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徐州大突围和战后华东3

一七九徐州大突围和战后华东3

一七九徐州大突围和战后华东3

(林晨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本来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倡导啦抗战八年都不会结束。

他会建立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会率军攻入日本本土,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给那些禽兽。而且,此后的日本四岛,将会被奴化教育所笼罩,他们,永远是卑贱的下等人。翻盘历史?抱歉,他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不过,现在这些都完了,这本书,完结了。迫于现实的原因,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毕竟,我要吃饭,要养活自己啊

说一句,写这么多字数,不是为了骗起点的全勤奖,全勤奖要求每天要更五千以上呢我中间停了好几天,怎么着也不可能拿了。之所以会加上后面这些资料,只是为了,给一个不完整的结局吧)

(二)经验与教训徐州会战之前,中**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以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每战辄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台儿庄战斗、临沂战斗以及序战阶段的淮河阻击战斗,都是在这种作战指导下获得胜利的。第五战区成立时制订的作战计划,本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线兵团阻止日军于黄河北岸,迟滞其南进度,以争取时间并掩护第二线兵团的集结及部署。第二阶段是第一线兵团撤至莱芜、泰安山区一线防守,协同第二线兵团在兖州、济宁地区与日军会战。第三阶段是在徐州附近进行战役决战。决战的作战指导是“以极少数部队据守核心,以战区全力之大部”在津浦路两侧开展游击攻势作战,侧击敌人。但是由于韩复榘的不战而退,使这一符合持久消耗战战略的作战计划流产。在第五战区兵力远未集结之前,日军就深入济宁、邹县之线。为了遏制日军的前进势头,第五战区又采取了“以攻为守”的作战指导,动鲁南反击战,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反攻济宁、汶上,令孙震第22集团军反攻邹县、两下店。由于中**队缺少攻坚必须的强大火力,对装备精良,有飞机、坦克支援,并占领据点的日军进行攻坚战,实在是力不能及,难以成功,很快即被日军击败。日军乘势进击,战局迅展至作战计划中第三阶段的形势。台儿庄战斗,第五战区基本上是按照第三阶段计划,以攻势防御的思想指导作战的:令孙连仲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从正面吸引和消耗敌人;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向东、向南出击,切断津浦路并南下至枣庄地区敌人;令主力兵团——汤恩伯第2o军团迂回至向城、兰陵及抱犊崮一带。这一方面切断日军矶谷第1o师团与板垣第5师团的联系,一方面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实施强有力的侧背攻击。担任阵地战的第2集团军,也不是全部投入防守,而是仅以池峰城第31师固守台儿庄,将黄樵松第27师及张金照第3o师分别配置于城东、城西两侧,不断组织正面或侧翼的反击,使日军必须经常分兵应战,无法集中全力攻击台儿庄。正是在这种作战指导下,终于使进攻台儿庄的两支日军溃败而逃,获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临沂战斗中,徐祖诒的作战指导与台儿庄的作战指导基本相同:令庞炳勋第4o军依托城东、城北既设阵地进行固守,牵制敌人,令张自忠第59军前出至茶叶山、船流、诸葛城一线,由西向东对敌人侧背进行攻击;尔后第4o军起反击,在两军全力夹击下,使日军败退汤头,获得了临沂战斗的胜利。淮河阻击战时,也是由于第五战区令韦云淞第31军和周祖晃第7军与正面反击的张自忠第59军相配合,向敌人侧背凤阳、明光等地实施攻击,才使日军撤回淮河以南,从而取得成功。但是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使台儿庄战斗虽获得胜利而不能歼灭更多敌人。

第五战区的攻势防御,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阵地战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第2o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第2o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3月22日,汤恩伯依照战区指示下达了于24日拂晓动进攻的命令,第31师遵令行动,与日军遭遇后逐次撤退至台儿庄抵抗。汤恩伯让自己的第2o军团令第52军24日由集结地向城向进攻出地位的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枣进攻日军;当现日军第1o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营多些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致日军第63联队主力顺利南下,加强了对台儿庄的攻势。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仲急电请援,汤恩伯均未采取行动。据战后写成的《战斗详报》,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93〕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李宗仁见汤恩伯始终按兵不动,3月28日夜不得不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计划,迅即南下先歼灭台儿庄之敌。据说又由白崇禧敦请蒋介石亲自下令,〔94〕汤恩伯才“调整部署,从事对台儿庄之攻击准备,3月29日其两军分别在青山附近集结完毕”。〔95〕第52军先进至獐山以东地区,“3月31日下午,汤恩伯方率85军到达台儿庄东北之河南头、杨家油一带,经与52军军长关麟徵研究后,决定第85军从4月1日起在52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之敌攻击前进”。〔96〕虽然孙连仲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伯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97〕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o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o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第2o军团与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战斗,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既靠拢了主力,又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责备伤亡极大的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有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复杂,造成了各部队常常协同不好。这有一定道理。但从军事角度看,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当为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同为中央嫡系的部队中也往往生类似事情。如豫东战斗时,正当日军第14师团陷于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包围之中、濒于被歼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第16师团西进的第8军军长黄杰无视战区长官令其死守归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亏一篑,不仅未能歼灭敌第14师团,反而形成全线大撤退。另外,临沂战斗中也有缺乏全局观念,导致作战指导丧失战机的情况。日军猛攻临沂,第五战区调第133旅及第13军骑兵团驰援,但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停止进攻,奉命率主力增援台儿庄。作为第五战区的长官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98〕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已与第2o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等,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决心占领阵地防守,仍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99〕话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作战指导上都缺乏全局和展的观念。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是造成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因而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这样,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因而李宗仁一面致电统帅部,一面请白崇禧回统帅部请示向第五战区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图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最高统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oo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中国部队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三)关于花园口决堤当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方向进攻时,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竟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制造水障来阻止日军的西进。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姑不论此举使豫、皖、苏3省4o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o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该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国民政府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也判断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有三种可能,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挥日6、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日军虽已占领了郑州,其大本营也未必选择由平汉路南下的方案。因为这时的形势和“七七”事变时已有所不同。此时,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广泛的游击战已经展开。仅以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1938年2月上旬的作战为例:先后攻占了新乐、定县、望都3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日军如以平汉路为主攻方向,则不仅海军毫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必需有大量兵力,这比保障长江畅通要困难得多。事实上,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而沿长江及淮河西进进攻武汉的构想,早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日军“在下令徐州作战时的上旬,大本营已经有了腹案”:令日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从“5月以后已6续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了兵力”,以便协同6军进攻武汉,并于6月3日又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还令海军“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1oo〕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至于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则更非决堤制造水障所造成。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力攻取。当时日军的战略企图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以“促使中**队投降”、〔1o1〕使国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日军如企图占领豫中,水障是阻止不住的。假如日军增兵河北、南下进攻,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既挡不住西进的日军,恐亦很难挡住南下的日军。抗击日军的关键是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o月2日强渡黄泛区,1o月4日即攻占郑州;1944年,第一战区虽经过3年的经营,日军动所谓“1号作战”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o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所以,对国民政府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上的作用是不宜夸大的。设更进一步探讨,如果不放水淹死数十万人民群众,不使上千万人民群众散逃他乡,而是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对抗战必定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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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之铁血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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