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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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正面：《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反面：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古本《西游记》：

在吴本之前，是否有一本与之相近的《西游记》？《永乐大典》载有残文，但内容太少，难以考证。

吴本、朱本、杨本的先后顺序：

自郑振铎以来，各家自有其理，难以说服对方。

孙悟空由来：

鲁迅(周树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

陈寅恪、胡适：其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神猴哈奴曼。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玄奘大弟子说：玄奘在偷渡出关时所依靠的第一个弟子石盘陀。石盘陀为胡人，出家成为玄奘弟子后即为“胡僧”，可能因此口耳相传讹误为“猢狲”。且胡人体毛相较于中原汉人而言较多，也可能给予时人毛茸茸的印象。石盘陀在玄奘出西域后帮了不少忙，然而最后却起了异心，欲杀玄奘。两人间屈折离奇的关系可能为西游记中唐三藏与孙悟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灵感与启发。

《西游记》在韩国：

《西游记》是从高丽（918—1392）末期开始传入韩国的。在明代通俗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前，宋元时期已有关于《西游记平话》的介绍。译官们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里已经有关于《西游记平话》的部分内容——《车迟国斗圣》。现在在韩国对《西游记》的研究虽不能算活跃，但也始终没有间断过。经调查，现有博士学位论文4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小论文数十篇。在韩国，不但有关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人们对于《西游记》的翻译出版也怀有极大的兴趣。现在不但有几种全译本，而且精读本及童话书籍也有几十种之多。（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5期）。

《西游记》中的纰漏:

在“真假唐僧”这一篇中(为方便表达，均以连环画套书名称)，说的是有一青毛狮子精变化为乌鸡国国王，要代坐江山，取身富贵。可是却让孙悟空给坏了好事。在争战中无法脱身，只好变化为唐僧的模样欲求保命……咱们这里就不再论述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为什么就辨不出真假，反而要忍受紧箍咒之痛，才能看出妖身(当然这也是个不小的硬伤)。现在只看结果。那妖怪无处逃脱的时节，是文殊菩萨赶到，说明是自己的坐骑。悟空以他假变国王致使三宫六院受他玷污，有坏纲常为由，要将他打死。又是菩萨告白说这是个骟了的狮子，不能行玷污之事，悟空这才让菩萨把他带走了。可是在后来“智战三魔”这一篇章中，又有一个青毛狮子精，他伙同白象精以及金翅大鹏雕精，在狮陀山阻碍四人西行，要吃唐僧肉。孙悟空在和青狮精的争斗中，使用智谋钻在了青狮的肚子里，把它折腾了个够呛……虽然在三个妖怪的协力下，唐僧师徒也难脱恶运，但是最终妖怪们的主人还是出面来收降了。这里又指明青狮精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

于是这里面的矛盾就显现了：同一个妖怪，同一个后台背景，但却以不同的身份特征前后出现了两次。书中又不曾交待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难道文殊菩萨有两头狮子做坐骑吗？一个是骟过的，一个是健全的？或者干脆就是头一头狮子因为在乌鸡国犯了错误，回来后文殊菩萨对它进行了制裁，又重新起用了一头狮子，可是一个不小心这个家伙也跑出来犯错误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是不成立的。时间差也不对呀！

文殊菩萨在全本《西游记》中主要出场只有三次。第一次“四圣试禅心”时，变化为莫贾氏的女儿；第二次是乌鸡国收坐骑青狮精；第三次就是收伏狮陀山的大魔青狮精。事情并不复杂呀！看来作者情节设定上如果稍微严谨一些，是可以避免这种“撞车”事件的。改一个仙圣，改一个精怪就行了。可是我们却在几百年后，看到了《西游记》名著不幸保留下的这个“硬伤”。没办法这是吴老原作，我们如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指责古人的巨作，又是否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