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白胡子、黑胡子
昨天晚上我们被一位老人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从小街小门进入，顺阶梯往下走。抬头一看，是一个近似中世纪古城堡的昏暗所在，巨大而恐怖，却坐满了人。中间有疯狂的乐队和歌手，唱着凄楚而亢奋的阿拉伯歌曲，四边有很多狭小的洞窟式小间，里面摆满了各个时期的文物供人选购。中厅，也可用餐。
我高一脚低一脚在角落里探看，过来一个中年男子，用生硬的英语对我说：“你应该到楼上去看看。”我顺着他的指点摸到楼梯，又小，又陡，又暗，真有点提心吊胆。楼上更是中世纪，看到很多洞窟却没有人，灯光全是底楼泛上来的，吓得赶紧下楼。
这时我想，在白天单调的大街上，怎么想得到会岔出一条小街，小街里边又隐藏着这么一个令人发怵的大空间？
伊拉克的社会结构也会是这样的吧。各种各样夜间的歌声，地下的通道，隔代的收藏，奇怪的热闹，一定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深潜着。谁也不敢说，看透了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还是为离开而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被封存的手机可以发还，海事卫星可以堂而皇之地开通，也意味着终于可以摆脱天天千百遍地映现在眼前的同一个人的相片，摆脱车前车后无数乞讨的小手。
边关到了。两伊的边关之间倒没有什么隔离带，这与我们从约旦到伊拉克的那段路有很大的差别。两国边关都竖起一幅巨大的元首像，霍梅尼的像和萨达姆的像。作为国家标志，两个人都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对方的土地。由于都想“寸土必争”，因此两幅画像靠得很近，变成了四目相对。
这个情景很有趣味。一个是白色的大胡子，一个是黑色的小胡子，两人都不笑，光靠眼睛做文章，一动不动地瞪着对方。全世界都看着他们打了很多年架，没想到他们在这里脸贴脸地亲近着。
从黄昏到月夜，这儿不会有其他人迹。气温又低，只有这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谁吐口热气都呵得着对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从伊拉克赴伊朗，夜宿巴赫塔兰Resalat旅馆
翻开伊朗史
从边境到伊朗首都德黑兰，车行需要九小时，其中又有大量山路。盘算再三，只能在巴赫塔兰住一夜。今天起一个大早出发，把早餐安排在半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后，肚子确实饿了，见有一个小城就停下吃早餐，这个小城叫哈马丹（Hamadan）。
在吃早餐时与当地人闲聊，竟然发现这个偶然撞上的小城，也有一些古迹可看。算算今天赶路的时间还比较宽松，那就顺便看看吧，也算是对伊朗作一个适应性的准备。
第一个古迹就在城里，一个古城发掘现场。我们问了工作人员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听了觉得比较专业，立即请出一位戴眼镜的瘦瘦学者，自我介绍叫瑞吉巴伦（M.R.Ranjbaran），考古工作者。经他简单一说，我立即严肃起来。难道，我们这次偶尔停留，真的停在那么重要的地方？
他说，这是五年前才发现的米底（Medea）王国的首都。我想光这句话就会使一切伊朗史的研究者激动起来。
米底是伊朗人建立的第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统一了伊朗的各个部落，消灭了残暴的亚述帝国，而自己又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灭亡。对于这个王国，人们了解得很少，只有在巴比伦发现的“楔形文字”中有一些记载，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曾提到，但都是间接的。
我们只是粗略知道，米底人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向南发展，在一个叫黑克玛塔纳（Hegmataneh）的地方建都。据记载这是一个四方交会的山谷，又有雪山消融的水流可供灌溉。谁能想到，我们今天偶尔踏入的，居然是发现不久的黑克玛塔纳古城！这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们从伊朗历史的第一页读起了。
我环顾四周，果然是一个山谷，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低头走进考古发掘工地，这里已经搭起一个大棚，中间有一条铺了木板的过道，过道下面就是两三千年前米底王国首都的遗址。密集的房舍，小小的街道，都设计得十分周致。从大棚出来，再走不远就是米底城门的发掘现场，层层城砖清晰可见，边上还挖掘出一个瞭望塔的基座。
我问瑞吉巴伦先生，在考古现场，是否发现了这座古城当初湮灭的原因，譬如兵祸、火灾或地震？
瑞吉巴伦先生说：“没有发现。其实它没有以突然方式湮灭，只是被遗忘了。人们一代代在这里居住，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拆卸、掩埋、填土、重建，完全不记得它以前是什么地方。我们在挖掘过程中，发现很多层面都有各个时代的文物，波斯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时代的，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代的，以至伊斯兰时代的，都有。但每个时代都不清楚自己脚下踩踏着什么。直到三四十年前还有人在上面建房，他们哪里知道，脚下正是历史学家们苦苦寻找着的黑克玛塔纳！”
我问五年前发现的经过，他说是一次修路施工时碰撞到了地下文物，便立即由一位考古学教授主持发掘。这位考古学教授是伊朗人，名字很长，我没有记下来。
至此我心中已经明白，在伊朗，已不可能出现“巴比伦古城”的闹剧。
吃一顿早餐竟然见到了黑克玛塔纳，我抱着大喜过望的心境与它惜别。按照当地热心人的指点，沿着一条小街去看一座犹太人的坟墓。
这条小街很古老。走不远见一座有圆顶的砖石建筑，正是坟墓所在。
进门，穿过一个小院，见到一个极低矮的石洞。石洞有一个石门，石门上有一个小孔，看门老人用手伸入，摸了一下，石门开了。老人要我们脱鞋，躬身进入，进入后一脚踩在厚厚的地毯上，直腰一看，有两具黑漆发亮的棺木。
这个过程如此神秘，终于把我的注意力调动起来了。
看门老人眼睛奇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们，开始介绍。没想到他一介绍，我又大吃一惊。因为我眼前翻开的，正是伊朗史的第二页，而这一页竟然更加光辉！
以黑克玛塔纳为首都的米底，最终是被一个来自波斯境内黑山地区的年轻统治者征服的，他便是名震世界历史的居鲁士（Cyrus，或拼作Kurus）。我很早就知道了他，因为历史学家公认，他是古代世界史上特别宽厚仁慈的征服者。不管征服了什么地方，他总是对那个地方的宗教非常尊重，这使被征服地的人民大感意外。他攻入巴比伦之后，把当初被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来的万名犹太人解放，宣布这些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可以自由返回故乡。
这就开始了一个动人的事实：古代波斯，成为对犹太人特别宽厚的地方。我们眼前的坟墓，安葬着一位叫埃丝特（Ester）的波斯王后，而她正是犹太人。她的夫君战死疆场，未能合葬。她身边棺木里安葬的是她的叔叔莫德哈伊（Mordkhai），犹太人中一位著名的先知。
看门老人非常激动，说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有幸在这里守望着两千三百年前犹太人和波斯人友谊的人证物证。他说那个小小的石门，以及棺室里的梁柱、天窗，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原物。他又说，至今还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这里来参拜。
我问他的名字，他说叫瑞沙德（N.Rassad）；我又问这个墓地所在的街名，他说叫夏略底街（St.Shariati）。我说我会记住，并告诉别人，因为这个地方触及了我万里寻访的一个主题。而且，谁都知道，在今天，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特别紧张。
万分庆幸在哈马丹的短暂停留。上车吧，对伊朗之行我已经心中有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伊朗，从巴赫塔兰到哈马丹，夜抵德黑兰，入宿Laleh旅馆
阔气的近邻
从哈马丹到德黑兰的路上，我很少说话。
既然在哈马丹翻开了第一、第二页，我在心中继续把伊朗史轻轻搅动。
先回想起在希腊时，曾见到一个希腊和波斯激烈战斗的海湾，我前前后后看了很久，又知道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拉松。希波战争是希腊人的骄傲，他们又擅长写作，不知有多少历史书和文艺作品表现过这个题材。古代波斯人是看不起写作的，认为那是少数女人的娱乐，男人的正经事是习武和打猎。结果，希腊人的得意文章就成了历史定论。
其实，波斯人还是很厉害的。居鲁士已经建立了罗马之前最庞大的帝国，而大流士（Darius）则更加雄才大略，向北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是，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打仗，那么，它的军队就必然失去制约，快速腐败。我曾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当年波斯军队中有些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结果可想而知，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
幸好战胜者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毕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比较理智，不想用敌人的血泊来描绘胜利。他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的政局就乱了。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古代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上取得极大成就，奠定了后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却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来袭，损失惨重，至今还留下刻骨的旧伤。但是，尽管历史如此坎坷，伊朗还是在重重的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到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中国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唐朝出于中国文化不主张远征的观念，没有出兵。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rouz）再来求助，唐朝帮他建立了“波斯都护府”任命为将军，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最终也在中国去世。
唐朝没有出兵是对的。在当时，如果唐朝、波斯、阿拉伯这三支军队打成一团，无疑是古代的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伤害难以想象。
唐朝的方略不仅收留了波斯的王室，而且还促成了波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大交融。
波斯的服装曾经风靡唐朝的长安城，波斯的宗教更是当时长安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是一个住在波斯的犹太人。
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珣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文化苦旅》中的《华语情结》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唐朝并肩，但唐朝又目睹这种辉煌的殒灭。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又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突然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却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
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黑袍飘飘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小姐都已经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何况她们必须在公共场所跑来跑去地忙碌。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的人正比划着要求小姐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小姐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其实，我们的小姐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原以为她们的想法会比较现代，谁知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
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这里的服装有没有禁锢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和所有的男性伙伴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甚至让唇、眼和脸颊成为唯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有过多的呵斥。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毕生都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还和两位朋友一起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也就是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但那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
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在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比较舒畅。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八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
为什么把三万说成三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十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叫特曼。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
这种事情，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解决又很容易解决的，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方便下去。民族性格的差异，真是到处可见。
德黑兰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是街道边潺潺的流水。流在深而无盖的石沟中，行人需要迈大一点的步子才能跨过。水质清纯，水流湍急，从不远处的雪山下来，等于是喧腾的山溪。
在闹市中见到山溪终究稀罕，不能不抬起头来仰望东北方向直插云天的达马万德山（DamavantMt.）。一座城市，有名山相衬，有激溪相伴，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但是，就在潺潺流水近旁，出现了德黑兰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交通。车多，好的少，都在抢道。越抢越挤，一塞好半天，到处充溢着浓烈的废气。这很影响情绪，而驾车的人情绪一坏，最容易碰碰撞撞，反正塞车没事，就下来打架。两方面扭得很紧，难分难解，边上塞车的人也正无聊着，便跳下车来围观，没有人劝解。
想想也是，如果劝开了，两人再并排塞车，反而尴尬。因此大家明白，万不能松手。只有等车流开始移动，才会不了了之。
车流中有很多出租车，奇怪的是可以大大超载。司机边上的那个座位，挤着两个胖男人，后边一排还有两个人叠坐在别人的膝盖上，“坐怀不乱”。
德黑兰的交通问题历来严重。人口一千二百万，本来已经不少，又由于很少高层建筑，城市撑得很大，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谁也离不开车，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十几年前下决心建造地铁，也已经在地下挖空一些土方，两伊战争一爆发就成了防空洞。战争结束后大家又惦念起来，于是继续开工，但进度极慢。
终于有市民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从陵寝中发来一道圣谕：“德黑兰的地铁，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呀？”
政府压力很重，决定国际招标。中标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队已经来了两年，正在紧张施工。
本来已经够嘈杂拥挤的中国，居然腾出手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初一看让人疑惑，细一想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大量以快捷方式缓解嘈杂拥挤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当于“久病成良医”。
逛街回到旅馆，在大堂遇见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年轻人，他就是负责德黑兰地铁工程的中信公司总代表。他从电视里知道我们的来到，专程邀请我们一行到工地做客，还指定我必须发表讲话。
于是，我们很快又进入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见到墙上贴的中国字就兴奋，更何况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中国饭菜的久违香味。假装没闻到，一本正经地热情握手。
讲话我是推不掉的了，便对工程技术人员们介绍了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交往趣事。最后我说，过去中国的史书把通西域的壮举写成“凿通西域”或“凿空西域”，你们倒真是在地下“凿”了。何时凿通，他们的居鲁士会高兴，我们的张骞也会高兴。
伊朗人把中国叫成“秦”，我已拟好了居鲁士大帝的第二道圣谕：“东土秦人，好生了得！”
张骞则谦恭地回答：“彼此彼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荆天棘地
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az）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再往东就进入巴基斯坦。
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十分辛苦。但更为焦心的是情势险恶，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斯语，天天在匪徒的驱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瞠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三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
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
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最想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这是因为，每次遇到麻烦时大家都在焦躁地寻求解决方案，当方案还没有找到时绝对不能报道；如果找到了方案，解决了麻烦，则又完全不值得报道了。而且，越是在穿越无穷无尽的危险，越不能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结果，我笔下的文字一片从容安详，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等等，已经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似有似无，很难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他们连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绕不过这些地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中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而我们的司机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粝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bbasi旅馆
丝路旅栈
每天清晨在伊朗高原上行车，见到的景象难于描述。
首先抢眼的是沙原明月。黎明时分还有这么明澈的月亮，别的地方没见过。更奇怪的是，晨曦和明月同时光鲜，一边红得来劲，一边白得够份，互不遮盖，互不剥蚀，直把整个天宇闹得光色无限。这种日月同辉的美景悄悄地出现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刻，实在太可惜了。
正这么想，路上车子密了。仔细一看，一车一家，刚刚结束晨祷。
接下来晨曦开始张扬。由红艳变成金辉，在云岚间把姿态做尽了。旭日的边沿似乎立即就要出来，却涌过来一群沙丘，像是老戏中主角出场时以袖遮脸。当沙丘终于移尽，眼前已是一轮完整的旭日。
此时再转身看月亮，则已化作一轮比晨梦还淡的雾痕，一不小心就找不到了。我看手表，正好七点。
一路奔驰，过中午就到了伊斯法罕。这个城市光凭一句话就让人非去不可了，那就是：“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这是一种艺术语言，就像中国古人说天下几分明月，扬州占了几分之类，不必过于顶真。但无论如何，伊斯法罕也总该有点底气，足以把这句话承担数百年吧？
伊斯法罕的底气，主要来自十七世纪沙法维（Safavid）王朝的阿巴斯（Abbas）国王。这个年代，对历史悠久的波斯文明而言实在是太晚了，因此我的兴趣一直不大。但到了这儿一看，才发现正由于时间比较近，一切遗迹都还虎虎有生气，强烈地表现出阿巴斯的个人魅力，很难躲避。
他在治国、外交上很有一套，这里按下不表；光从遗迹看，他很有世俗情趣和亲民能力。
例如横穿市区的萨扬德罗河上有他主持建造的两座大桥，不管以古典目光还是以现代目光看，都很美。尤其是那座哈鸠（Khaju）桥，实际上是一个蓄水工程。桥面和桥孔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甬道，据说在盛夏季节，阿巴斯国王还曾在这条甬道中与平民互相泼水。现在这条甬道仍保留着极世俗的气氛，变成了一溜茶廊。喝茶在次，主要是吸水烟。越往里走烟香越浓，一支支水烟管直往你嘴里塞。
除世俗情趣外，他又有一份高雅，证据就是他的离宫“四十柱厅”（ChehelSotunPalace）。虽经入侵者破坏，今天一看仍像巴黎郊区的离宫枫丹白露，只是比枫丹白露小一些罢了。我到这里，总算看到了灿然的红叶，浓浓的秋色。一路过来总见沙漠，哪里领略过那么纯净的季节信号？
我们住的旅馆走廊上，挂着几个世纪前西方画家在这里写生的复印件，可知现在这个旅馆的建筑样式与当时基本没有区别。再早一点，这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旅栈。中国商人大多到此为止了，由波斯商人把买卖往西方做。也有继续走下去的，那么，这儿就是一个歇脚点。
据说当时的旅栈拴满了大量的骆驼，东西方客商云集的景象热闹非凡。至今没有变化的，是隔壁清真寺的蓝色圆顶。
今夜，我听着从蓝色圆顶传出的礼拜声入睡，做着与古代中国商人差不多的思乡梦。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伊斯法罕，夜宿Abbasi旅馆
中国人为他打灯
我不认为波斯文明的雄魂已经挪移到德黑兰或在伊斯法罕，尽管这些地方近几个世纪比较重要。波斯文明的雄魂一定仍然在波斯波利斯、设拉子一带游荡，游荡在崇山荒漠间，游荡在断壁残照里。
因此，今天从伊斯法罕出发南行，心情急迫。我知道两千多年不会留下太完整的东西了，这不要紧，只要到那个地方站站就成。
路途很远，有很大一部分还是险峻的山道。那些寂寞的遗迹怎么才能找到呢？在这儿几乎没有英文路标，因此只能花比较多的钱，在伊斯法罕找几个当地专家带路。伊朗的专家们坐一辆面包车领头，我们的车随后。
但是开了一阵之后，我们全体都不耐烦了，时速六十公里，这哪里是我们的速度？赶上前去拦住他们商量，他们说，山路太险，交通部门警告过，必须限速。我们说，这样的速度半夜也到不了目的地，深夜在山上开车岂不更危险？他们一想有道理，又为我们急于去看他们民族的遗迹而感动，决定加快到时速八十公里。神情间，有一些悲壮。
这样开了一阵还是不对劲，我们又一次超车把他们拦下，说交通部门的罚款由我们支付，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吧，只要有一个人到我们的车上引路就行。这些专家神情异样地看着我们，我们请了一位上车，刚关门，车便呼地一声蹿出去了，时速一百二十公里。跟在我们后面的面包车迟疑了一阵，然后还是跟上了，只是故意保持了一段距离。
就这样我们超过不知多少车辆，着魔似的往前赶，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颠得浑身发颤。一直开到晚霞满天，汽油即将耗尽，便拐进一个山间油站加油。那辆跟在我们身后的面包车就趁这个当口悄然超过去了，但我们谁也没有发现。
加满油后上路不久，我们就在一个岔道口见到了它，不禁大吃一惊。难道它是飞越我们的头顶先期到达这儿的？他们笑笑，只是庄严地指着岔道说：这儿，就是居鲁士大帝的陵寝。
这句话对我来说振聋发聩。根本顾不得他们超前的原因了，推开车门跳下，谁也不做声了。
这时太阳刚刚沉入大地，西天一片琥珀红，平野千里间，只有眼前一个极其古老的石筑。约八米高，六米见方，由灰褐色的大石砌成。由于逆光，看不真切，却压人眼目。
快速趋近，只见下面是阶梯式台座，上方是一个棺室，开有小门。
整个陵寝构架未散，但大石早已棱磨角损，圆钝不整。
除了这个不大的石筑，周围什么也没有了。不知平日是否还有人偶然想起，拐进岔道来看看？
但是，我们就是为此而来。这里长卧的，是波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古代亚洲伟大的政治家居鲁士大帝。
他所统治的帝国之大，他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才能，不能说古往今来无人比肩，但能比的人数确实不多。
在陵寝的东北方有他的宫殿遗址，当然早已是一片断残石柱。我们摸黑走到了他接见外国宾客的宫殿，高一脚、低一脚地有点艰难。
一起来的伊朗专家指给我看一方石碑，上面用古波斯文写着：我，居鲁士大帝，王中之王，受命解救一切被奴役的人……
我想他至少已经部分地做到了。我在哈马丹时曾说起过他征服巴比伦后释放万名犹太人的事，现在站在他的墓前又想起，他在释放犹太人时，发还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全部金银祭器，并鼓励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与此同时，他把巴比伦强征豪夺来的各城邦神像，也都分头归还给了各城邦，而对巴比伦本身的信仰又极其尊重。对巴比伦末代君主，他也予以宽容和优待。
他喜欢远征，但当时世界上竟有那么多邦国对他心甘情愿地臣服，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气度。这种政治气度，有点接近中国古代圣人所追求的“王道”。
于是，我请求车队的每一盏车灯都朝这里照射，好让我们多拍几个镜头。今天，我们中国人为他打灯。
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着了魔似的在高原险路上如此莽撞地往前赶，原来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现在四周已经一片漆黑，只有我们的车灯亮着，指认着伊朗高原深处的这个千年穴位。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设拉子，下榻Homa旅馆
一代霸主
昨夜拜谒了居鲁士陵墓，今天去探访大流士宫殿。
大流士是继居鲁士的一个儿子和一个篡位者之后，以政变而掌权的又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他快速消除了由居鲁士儿子的变态和篡权者的阴谋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重新恢复了波斯帝国的尊严。他还把帝国的版图和实力继续扩充，真可谓到了“烈烈扬扬”的地步。他以《汉谟拉比法典》为底本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开凿运河，建立驿站，保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权力覆盖，而且还时时谋求扩张。他不仅把印度当作自己的一个行省，而且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希腊。
他的宫殿所在地叫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离我们下榻的设拉子六十多公里。其实波斯波利斯的原义就是波斯都城，是波斯人根脉所系，也是当时帝国的典仪中心。这座都城建于公元前五一八年，如果以中国的纪年作对比，那还是春秋时代孔子三十三岁，刚过而立之年。
一眼看去，这个遗迹保护得不错。占地很大，柱墩、门臼、台阶、浮雕历历在目，而更清晰的，是残存的气势。
背靠一座石山，在山坡底部削切出一个巨大的平台，六宫一殿在平台上依次排列。穿过一道道石门，经过一排排石雕，就能见到一处高殿。宽大的阶梯平缓而上，阶梯边的石壁上是一幅十几米长的连环浮雕，雕刻着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和纳贡的热闹情景。
其实这里所说的“各国使者”，与现代概念不同。那些国，实际上是指被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波斯帝国征服的邦国，说臣服国、保护国、附属国都可以。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看来，天下各国应该平等往来、和平相处，但何以做到这一点呢？有人做不到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让大家服从“王中之王，诸国之王”，那就是他们自己。
这个概念一直吸引着后世的世界征服者，例如罗马帝国一直传扬一个原则：“在罗马帝国领导下的各国和平。”
几位伊朗专家领着我们仔细观看了台阶边上的长幅浮雕。他们还能指出浮雕上每一个朝贡队伍来自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民族。
在这排浮雕的不远处，有一批刻在墙上的铭文，明白道出了这种气氛背后的权力依据。伊朗专家给我翻译了一段：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诸王之王，诸国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维什塔什卜之子，承神圣阿胡拉的恩典，靠波斯军队征服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害怕我，给我送来了王冠，它们是：胡齐斯坦、米底、巴比伦、阿拉伯、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杜基亚、萨尔德、希腊、萨卡提、帕尔特、扎尔卡、赫拉特、巴赫塔尔、索格特、花拉子模、鲁赫吉、岗达尔、萨尔、马那……
我还无法把这些国名与现在世界上所处的地区全部一一对应起来，但还是被一种睥睨天下的霸气和豪气震撼了。
图像上以突出的地位雕刻了印度人的朝贡。
希腊人的朝贡也有，但谁都知道，这将是这个王朝的致命陷阱，但大流士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巨大的空间统治权使他气吞万汇，什么也不在乎了。
但他在冥冥之中还有一点害怕，祈祷着光明之神阿胡拉的保佑。我还看到了一则铭文，伊朗专家又逐句翻译给我听。大流士的口气与上面引述的那一篇铭文很不一样了：
大流士祈求阿胡拉和诸神保佑。使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不受仇恨、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害。
你看，如此强大的大流士还害怕四样东西。他把仇恨放在敌人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征服了这么多国家，深知敌人不足惧，麻烦的是仇恨。正是仇恨，不断制造着难于战胜的敌人。他把干旱列为害怕的对象也合理，因为伊朗处于高原和沙漠之中，最伟大的君王也无法与自然力抗争。但奇怪的是，他把谎言列在干旱之前，居然成了他最害怕的东西，非要祈求光明之神来驱逐不可！
这一点对我很有冲击力，因为这些年我目睹谎言对中国社会的严重侵害，曾花费不少时间研究。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无所畏惧的古代霸主，对谎言的恐惧超过自然灾害。
大流士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害怕处，一下子显得更可爱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伊朗设拉子，夜宿Homa旅馆
西风夕阳
在大流士宫殿阅读铭文时，经常可以看到“阿胡拉”这个词。大流士大帝把它看作至高无上的神灵，对它毕恭毕敬。我对这个词有点敏感，因为对古代波斯的拜火教关注已久。我知道这个“阿胡拉”也就是阿胡拉—马兹达，是拜火教崇拜的善良之神，光明之神。
我开始关注这种宗教的原因，是它的创始人的名字：查拉图士特拉。一个大概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早期的雅里安人。尼采曾借用这个名字写过著名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对近代世界包括中国很有影响。
波斯人很大一部分是几千年前迁移到伊朗高原上来的雅里安人，查拉图士特拉的血统说明了这种渊源。后来希腊人用自己的语言把查拉图士特拉的波斯读法读成了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以拜火教又叫琐罗亚斯德教。
我对拜火教的教义也一直有兴趣。世界各地许多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往往集善恶于一身，人们既祈求它又害怕它，宗教仪式是取悦它的一种方式。有的神还很野蛮，例如要求多少童男童女去供奉。成熟的宗教就不同了，大多独尊一神，而这个神确实也充满神性，善待万物，启迪天下。拜火教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太一样，它主张一神崇拜，却又是一种二元论宗教。它认为主宰宇宙的有两个神，一个是代表善良、光明的阿胡拉，另一个是代表邪恶、黑暗的阿里曼。
阿胡拉和阿里曼时时激战又势均力敌，人们为阿胡拉祈祷、呐喊、助威，用熊熊烈火张扬它所代表的光明，而且相信它终究战胜。拜火教有一种战斗意义上的乐观，坚信人的本性由善良之神造就，光明的力量总会壮大。最终大家都会面临伟大的“末日审判”，连死去的人也会复活来接受判决。
那么，一个人何以皈向光明呢？拜火教又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最著名的一条几乎与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说法完全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又明确规定了人的三大职责：化敌为友、改邪归正、由愚及智。还有三大美德：虔诚、正直、体面。
这些都挺好。遗憾的是，拜火教还宣布了世界存在的时间（一万两千年），宣布了对异教徒绝不宽恕，又宣布了除波斯人之外的外国人都是劣等人。
拜火教的经典为《阿维斯塔》（Avesta），据说是光明之神阿胡拉交给查拉图士特拉，要他到人间来传道的。
我知道大流士笃信拜火教，也知道由于他的笃信，拜火教成了波斯帝国的精神支柱。自从我们一行进入伊朗以来，我经常与伙伴们提起这一宗教。昨天刚刚要走出大流士宫殿时，几个伙伴赶过来对我说：“好消息，我们打听到，你感兴趣的拜火教遗址就在附近，赶快去！”
那当然要去。从大流士宫殿出来往东北方向走六公里，就见到一座山，山的石壁上凿有一座座殿门，估计就在这里了。
石壁前是一个宽阔的平坡，像一个狭长的广场，须攀登才能抵达。我第一个爬了上去，正在一一仰望，与我们一起来的一位伊朗专家也跟了上来。他已年迈，气喘吁吁地对我说，那些石壁上的殿门是大流士与另外三个国王的陵墓，由于他们都信奉拜火教，便按照拜火教的方式安葬，与天地同在。凿壁为墓，是帝王的特殊待遇。
我看这些墓窟离地面总有五十多米高，便问专家是否上去过。他说没有，只听说墓室里有一个拜火教的神坛。此刻我们只能远远地仰望着，能看到那里刻着柱子和图案，但由于太高，却看不清楚。
伊朗专家突然问我：“你去过约旦的佩特拉吗？”我说去过。他说他曾从照片上看到，佩特拉的岩壁墓穴与这儿很相似。
我说有点像，但那儿的墓穴雕刻更希腊化。这儿显然更东方、更简洁。
在墓窟底下，比人体略高的地方，有几幅完整的浮雕。其中最大的一幅是一位波斯将军骑在马上，马前跪着一个人。专家说，马上的骑士是后来萨珊王朝的一个国王，而跪着的人是被俘虏的东罗马皇帝。
半山广场的西部有一个古老的白石建筑，与面前的千丈石壁相比显得很小。窄窄的一两间房，深到地下，有台阶相连，这是真正的拜火教神殿。拜火教沦落之后，全国各地的神殿均遭破坏，只剩下这座比较完好。我想大概是人们出于对大流士的尊敬，照顾了它。
我快步走到神殿前，西边吹来的风已很峭厉。我没有穿够衣服，抱肩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返回，只见夕阳把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几乎拖遍了整个平坡。
遥想当初查拉图士特拉创立拜火教，就是希望人们能从原始宗教的占卜、巫术中摆脱出来，走向更有智慧的宗教境界。但是，当拜火教度过极盛时期后，庞杂的信徒队伍又开始伸发其中的占卜、巫术内容。这不奇怪，普通民众的宗教狂热惯常地拒绝理性，迟早会滑入荒唐的臆想之中。于是它也快速地产生质变，回归于原始宗教的愚昧状态。由于失去了内在的理性力量，它终于变得奄奄一息。在以后的外族入侵中，拜火教基本消亡。只是在唐代的长安，曾经出现过它的教堂。这离它在波斯本土的消亡，已经隔了很久很久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设拉子去克尔曼，夜宿Kerman旅馆
再闯险境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
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又有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礅、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
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
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Bam），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才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
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官衙地处高敞，有排水系统，建筑材料用了韧性蜜枣木，保存得比较好一点。平民住宅区则非常拥挤，像是到了一个废弃了的“小人国”。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外面的沙漠根本无法生存，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一个邦国的绝大部分人口。
在探访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找当地警察局去申请。
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严重缺乏。警方给了我们两个方案，一是在北姆等候，二是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
第一方案听起来好一点，但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第二方案，就冒险出发了。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
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苦苦等了很久，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上的悬崖深不可测。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小货车追了上来。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支机枪，其他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
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
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才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这辆小货车上了。
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
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不要多想我们就做出了决定：开车，快速离开！
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Esleghlal旅馆
札黑丹话别
札黑丹是一个小地方，却因处于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十分重要。近年来这里又成为世界著名的贩毒区域，杀机重重，黑幕层层，更引人关注。
伊朗政府为了向世界表明它的禁毒决心，曾邀请一些外国使节和记者在重兵保护下到这里来参观销毁毒品的场面，但一般记者是不敢来的。他们只是看着地图，写出相关报道。
我在前两篇日记中说过，本月初，三十五名警察在札黑丹地区被贩毒集团杀害，两天前，牺牲的警察又是三十二名……贩毒集团目前窝藏在阿富汗较多，与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为一体，扣押外国人质是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这几类事情互相斡旋，难分难解。通过贩毒而积累的巨大资金，使全部恐怖活动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装备资源，让人不能不害怕。
我们往前走只有这一条路，避不开。对我来说，这种经历也是文化考察的一个部分，愿意冒险。几个伙伴一路在劝我，让我一个人拐到某个城市坐飞机走。我说如果我这样做，就实在太丢人。
伙伴们说：“你是名人啊，万一遭难，影响太大。”
我说：“如果被名声所累，我就不会跨出历险的第一步。放心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文人都是夸夸其谈、又临阵脱逃的。”
大家都明白前途险恶。我们在伊朗新认识的朋友曼苏尔·伊扎迪医生（Dr.MansourIzadi）也赶到札黑丹来送我们。
深夜了，有人敲门，一看是他，手里提着一口袋鲜红的大石榴，要我在路上吃。
曼苏尔医生不仅能说一口标准的中国普通话，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出来的上海话居然也很不错。原来，他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泌尿外科专业硕士。
曼苏尔医生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一句话他给我讲了很多遍，每次讲的时候双眼都流露出很大的委屈。他说，在中国，很多朋友总把伊朗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开口闭口都是“你们阿拉伯人……”，实在是很大的错误。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堂堂居鲁士、大流士的后代，至少也要追溯到辉煌的安息王朝、萨珊王朝……”他笑了，然后腼腆地说：“我弟弟的名字就叫大流士·伊扎迪，在北京工作。”
曼苏尔医生告诉我，阿拉伯人入侵时，把亚历山大都没有破坏的文化遗迹都破坏了，情景十分悲惨。但波斯文化人厉害，阳奉阴违，只用阿拉伯的字母，拼写的句子仍然是波斯语。阿拉伯统治者猛一看全用了阿拉伯文，其实，只把它们当作拼写方式而已，波斯语因此而保存了下来。
经他这么一说，我心中就出现了三个语言承传图谱。第一是中国，可称“一贯型”；第二是埃及，可称“中断型”；第三是波斯，可称“化装型”。相比之下，中国很神奇，埃及很不幸，波斯很聪明。
但曼苏尔医生又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他说，人类其实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必然导致自相残杀、灾难重重，因此应该共同接受一种至高无上的、公平而又善良的意志，使大家都服从。我们把它称为真主，但真主不是偶像。其他许多宗教也很好，而伊斯兰教处于一种完成状态……
他见我好像不大开窍，又语气委婉地说：“我知道，在你们看来，我们这个宗教在礼拜和生活上规矩太多太严，不方便。但人类不能光靠方便活着，你们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为了追求理想也故意寻找不方便……”
今天我们一大清早就要出发去边境，曼苏尔医生也起了个大早，亲自到厨房给我们准备了简单的早餐，又一再叮嘱，进巴基斯坦之后路途十分艰险，千万留神。
到了边界，我们果然看到了时时准备发射的大炮。
曼苏尔医生说，炮口对着阿富汗方向，是针对恐怖分子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恐怖分子只是躲在土丘背后的黑影子，他们拥有坦克，包括一切先进武器。他们曾经辗转向伊朗政府带话，如果眼开眼闭让他们的毒品过境，每年可奉送十亿至二十亿美元，但伊朗政府坚决拒绝了。当然，不是一切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都会拒绝，因此形势变得极为复杂。
等我们走过铁丝网回头，看到曼苏尔医生还在不放心地目送我们。
我们向他挥手，又想快速地躲避他的目光，因为我们的几个小姐对于即将解除头巾的束缚太欢悦了，而这种欢悦可能会刺痛他太敏感的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札黑丹，夜宿Esleghlal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