况下，貌阅的重点对象为与赋税制度密切相关的五个年龄段的男子，以及可以免除赋役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残疾人。

宋代的户籍制度：宋代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又称税户，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根据地域、田产的不同，分为五等，使之在负担差役、杂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上户承担重难差役，中下户承担较轻的差役。客户，也称佃客，指没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为人佣耕的佃农。官府出于征发劳役的需要，将客户也登记在册。坊郭户和乡村户大约始于宋朝初年，其实就是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两种人交的税不一样，城镇户口又有钱的，就要交更多税。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都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客户则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也越稳定。

因此我们会看到，历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统计天下，修造版籍。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规则设计完备，资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刘邦，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很快便能进入状态；司马炎运气更好，魏、蜀、吴三国皆袭用汉制，三分归晋之后，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帮它“大索貌阅”，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照单全收便是。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作“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花户、葡萄户；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其实算得上放养。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注释]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多死伤祸乱之事，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赋税征收没有根据。据《明实录》所载，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啊，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注释]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民之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不得擅自改变。万历年间，《大明会典》重申，所有军人、农民、驿站工作人员、盐场工人、医生、天文星象观察者、工匠、乐工，都不可以擅自转行。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想换轻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见于南齐，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抛开文风不说，它的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户部规定：“户帖”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

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定的。

早在晋代，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而是卷轴装。纸与纸之间左右相连，形成一条长幅，因此宽度不限，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

到了明代，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页页相叠，因此需要把长、宽都规定出来。将长度定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种从古。

看完尺寸，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

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帖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帖，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帖，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要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帖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依照样本批量印制，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并规定了缴还时间。

第四步，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这个提调，是临时差遣头衔，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晓谕百姓，让他们早做准备，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

接下来，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亲自坐镇监督，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

第五步，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百姓大多不识字，需要口头申报，小吏当场填写资料，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作保。三方确认无误，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带回衙门，与其他籍联汇总；剩下的户联部分，交还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儿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见。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作“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配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左半边：“加字壹佰玖拾号”。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以此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只要看田地多寡，还要看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巳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遂不克竟”，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注释]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语出名士杨维桢《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成教授，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此次与周铸同行，前往浙西核田。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觉得他们办事清明、果断，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与实际田亩相符。

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名为《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黄侯，乃黄万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定下南北两都，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丈量之地，田亩难有籍册，如今，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作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听起来不错，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但再仔细一想，不对啊，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报抄籍”，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吗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述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帖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帖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超从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帖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

第二章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户帖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

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

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

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秦的基层组织，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一位伍老；乡一级有啬夫、三老、游徼。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负责治安、征税、司法等庶务。上一级的县令或县长对他们有任免、奖惩、指导工作的权力。

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

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别的不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

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

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

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

[注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汉初吸取秦亡于严刑苛法的教训，立法思想转变为法令要简约，刑罚要宽疏！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废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

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谁来自决呢？自然是当地的乡绅、豪强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先不用去衙门，由本家族长主持公道；谁家闺女私奔了，不用惊动县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缙绅决定惩治手段；闹了小偷强盗，暂时不必请官兵围剿，十里八乡自结义勇，巡逻捉拿；修桥、兴学、义庄之类的公共事业，也不用朝廷特别拨款，当地乡宦富户捐几轮钱就凑够了；赶上规模不大的灾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赈济。

甚至像征收赋税这种大事，官府有时候都可以外包给包税人，自己坐等收钱。比如宋代有买扑之法，规定凡税收千贯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税大商人收一笔定额税，至于商人再从集市里征税多少，官府不再监管——所谓“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到了元代，包税之风更是盛行。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

这个话题，不能简单以“下县”或者“不下县”一概而论。它并非一个“是否”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探讨的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多少管理权，有的朝代多点，有的朝代少点，历朝历代程度均有所不同，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下县的皇权，也不存在一点都下不去的皇权。

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

在明初那会儿，这个问题格外严重。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续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小圈子。中央政令下发到地方，执行难度很高。朱元璋曾经发狠，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会。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

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对质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江南一处叫湖州的地方。

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作小黄册。

这个小黄册试点工程，和户帖制的内容截然不同。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

接下来，就到了规则的关键部分。

无论“甲首”还是“里长”，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居然是轮换制。

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十年一轮。

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

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作“小黄本”……啊，不对，“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每一年催办税粮军需时，县里把命令下发至当值里长，然后当值里长会召集十个当值甲首，让他们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户（包括自家）交税。严格来说，十个甲首能管辖到的，只是九十九户，因为始终有一户在担任里长。

你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如果管户交不起，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就在这儿等着呢。

除了这些，里长、甲首还得负责排解邻里纠纷、文书作保、治安巡检等琐碎的庶务，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居委会、公证处加联防队。

这些庶务，原来都是由当地富户、乡绅凭借威望来主持的，几乎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几家大族掌握着权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机会当“甲首”，有实力竞争“里长”的人家也比从前多，小小一个乡里诸侯蜂起，这土皇帝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户为一图的强行划分，把一些体量庞大的家族给分割开来。每一个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长要竞争，再想让他们抱团可就难了。

里甲轮换制的毒辣，可见一斑。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皇权暂时下不去，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给更多人。

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得听他的；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尽。

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

更绝的是，无论里长还是甲首，都是从一图之民中遴选出来的。他们没有官身，更没俸禄，该职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黄册的制作费用——均由集体公摊。对官府来说，不需要承担管理人员的成本。

如此一来，提高基层掌控力和减少管理成本两个目标，不就都实现了吗？

这个里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来自户部，而是来自隔壁单位的刑部尚书开济。

开济是洛阳人，曾经在察罕帖木儿麾下任掌书记，是个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于绍兴的甲首法拿来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

[注释]察罕帖木儿：元朝末年有着非凡军事才能的将领，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在山西、河南等地镇压红巾军，后攻破韩林儿龙凤政权的都城汴梁，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为贰丞相，掌军国重事，是朱元璋非常忌惮之人。可惜，后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杀。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汝阳王，即以察罕帖木儿为原型。

掌书记：据《元史·百官志》所载，枢密院下设详定使司，负责在四方献策中择其善者上报皇帝。司内置掌书记二员，正七品。察罕帖木儿执掌河南行省时，兼任河南行枢密院事，开济为河南洛阳人，在其麾下任掌书记，掌管详定使司内文书往来与记录。

这个里甲制度始创于湖州，然后在东南几省试运转了十年，效果相当不错。朱元璋有了底气，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开始在全国推行。

全国版的“里甲制”，是以湖州版为基础的2.0升级版，两者的运转逻辑基本一样，但在细节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说，除了农村的“里”之外，还设了两个同级别的建制：城市的户口，叫作“坊”；城郊户口，叫作“厢”。再比如说，除了民户之外，军户和匠户也各自造册，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庙庵观以及田产，就同样得建黄册，不得例外。

再比如说，一里所囊括的户数，不再是一百户，而是一百一十户。

在所有的改动里，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里长和甲首的职责不一样了。

湖州“里甲制”对里长、甲首的职责描述，是“催办税粮军需”“追征钱粮”。而在全国“里甲制”的框架下，里长、甲首多了一个职责。

俩字：徭役。

中国老百姓历来要承担两种义务：一种是税赋，要么交钱要么交实物；还有一种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兴修水利，比如运送军需粮食，再比如地方官府还有些迎来送往、日常修葺的琐事，都要征调人力来做。

这些活都是白干的，没有工钱，服役者往往还要自备干粮。

徭役对百姓的压迫，比税赋更可怕。税赋虽重，只要你辛苦耕种，总能凑出来。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备干粮是一重负担；家里损失一个劳动力，导致田地抛荒，是二重负担；税赋可不会因此而减少，最终成了三重负担。对百姓来说，服一次徭役，等于三倍付出，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视徭役。没有这些免费劳动力支撑，古代政府根本无法主持大型工程，无法维持府衙日常运作，更没办法在战时组织军事行动。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为经纬，把徭役分配给每一户人家，叫作“配户当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杂泛”两种。正役是国家征调的各项工作，除此以外都是杂泛，内容极为庞杂，如民夫、皂隶、库匠、轿夫、伞夫、狱卒等。里长和甲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一脸不情愿的老百姓去轮流服这些徭役。

具体规则是这样的：

全国版的一里之内，一共一百一十户，分成十个里长和一百户普通人家。一百户人家里，每十户立为一甲，甲里选一户为甲首。

这十个甲，要排定一个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户，去应徭役，十年一轮换。不应役之年，叫作“排年”；应役之年，叫作“现年”。

到了应役之年，现年甲首带着自己所辖十户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壮丁，到现年里长那儿报到，然后一起前往官府，在规定时间去规定地点干活。完成徭役后，甲首再把壮丁们带回来。

也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十一户人家前往应役：现年里长+现年甲（现年甲首+九户普通人家）。十年一轮，正好一百一十户都有份。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国版里甲制理解成四个同心大转盘：

最内一圈是十个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个里长，再外一圈是十个甲首，最外一圈是十个甲。四个轮同时转动，每一年，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里长、甲首以及甲。

这样一来，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摊派在每一户头上。这个设计，可谓巧妙。

为了进一步公平，官府还要对人户进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为上，寡者为下，每户轮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规则里还加了一个监控条款。如果其中一户逃避徭役被发现，那么整个一甲十户都要连坐受罚。如果一个甲出了问题，整个一里一百一十户都要株连。这样一来，民众为了避免自己倒霉，会彼此监视，无形中替官府做了监控工作。

可是，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问题。

当时的国民识字率很低，综合素质差。人人都有机会管事，可万一他没那个管理水平怎么办？万一他有那个水平，却用来给自己捞好处怎么办？就算不徇私枉法，他为了一里私利，去侵占别家利益怎么办？

任何权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为了确保这个制度的平稳运行，又煞费苦心，特意安装了几个制约装置。

第一个制约装置叫作“老人制”，这是脱胎自汉代三老的一种规矩，在当地选拔年龄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平息乡里争讼的裁决者。朱元璋认为老人“于民最亲，于耳目最近，谁善谁恶，洞悉之矣”。

根据《教民榜文》的记载：“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可见里老人这个角色，等于在里长之外，安置了一个类似于御史或大法官的独立角色，用以平衡监督。而且朱元璋还特别加了一条：“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

好家伙，越级上告还不行，必须先经里老这一关。

第二个制约，朝廷下发了一系列规则。它其实是一本里甲工作手册，里面详细解释了里甲的工作职能以及各种规矩。比如有份文件叫作《乡饮酒礼图式》，这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乡村古礼仪法。

这套朝廷出版的规则，再加上地方自行约定的乡约，构成了基层的准法律条规。里长、甲首就算什么都不懂，只要严格遵循乡约行事，总错不了。而且这些文件是完全公开的，甲内每个人都知道规矩是怎么回事，无形中也有了制衡。

还有第三个制约。

早在洪武四年，当时里甲制还没建起来，地方势力还很猖獗，对征粮工作影响严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临时设置了一个叫“粮长”的职务。

粮长由当地丁粮多的富户充当，平均每一万石（各地区的数字不固定）的税赋区域，朝廷会设置一人。

粮长的工作，是前往京师领取文书，返回自己的辖区，督促里长、甲首把粮筹集好，再带队解运到指定仓口。按照朱元璋的设想，粮长一来可以监控官吏贪腐，二来可以绕开豪右揽纳，上便朝廷，下通民众。

等到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出现之后，里长和粮长的职务范围就显得有点叠床架屋。可这个职务非但没有被撤销，反而更有发挥。粮长开始担负土地丈量、劝导生产以及和农事相关的检具、呈递、蠲免等庶务。

它的地位之高，几乎相当于里、甲之上的一个非正式主官，自然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经过这么一番设计，里长和甲首一来要每年轮换，二来要受老人掣肘，三来还要被乡约约束，四来还得应付粮长。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确保基层干部没有徇私舞弊的机会，更不可能盘踞做大。

皇权到底下不下县，其实正是从这些小细节里体现出来：里长、甲首出自本管，帮役助手皆由其遴选，费用由集体均摊；乡约代行约束，民事争端要先诉之于乡老；钱粮赋税由粮长与里甲共催办之。种种琐碎事务，皆由地方自决自负，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里甲制的现实操作中，还有一些务实的小设计。

比如说，虽然法律规定一甲十户人家，但实际上每一甲的户数，不可能正好凑齐，总会有一些鳏寡孤独的家庭。这些家庭已没法承担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设计者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去了：每一个里的一百一十户人家，叫作“正管”。除此之外，同里产生的鳏寡孤独户，挂靠于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数，有一个单独分类，叫作“畸零带管”。这些畸零户不允许脱离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们甩开。一旦正管户缺编，随时会把他们补进去。

好了，现在规则设计完毕，推行里甲制只剩下最后一步：登记造册。

这事应该简单，此前朝廷已经掌握了天下户帖的数据，现在只消把分散的户帖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户编成一里，不就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或者说，朱元璋没打算这么简单地处理。

以里甲制为基础的户籍册簿，不再叫“户帖”，改称为“黄册”。一里造一册，每一册一百一十户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带畸零带管，还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户的等级。户数满额叫作全图，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户，则称半图。

黄册同样是十年攒造更新一次，和里甲制的三个轮盘同步旋转。

为什么叫黄册？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编撰者张廷玉——认为是其封面为黄纸装裱的缘故。其实这是因果颠倒了。

“黄册”一词，来源于“黄口”。这个词本意是雏鸟，后来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户籍登记中，三岁以下或刚出生的孩子，称为“黄”。所谓“黄口始生，遂登其数”，是说孩子一生下来，立刻就要去官府报备登记，这是一个人在户籍里的起点。从此“黄”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个户籍的代称，也叫“黄籍”。

明代第一次攒造黄册，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规定进呈中央的黄册封面，须用黄纸装裱。可见是先有黄册之名，后才用黄色封面装裱，而非相反。

那么朱元璋搞的这个“黄册”，到底跟“户帖”有什么区别？

咱们还是先看几份实物。

安徽省博物馆藏《万历四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里面的户口信息是这么写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户王叙系直隶徽州府休宁县里仁乡二十七都第五图匠籍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回想之前我们看到嘉兴人林荣一的户帖，上面写的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林荣一的户帖，写的只是一个地址和户籍分类，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这个王叙，在地址和户籍分类后面，还多加了一条“充当万历四十九年分里长”。

这个王叙大概比较富庶，在十户里长轮值名单之内，万历四十九年（1621年），恰好轮到他当第五图的里长。所以在每一次的黄册攒造中，都得把每一户的里甲值年写清楚。

只是多写一句话，意义却变得完全不同。

户帖的意义，仅仅在于登记人口数量，最多能为人头税提供参考。而黄册写明了里长、甲首的轮值年份，也就锁死了他们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记录一里状况的黄册之内，会附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叫作“编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图”。这是一张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标户名，一格一格写明所有人家的应役次序，一目了然，相当于一张排班表。

不过百眼图体现出的这个赋役，指的是正役，还有其他杂泛徭役和临时性的征派，都是当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内。

换言之，黄册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户籍登记，更在于强化徭役管理。从此以后，官府可以拿着百眼图做参考，调动百姓去服各种徭役，谁也跑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黄册在大明朝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赋役黄册。

另外要说一句，黄册所记录的，是除现役军人之外的所有民众的户口状况，主要指民黄册。还有记录其他类别户籍的军黄册、匠籍册、灶籍册等等，分属不同部门掌管。

[注释]黄册与户帖的区别：据栾成显先生的研究，黄册与户帖的区别首先在于，黄册里的事产部分更为详细，不仅载有田地、山塘、房屋、车船、牲畜等，而且列出田土买卖的细目，以及应纳税额等。其次，黄册是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所谓四柱式为基本登记形式，能够体现出十年之间人口与事产的增减变化。再次，黄册编造之时，已经将每户所属户籍、户等、列于第几甲、何年承受何种差役预先编定、记录在册了。由此可见，黄册比户帖更进一步，登载完备，组织严密。

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这份原件是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但它不是从档案库里翻出来的，而是藏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飞有个孙子叫岳珂，写过一部书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出版商决定重印这本书。印坊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购买新造纸张，而是从官府弄来一批淘汰下来的办公旧纸，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处。

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实在是粗制滥造，可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个大惊喜。因为这批旧纸，正是黄册的“清册供单”——这个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帖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的关系、事产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帖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减一口，田地减三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这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帖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帖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太大，所以推行户帖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难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工作。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区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图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得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的民众，就这样被朝廷严密控制起来。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意味着一个新生政权已经渡过了初期难关，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

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

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经常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

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

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

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第三章天下第一档案库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作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作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户部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地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却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册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加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就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长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分别是老洲、新洲、趾洲、长洲和麟洲，对应如今的环、樱、菱、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囚禁李煜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青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都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适合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舟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后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除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还搞了一次拆迁。其时在后湖内外，还住着许多居民，多以打鱼、采菱、湿地种植为生。现在这里要划为禁区，居民们自然也得迁走。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张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作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也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黄册库里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作架阁。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分门别类地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架阁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管理人员还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把书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不能晾晒，因为天气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他们在每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棍，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竿上晾晒。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生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都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后来到了正德年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官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洲跑到环洲。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来自五湖四海，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具体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还要用一长条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号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库房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黄册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本来永乐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后来到了宣德年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位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位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管理层的第三顺位，叫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不分轩轾的配置阵容，倒也符合档案库这种特别重要的冷衙门定位。

除却这几位大员之外，还有五十名监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负责日常晾晒黄册。匠役从应天府所属的两个县里征招，要求还不低。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则晾晒完黄册之后，都没法正确放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京城东、北二城兵马指挥司和沈阳左卫牧马千户所，三个军事单位各出一批歇操卫兵，昼夜沿湖巡视，驱赶闲杂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设一哨，严加防范。

户部十三司还轮流调拨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后湖与四面陆地隔绝，没有桥梁通行，因此黄册库还配属了三十七个船夫和十二条官船，负责与岸上的往来联络。但这些船可不是随叫随走的，平时都停泊在太平门外，用铁索串锁在码头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谓之“过湖”。

过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岛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门外的湖口检阅厅，主事官员仔细查验其身份、凭信文书。无误后，由掌握钥匙的内监打开铁索，带队上船。当日济渡任务结束后，内监还得把船重新锁上，加上封条。

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儿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衢。”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纮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么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斥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复。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抬，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么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在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管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扌左享右）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鱼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当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项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黄册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由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国子监一般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

第四章黄册攻防战

前面说了，黄册脱胎于户帖。两者内容接近，但在很多细节上颇有不同。这些不同，不光体现在两者的格式细节中，也体现在两者的攒造流程上。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首先，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搜集一户人丁、事产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接下来，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官吏并算手、书手进行磨算复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注释]算手、书手：在明代县衙中，除知县、佐贰、首领官等数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各房、科中的吏书来完成的。吏书为吏员与书算的合称。吏员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书算，包括书手和算手，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的工作。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楷书。

黄册的制造材质，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册，都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里长们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顺便提一句，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册实物，属于真正意义的黄册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册供单”草稿。这些供单在用完之后，会送回个人家里，这才让极少部分文件逃过战火，幸运地残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册，都要汇总到州、县衙门。衙门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单独造一个总册，里面没有每户细节，只记录各里的总数——户部特别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领官吏，躬亲磨算”，同样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的汇总数据，再与府册、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注释]飞走：即飞走税粮。据明人赵官所著《后湖志》载，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弊，使用开多收少、有收无除、洒派各户、产去税存等手段，不知不觉间将税粮挪走，还让人无法查证。如有人将新开耕的地亩少报一些，以减少上交的税粮。田地买卖中，买主本应依例报税，把田地上的税粮从卖主名下开除出户，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结书手作弊，拖延税粮入户的时间。有的富户勾结书手，在编造黄册之时，将自家应纳税粮拆分成合、勺，分洒于百户，待征收税粮之时，再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而被洒者被蒙在鼓里，年年为之赔纳。也有的富人买了别人的土地，却逼迫卖家不能移税，使得卖家没有了田产却要继续交税，最终只能逃亡以避税。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隐田粮”一罪，“诡寄田粮，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梦麟《读律琐言》解为，“诡寄田粮，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说。诡寄田粮，即所以为影射也。或诡寄于役过年分，或诡寄于应免人户，各图免差役，是犹纳粮而不当差者也”，即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假，将田地挪到已经过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优免徭役特权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作“奏缴册”，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象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缘彼处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得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监察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复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着太医院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吗？

也行。《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今年轮到他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他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你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干嘛。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在此之后，监生数量一路骤减。正统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户部上书抱怨，说他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依亲读书”，让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依亲读书。等到国子监要调人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考虑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脆逃跑。最终留下来等着应役的，都是必须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国子监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北京国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所入之途虽异，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无举人监生优免事例。”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两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造之册复至。新旧相仍，事务冗促。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攒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说的那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

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注释]案户比民：汉代法律规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间，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叫作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缴纳二十钱，叫作口赋税。通常每户农家，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两口，为了不耽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作更赋。若想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完备的户口登记册，还必须进行户口调查，掌握人口年龄的变化。户口调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际，将一县居民集中到县城，观其面貌、形体以查验其年龄是否属实，登记在人口簿册上，即为“案户比民”。

舍匿虚田：舍匿，窝藏、隐藏之意；虚田，即土地的实际亩数多于名义亩数的部分。百姓有意将多出的田亩数隐藏不报，以免多交税粮。

大索貌阅：大索，即清点户口，登记姓名、出生年月与相貌；貌阅，即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对。貌阅的制度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的案户比民。隋文帝年间，为改变户口隐漏严重、国家赋税减少、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凡出现户口不匹配的情况，地方官吏都要被处以刑罚。此次貌阅，还要求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而居者必须分立户口。此制度为后来的唐朝所沿袭。

冒籍取解：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获得解送资格。若要离开本籍，到其他府州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即为冒籍。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科举制度初设之时，此类现象很少见。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出现失衡，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冒籍取解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如我们很熟悉的大诗人王维，就没有参加本籍贯蒲州府的解试，而因其善弹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欢心，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

衙前差役：衙前，产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期的一种重难差役，由武人充任，负责看管和运送官物。到了北宋时期，衙前役主要由乡村上户轮流承担，服役范围很广，职任繁杂，包括押送漕粮、搬运盐席、送纳钱物、主典库务、采购货物等等，给乡村上户造成很大的负担。后来，因难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减户：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征发差役，以丁口即资产而定户等，不同的户等承担不同难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难的徭役都会归上等户轮流负担，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故高户成为人们的大忌，于是想方设法减少人口和家资，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弃田与人，以降低户等，避免重役。鬻田减户，卖掉田产以降低户等，避免承担重难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种手段。

不说别人，那位“凿壁偷光”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刚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可见人类的天性是很诚实的。

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地转到仆人、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以此减少赋役——还有个名目，叫作“铁脚诡寄”。地方上对抗中央的花招，可多着呢。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特意警告说：“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反着一读，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

那么，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

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

先从最简单、最常见的情况说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父亲、儿子两个丁口，外加一个老婆、一个女儿。当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黄册，王叙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负累也多，得想办法藏匿人口。

他提着四斤猪肉，买通了甲首。在造册时，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只说是新增男丁两口，全家六口人，瞒报了一口。

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旧管四，开除零，新收二，实在六。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一路上报国家。

又过了十年，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之役虽然惨烈，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这次王叙没钱贿赂甲首，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没法瞒过别人耳目，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去了。

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某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他磨算了一下，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字不对，个位数有偏差，前后差了一个人。他一路再往下细查，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上，只有里仁乡差一人，这么顺藤摸瓜，直到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

他调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叙家户口“实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实在”六人，永乐元年变成了“实在”七人。从这个记录看出，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实际黄册里的“新收”这一项，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记录了“新收”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为零。

数字对不上。

不用问，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注明理由和数据来源。户部拿到驳语，一路下发到休宁县，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当。结果，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都因此而面临惩罚。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时，却很难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间，数字增减彼此关联，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就会被驳查发现。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因为上面还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

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这么神通广大，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还多得很呢。

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角）色，捏作寄庄者。”

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

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成了大地主。王叙不是官身，又没考中举人，没法减免税赋。等到要攒造黄册了，王家赶紧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遮掩。

等到县衙把清册供单送下来，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分出去五十亩，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

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长代填，就算拿清册供单给他们检查，也是睁眼瞎。只有到了交税时，这些穷人会奇怪，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官差要求的，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不算太要命，没人敢深究。于是，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希望能进一步减免。里长说了，也没问题。

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结果张三、李四、赵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规矩，里长要把这三户人家列入“开除”，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其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此谓“死寄”。

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一户划为畸零带管，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里长看准时机，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列在这老头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此谓“花分子户”。

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他说能不能再减免？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后里长带着他，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主事收了贿赂，一拍脑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证后盖印，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叫红契。

主事告诉王叙，你不是从杨七那儿买了五亩地吗？你们俩先签个白契，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先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谓“全不过割”。

王叙还从郑八那儿买了十亩地，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你跟郑八说一声，让他还接着耕种，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此谓“包纳”。

王叙说：“我还有几十亩地，没买卖过，这咋办？”主事说这也好办，你假装把一部分田地卖给刘九，或者从高十那儿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补个假手续，把零头一抹，叫“有总无撒”——这个“撒”，是撒数，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这种手段，叫“悬挂掏回”，也叫“虚悬”。

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与档案的人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只要比对无误，就直接核验过。王叙这么操作，可以安全过关。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明显对卖家来说不合算，怎么会答应？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王家和他们之间都是白契，并不受法律保护啊？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杨七、郑八、刘九、高十家边上一站。四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度日。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两——注意这“正常”二字。

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了一跳：“闻民间有言，军、黄二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仅数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叶），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猾之冒破，则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象。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肆意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凭势作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术。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恤……”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产养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1438年）有一个统计，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直接列入开除。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

罗二也是军户，很羡慕张大的境遇。可他家里没钱，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带着全家连夜跑了，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谎称是流民，置买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为古代通讯不发达，没有全国数据库，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也无可奈何。

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可他不想离开原籍，只好另外想办法。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他临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这些都是违法的，可黄册总是人写的嘛，使钱下去，总能解决。

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据说是被盗匪杀死，死无全尸。军中一查，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也只好作罢。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法号“三无”，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堂而皇之地还俗，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子的民户家里。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们全家终于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军之苦了。

还有一种绝妙的办法，叫“挪移”，对，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说吧，张二一家，本来属于饶州千户所的军户，生活很痛苦。张二纠集了同甲的几户人家，贿赂也罢，胁迫也罢，硬是把这一甲的所属，改到了建阳卫。

饶州离建阳不远，但是两者分属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这么一改，饶州千户所便不能从张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阳卫的。而建阳卫呢？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来执法。

两边都管不着，张二这一甲十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夹缝中生活下去了。

类似的逃亡方法还有很多，充分展示了军户的无边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没好办法，只能反复要求“都司、卫所、将应勾军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册呈报兵部，转发其各司、府、县清军官。凡遇册到，将所清军黄册籍磨对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应继人丁”。

更可笑的是，为了怕军户做手脚，还特别要求，军户子弟不得参与军黄册的编造。就连驳查，都不得用军户出身的国子监生。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军民，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无论手段如何，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篡改黄册；而无论改什么内容，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最技术的问题——如何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

一般的手法，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

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实在改不过来，索性挖下一块，重新把别纸补缀上去。还改不过来，拆下绵索，抽走旧页，补入改页。只要大家提前说好，上头无从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况，在民间极为猖獗。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专门上书，建议以后编造黄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还得规定字号。把字写得大一点，容易检阅，就没办法洗改了。

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得经得起层层检查。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也可能查出来，你为策完全，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

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填于红图不可改矣，则改于黄册；印于黄册不可易矣，则公为洗补。不得于小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总，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

因此，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胆大包天，连小吏都不用找，去找运输队。

黄册攒造完成之后，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间要经历数次转运。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别忘了，黄册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前后对不上，终究是个隐患。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可能就会东窗事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修改旧档。把历史改掉，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

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难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利当前，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奇技百出。

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黄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声东击西”。

还是举例说明。

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王叙想把它们瞒下来，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

里长宽慰他说，别着急，有办法。

等到开始攒造里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丝毫没有作弊。不过他把另外一项数据，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写了一人。

里册递了上去，层层呈递到后湖，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现。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驳语：“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驳回本管实核重造，不得迁延云云。”

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图。里长拿着旧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一人，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

册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监生拿着驳语记录一看，嗯，不错，丁口数确实改正了，至于其他内容，上次已经审核过一次，不必复查了。

就这样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叙家篡改的记录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以后一旦田地起了什么纷争，去查旧档，则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此非笔者妄编，且看两个真实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五贤乡，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当地二十九都的里册交上去，驳查人员发现，该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户，叫谢得安，户籍似有涂抹痕迹。比照之前的黄册发现，这家伙本是军籍，却改成了民籍。

驳查大笔一挥，责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黄册再提交上来，驳查监生一看，谢得安已经删掉了，便准备批准入库。可这人恰好很细心，觉得这本黄册页数似乎变多了，随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惊：这本新黄册里，居然多了谢亚兴等十一户人家。

再一看，这十一户人家，也是和谢得安一样的军户籍。

很明显，这是一起大规模“军户逃户入籍”事件。他们先推出一个军户谢得安吸引敌人火力，然后在新册里偷偷把其他逃户做进去。若不是这些人太过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户籍，说不定驳查根本无从发现。

同期还有个案子，这次的发生地是山东济南府章丘县明秀乡。

明秀乡位于官道之上，乡里设有一连串驿站。根据交通工具的分类，这些驿站可以细分为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等等。每一处驿站，都有专门的站户，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驿站服务，也属于职业户的一种。站户的生活状况很惨，负担奇重。他们也无时不思念着改换户籍。

在这一次的驳查中，监生发现明秀乡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点，有王九住等三户人家，本来是驴站户，却赫然改成了民户。

这本册子，立刻被监生驳回重造。等到新造黄册再次送回后湖，监生发现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阚长等十二户驴站户偷偷摸摸进了民籍。

这个声东击西的手法，和宜兴县的办法几乎一样。

当然，大明朝廷也不傻。这两件案子让他们意识到规则上的漏洞，及时加以补救。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如此这般，才算是堵住了这条路。

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染而成。

黄檗树是一种芸香科的落叶乔木，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

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祖师。

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

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

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光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

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天差地远。

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钻孔，用细棉线穿扎起来。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须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

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库的人怎么检查？就算有精力检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糨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

这样一来，封面和书脊会变得颇有甜味。而纸张的天敌衣食虫——古称蠹鱼——最喜欢吃糖类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这盘大餐端上来，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这时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驳查来打脸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黄册库官员上书诉苦，说：“先年法例严明，人知畏惧，纸张无粉，俱堪经久收贮。近年……吏胥、里书人等玩法欺公，故将粉饰纸张攒造，面糊壳面装订。尚未及数年之间，虫蠹易生，蛀蚀腐烂，以致无凭查考，希图日后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乐年的老册子，至今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来的新造黄册，蛀蚀速度极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册，经常一县黄册全数蛀蚀无存：“纸张如粉，灰末成堆，都图丁缠（产），蛀蚀腐烂，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

这一招能杀书于千里之外，无声无形，可谓是黄册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这些弊端，每一次攒造黄册，都反复强调不得粉饰、要用绳编，可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当然，也有人嫌这个周期太长，急不可待。怎么办？还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买通管册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有一个当地人叫陈季三。他爹叫陈质，曾经谋夺了邻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为此贿赂户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册。到了陈季三当家的时候，熊思明家里闹将起来，嚷嚷着要查个明白，要去开后湖黄册库查验。

陈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听，得知从洪武年间开始，每十年就会有一份档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陈质能改地方档案，可改不了中枢黄册库。如果苦主要调后湖黄册比对，肯定会露馅。陈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先买通了押解黄册去南京的负责人，请求队伍多耽搁几天，然后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陈季三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圈，很快就和一个叫高景清的后湖黄册库匠搭上了线。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晒册，即定期把库房内的黄册拿出去在太阳下晾晒，以防潮防虫。这份工作在洪武年间还算轻松，可到了正德年间，黄册累积数量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每天轮番晾晒，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

更惨的是，后湖环境太差。每十年来一次的驳查监生都叫苦连天，更别说这些常年居住岛上的杂役。他们“不谙调摄，致生寒虐等病……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坚持到过湖之日才能去看医生。

晾晒工作繁重，银钱少，工作环境又特别恶劣，这让高景清很是郁闷。当陈季三提出请他帮忙，还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两时，他立刻就动心了。

这个忙，其实特别简单。

由于高景清的工作性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贮藏的黄册。陈季三希望他进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元年这两期库房里，把南昌府丰城县载着自家先祖情况的里册摘出来，毁掉塘产部分。

高景清收下陈季三的贿赂，将这两期黄册的相关页数扯下烧毁。这样一来，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无可据了。这份塘产，从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实在陈家名下。

这件案件怎么被揭发的，史书上并没有说。从只言片语的线索推断，应该是高景清扯下这几页纸，本欲烧毁，奈何后湖不得动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时带出去。结果在过湖时，巡检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这些黄册纸页。

后湖给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这件事，不敢隐瞒，急忙上报。朝廷对这件弊案实在是怒惊交加。怒的是，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对中枢黄册库动心思；惊的是，后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发生过多少类似事件？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胆量、有能力对中枢黄册动手脚，只怕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对，正德皇帝对这个应该不关心，雷霆震怒的估计是首辅李东阳。于是陈季三、高景清各自枭首，一个脑袋挂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黄册库前，一个脑袋挂在了后湖黄册库前，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黄册库的主官和属员，因此也被提问惩戒。而后湖黄册库的两个主官，本也该受罚，但这件案子是他们自己举发，侥幸免罪。朝廷还责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审田产案，把塘田断回给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虑到后湖杂役确实生活艰苦，决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开湖特许应天府派遣医师两人，登岛巡诊。用何亮的话说：“庶恩泽普及，而生命赖以全活；晒晾不误，而册籍得以保护。”

类似的翻墙案子，在黄册库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陈季三过于倒霉，摊上被抓。没被抓的，不知还有多少呢。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查，下面却总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负责驳查的士兵们坐困愁城之中，既无支援，又无补给，面对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束手无措。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个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们投降吧。

于是，后湖黄册库最荒诞的一幕，就这么徐徐出现了。

第五章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

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巨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意思是不够花——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连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驳查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年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驳查举个例子。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用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但毕竟在半年之内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在路上还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可打鱼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

就连最软的两个柿子——上元和江宁两县，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强硬态度。两县在上一年刚遭了灾，若接了这个差事，老百姓非造反不可。

南京户部头可大了，黄册库是本管业务，万一被御史风闻，参上一本“放任黄册损毁不理”，罪名可不小。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挖地三尺，看哪里还有银子可以挪用。

最终还真让他们找到一条路。

南京户部的下辖衙门里，有个“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收储着大批专卖盐货，以供整个南直隶地区用度。户部查阅了一下，发现此时仓库里还有五十四万八千六百斤余盐，不由得大喜过望。

按照规矩，这批余盐会变卖成银钱，给南京诸位官员发放俸禄，本不得挪借。可这时候户部也顾不上这些了，皇上您不给钱养活，须怪不得我们自谋生路。他们打了一个硬气的报告给上头，说实在没钱，不借支的话，黄册库的档案可就全完蛋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上头还能怎么办？很快皇帝批文下来，准许其变卖余盐，所得银钱挪用于纸张、绵索的购买。但皇帝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以后续收余盐，照旧折给官员俸粮，难准再用。”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

瞧这小气劲。

要说朝廷里没高人看出黄册库财务的症结所在，我是不信的，但偏偏就是没人愿意从根本上解决。没办法，祖宗成法，不好轻动，能糊弄就糊弄一阵吧。再说了，大明皇帝们普遍没有财务常识，他们只认准一点，省钱的就是好事，要钱的就是无能，谁会愿意为一个冷衙门去触霉头？

这种东支西绌的财务状态，一直持续到正德年间，终于到达极限。正德九年，黄册库又一次面临驳查之年。他们提前做了一个估算，发现整个驳查的支出，没有两万两打不住，不禁面色大变。

再不想点什么新办法，只怕黄册库就要破产了。

穷则思变，终于有一个叫史鲁的刑科给事中站出来，给中央献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其实只有两个字：“罚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这些罚款，都要交给南京户部转寄应天府，以后黄册库有什么开销，就从这笔钱里支取。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

按照史鲁的说法，从此“不扰一人，不科一夫”，让两县卸下一个巨大的负担，同赞天子圣明。至于被罚款的那些官员，也是活该。你要认真干活，又怎么会被罚款呢？所以这笔钱的来路堂堂正正，叫作“必取之于本分之中，求之于见成之内”。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国库动用一分银子，就能缓解两县负担，又可解决黄册库经费，三全其美的事，自然无有不准。

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

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集团，到底是如何苟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牟利的呢？咱们还是拿王叙家举例好了。

假设王叙家又败落了，沦为一亩地两头牛的自耕农。这一年大造黄册，造册费用须由本里负担。里长一指王叙，说你家负责出钱吧。王叙说好，里长一拨算，说你出一两银子吧。

王叙一听，手一哆嗦：“一本册子才多厚？怎么这么贵？”里长回答：“装订册子的赵记纸铺是官家指定的，价格就这样。你要换一家铺子或者自己装，被户房驳回来，你自己掂量着办。”王叙又问：“赵四家比我有钱，为啥不他家出？”里长一乐：“他家儿子就是本县户房的主事，侄子是书手，你自己去说吧。”

王叙只得咬着牙，乖乖把明年换种子的钱先交了。造好的里册送到县里，赵主事翻了一圈，把书手叫过来，在册子里故意改错几个数字，交上去了。

这本册子一层一层送至后湖黄册库。驳查监生已经得了机宜，要严查错漏，以便多赚经费。他拿到这本里册，随便一看，里面就有一个大错。他兴高采烈地把驳语写好，打回原籍，连带着还有一份罚款单，说你们册子错了一条，罚一两银子。

罚款单送到县里，赵主事把文件收了，另外写了一份罚款单。然后他把里正和王叙叫过来，板着脸亮出罚单，说你们里造的册子不合格，人家给打回来了，要罚款二两银子。

王叙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你们指定店铺造的，怎么会错？主事一抬眼皮，说这是中央发回来的，又不是我们有意刁难，有本事你去找朝廷说去。王叙说我连青苗钱都垫出去了，明年家里吃喝都没着落，上哪儿去交这二两银子？

里正给他出了个主意：“赵四在放印子钱，你去借不就得了，七进十三出，便宜得很。”王叙百般不情愿，可架不住赵主事吓唬、里正胁迫，不得不去借了赵老太爷的高利贷，把二两银子交了。

里正很快又找上门来，说重新修改过的里册也要收攒造费，五钱银子。王叙眼前一黑，说：“怎么还要收？”里正冷笑道：“这算不错了，只让你把驳查的那一页重造。搁到几十年前，整本都要你重造，那可贵了。”王叙穷途末路，只得卖了家中耕牛，换来银钱给里正。

里正转头留下二钱，把剩下三钱送进赵记纸铺，重造了驳查那一页，连同二两罚款交给赵主事。

赵主事收下二两银子，留下一两在囊中，还有一两上交应天府。后湖黄册库的人一查账，好，钱到账了，新页也审核无误，交割入库。

转年到了夏税之日，失去买种钱和耕牛的王叙，钱连交赵家的利息都不够。他只有两个办法，就是把田地卖与赵家，卖身为仆或佃农，或者举家自尽。

在驳费链条里，几乎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有所获利。里正抽了二钱，后湖赚了一两，尤以赵家赚得最多——县里做官的赵主事留下一两；自家开的官府指定纸铺，赚了一两三钱；放高利贷，又是一笔利益；最后还成功地收购了王叙的田地。

唯一的输家，只有王叙一家。

这个例子是杜撰的，但类似的真实故事一直在民间发生着。海瑞曾记录下淳安县的常例收入，其中赫然写有“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的字样，可见负担之重。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那么说回到本题，这个驳费，对于后湖黄册库改善经济状况有帮助吗？

有，简直太有了。

每一条驳查罚银多少，史无明载。不过在正德九年，只是南直隶地区就有十四万户记录被驳回，全国怕不是要接近百万条？

即使每条罚银只有一毫，总收入也不得了。有一项记载显示，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后湖黄册库在这二十九年里收了足足十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账目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

平均下来，一年收入五千六百余两。

这个收入水平，足堪应付后湖日常与驳查开支。黄册库终于摆脱了以往穷苦的形象，跻身新贵行列，扬眉吐气。

现存《常州府志》里载有一位常州籍的明代官员，叫徐常吉。在万历时，他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负责后湖黄册库。府志里称赞他：“故摄后湖黄册，所入不赀，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录书数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为洁白。也就是说，徐常吉洁身自好，为官清正，从来不受贿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官员，显然都是“不皭而染”，一个个在“所入不赀”的后湖主官任上都捞得脑满肠肥。正德之前的后湖官员若见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晕在坟墓里了。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了一样想要更多的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错讹，片纸瑕疵”。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的黄册如雪一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俗话说，钱忌露白。后湖黄册库如今突然发达，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贪欲大发。这么一个没有实权的冷衙门，突然成了香饽饽，凭什么我们不能分一杯羹？

正所谓衙门无罪，怀银其罪。各地官府看到这么一头无力反抗的肥羊，还不好好大快朵颐一番？

于是各地官府，纷纷想方设法截留这笔解向黄册库的罚款，或者巧立名目，或者假借挪移，或者申诉说民贫不堪承受云云。甚至还有地方官府说银子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可惜中途被盗匪给劫光。黄册库想申诉补送？没问题，先去找劫案发生地的官府吧，那是他们的责任；等黄册库找到当地官府，官府说等破案再说吧——这么一来二去，这笔驳银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蜂拥而来的秃鹫，黄册库十分愤怒，屡屡上疏，要求严惩这种“肆行侵渔”的行为。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的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一级到布政司的驳费解送工作。

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了。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的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下去。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算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诉抗议。这种秃鹫争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的小手段变成了官场潜规则。

在一份万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黄册库主官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黄册库提出要求，四六分账。

王蔚大概是真气坏了，他不吝笔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笔大账。

比如南昌府丰城县应缴纳驳费四百三十七两九钱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两一钱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龙泉县，应缴纳一百九十二两九钱，只送来一百一十五两七钱四分，截留了七十七两一钱六分；袁州府宜春县，应缴纳一百三十四两，只送来八十两四钱，截留了五十三两六钱。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举三个县为例。其实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县每一县——注意，是每一个县——的驳费截留情况，都写进去了。那篇奏疏里面，一大半是各种数字的罗列，看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王蔚自己每次见到这个账目，都“不胜惊骇，拊膺热中，切恨该省当事臣工，有何所见，乃敢故违擅留，不行尽解如此耶？”。

可这种举报有用吗？

完全没用。

十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猾，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这仅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他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关痛瘠，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唯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丛。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橐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已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天启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才有如此夸张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驳费是如何一步一步沦落成地方敛财工具，这期间又有多少“王叙”因此破产，然后投身造反事业的。

其实觊觎后湖黄册库这点驳银的，又岂止地方衙门，就连中央部委都看着眼热。

嘉靖二十四年，对黄册库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年初，工部尚书甘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桥，造价估算十万两。以嘉靖那个吝啬性子，这笔钱是断然不肯出的。甘为霖没辙，听说黄册库手里还有十几万两结余，跑过去一张嘴就要借三万。后湖黄册库有心不给吧，这事皇上已经御批了，只好咬着牙把钱给垫上。从头到尾，工部甚至都没提还钱的事。

工部走了以后，黄册库一算账，扣掉各种开销，库房里的银子只剩下五万六千一百两八钱四厘三毫四丝一忽——小数点后都称得这么精准，可见黄册库得有多不甘心。

没过两天，兵部又来了，说边务紧急，你们黄册库先借点钱来花花吧。黄册库没法回绝，只好又哭着调拨走了几万两银子。此时库房所余银子只有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

工部、兵部心满意足地走了，户部又来了，说今年南直隶大旱，得出钱赈济，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调度一下吧。按说户部是本管上级，它的要求黄册库是最不应该回绝的，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存留备赈”之用。

可是黄册库的主官一脸苦笑，指指旁边：“要不您先跟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户部官员一看，哎哟，这位是提督南京织造太监……等等，南京织造是专供皇室织物的机构，跟黄册库八竿子打不着啊。

可再仔细一问，明白了。

原来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纻丝纱罗、织金彩妆、曳撒膝襕、胸背暗花五爪龙，订单数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丝料、金条、红花等原料费再加人工费，造价总共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南京织造恰好账上没钱，特来借黄册库的银子周转。

这可真是太“巧”了。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多一点，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对漕运的竹木收税。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会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抽分厂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么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致）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从此，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等闲官员无法进入，抄册更是困难重重。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案，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申请打开后湖黄册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入库查询，可进去一看，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只好空手而归。（详情请见《徽州丝绢案始末》）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被虫子蛀坏了六千零三十五本，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这才存了八年啊，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有人怀疑，这么娴熟的手段，应该不是初犯。他们再往前一查，发现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好嘛，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将该县经办官吏、里书等拿问惩处，以儆效尤。

这个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内，吉安县也属于做得比较过分的。他们县的黄册，无一例外，全是用劣质纸张粉饰而成，面糊壳面装订。到了覆查之年，一县之册全数化为飞灰，一本都没剩下。看过前章《黄册攻防战》的读者应该可以推想，当地的税役弊情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杀完了鸡，朝廷决定勒令各地的猴子们重新攒造黄册，解湖收贮。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黄册虽然造得糙，好歹已经上交了。而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云南六个司一共五百一十七个缴册衙门，居然一本都没送到。

别忘了，这是正德七年的黄册，八年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发通知造黄册时，正德皇帝还在豹房里活蹦乱跳。如今先皇都凉了，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好几个月，这几个地方的作业还没交。

朝廷发文下去询问怎么回事，地方官员严肃地回复说，我们遵照朝廷精神，严查严纠，务必不出错漏，所以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么办？只能要求“严立限期，务在日下造完……候批回获日，各官俸粮方须关支”。

我给你们停发工资，等活干完了再结。

这点威慑力，其实毫无用处。对京官来说，俸禄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撑，但对地方长官来说，缓交黄册能捞到的好处，比那点俸禄可多多了。朝廷后来也反应过来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将解人家属监并，候批回获日，方须疏放。”

我把你家里人都给抓起来，等你交了作业再放还。

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头说说。转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严抓黄册攒造事项，只提了“停俸”这么一个惩罚措施。可见地方阻力太大，绑架亲属这事无疾而终了。

好在此时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数，不敢太过造次，陆陆续续把黄册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黄册库。六年之后，再开黄册库复查，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黄册，虫蛀坏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简直毫无改善。

不，准确地说，还是有点改善的。

在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对这一事故的经手造册官员予以严惩，罚俸一个月。

嘉靖之后，这种拖延症也没好转。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黄册库的官员做工作报告，说各地还有许多县拖欠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黄册没交。至于隆庆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黄册，对不起，皇上，到现在才交上来三分之一不到。

这种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重大危机，出言提醒：“上界之驳语黄册不到，嘉靖四十一年里书之奸弊已泯没而不可究；今次之赋役黄册不到，隆庆六年见在之丁产又散失而无所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愈久而册愈湮，册愈湮而造愈难。”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没什么用，想整顿地方黄册的纪律，可不是朝廷几道语气严厉的诏书就能搞定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册库主官余懋学决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开库查验，愕然发现这些黄册的格式、内容错谬极多，不胜枚举。余懋学举了一个特别浑蛋的例子：

扬州府兴化县递交的黄册，里面有三千七百余户，户主年龄个个逾百岁。

若非扬州的水土能养人瑞，就是当地暗用诡册，用这些僵尸户予以寄财。而这不过是余懋学随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没检查出来的弊病，还不知有多少。

余懋学上书痛陈，朝廷亦是从善如流，下令整改。没过几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内容几乎相同的奏疏，说了几乎相同的问题。朝廷的态度也特别坚决，文书唰唰地往下发。问题呢，还是依然故我。

类似的故事、流程，每几年就会轮回一次。先是管事官员上书痛陈册籍损毁严重、解送迟滞、驳查拖延，局面十分严峻，然后是朝廷下令严查，最后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回炉重造。至于何时解送，只有天晓得。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黄册的问题就像大明的其他问题一样，已经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了。

第六章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并将其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拨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着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复：“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复，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正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许乘机抽毁，致难稽考。”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吗用，便暂时搁着。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黄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的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册库里取出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变卖了——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

这首诗，可以算作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