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

幽默的笑意

一条大河居然能从沙漠穿过，这无疑是一个壮举，但也迟早会带来麻烦。

它带给大地的绿色太狭窄了，因此，对它的争夺一定远远超过它能提供的能量。

我说的是约旦河。

今天我们离开以色列去约旦，先是在约旦河西岸向北行进，过关后则在约旦河东岸向南行进，把整个河谷看了个遍。那么多岗楼的枪眼，逼视着几乎干涸的河水，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怜。

与几千年前文明初创时完全是同一个主题，只不过那个时候河水远比现在旺盛，争夺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现在，逼视着它的枪眼背后，还躲藏着全世界的眼睛。

过关很慢，六个小时，这是预料中的。以色列一方的关口，干干净净地设置了很多垃圾箱，每隔二十分钟，便有几个女警察出来，逡巡在垃圾箱间，以极快的速度逐一翻看一遍，她们是在提防定时炸弹。

约旦一方的关口，也干干净净，却没有一个垃圾箱，丢垃圾要进入他们的办公室，在众目睽睽之下塞进一个口子很小的金属筒里，也是在提防定时炸弹。

约旦也是沙漠之国，百分之八十是不毛之地。有时，我们在路边见到一丛绿草便会疼惜万分地停步俯下身去，争论着它属于哪个种类，却没有人敢拔下一根来细看，因为它活得很不容易。

我们站起身来搓搓手，自责身为大河文化的子民，平日太不知爱惜。不知爱惜那清晨迷蒙于江面的浓雾，不知爱惜那傍晚摇曳于秋风的芦苇。

沿约旦河东岸南行，开始一段还能看到河谷地区的一些农村，不久就盘上了高山。但那些山全是沙山、石山，看不到什么泥土。当地人仍然想方设法，见缝插针，种了不少容易存活的树。偶尔也见到一些小镇和村落，看起来好像比埃及和巴勒斯坦看到的稍稍整齐一点。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很相像，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个原则不适合沿途各国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贫困都大同小异，一踏进富庶则五花八门。这不奇怪，贫困因为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才真正变得不幸，所以必然单调划一；而所谓幸福也就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各有不同。

我想，约旦是没有多少选择权利的，一切自然条件明摆着。世间太多不平事，有的国家，你永远需要仰望，而有的国家，你只能永远同情。

但是，这番思考很快就停止了，因为眼前的景象越来越让人吃惊。

应该是快靠近安曼了吧，房屋渐渐多起来，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干净。这种干净猛一看是指街上没有垃圾，墙壁尚未破残，实际上远远不止，应该包括全部景物的色调和谐，沿路建筑的节奏匀称。大到整体布局，小到装饰细节，仿佛有一双见过世面的大手打理过，而且，这个过程看来已重复了一段时间。

我敢肯定，一切初来安曼的旅行者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还是从陆路来，谁也逃不过大片令人绝望的荒漠，怎么一下子会变得那么入眼？

我想，一个政治家最令人羡慕的所在，是这种让所有的外来人大吃一惊的瞬间。我看到了墙上刚刚去世不久的侯赛因国王的照片，皱纹细密的眼角中流露出幽默的笑意。这种笑意的内涵，正由静静的街道在注释。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约旦安曼，夜宿Arwad旅馆

山洞盛宴

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几个粗面饼包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漫漫沙漠行程，我们首先在饮食上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

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很是内行，一看便知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作料？

幸好原来使馆的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

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

“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威震上海、势盖中国的帮派领袖，居然在这里被我找到了他的嫡亲后代。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Arwad旅馆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社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孩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要与孟小冬结婚，问我的想法，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这种谈话，就像进入了一个廊庑深幽的迷宫，处处有故事，步步有典故，越说越有劲头，越听越有味道。但是，当我端起阿拉伯茶喝一口的时候，会猛然一醒，这是在哪儿？这样的故事怎么会流落到这么遥远的角落？但故事的讲述者，却是真正的主角。这种时空差异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这么奇异地安排着。

我看了一眼陈鲁豫，心想这么年轻的她，居然成了这陌生天地中的陌生倾听者。

陈鲁豫以为我也嫌长了，便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在台湾的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做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

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厅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够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Arwad旅馆

文字外的文明

从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厌倦。突然，远处有一种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团团向天沸腾的涌泉，滚滚蒸气还在上面缭绕。但这只是比喻，涌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脉，缭绕的蒸气是山顶云彩。人们说，这就是佩特拉（Petra）。

十九世纪，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学者从古书上看到，在这辽阔的沙漠里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他想，这座城堡应该有一些遗迹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经过整整九年的寻找，发现了这个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

高处窄窄的天，脚下窄窄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线。两边紧贴的峭壁，有的做刀切状，有的做淋挂状，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

甬道的终点，是凿在崖壁上的一座罗马式宫殿。这座宫殿，出现在这个地方，几乎每个旅行者都会跄然停步，惊叫一声。底层十余米高的六个圆柱，几乎没有任何缺损。进入门厅，有台阶通达正门，两边又有侧门，门框门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

门厅两边是高大的骑士浮雕，人和马都呈现为一种简练饱满的写意风格。二层是三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间一组为圆形，共有九尊罗马式神像浮雕。

宫殿的整体风格是精致、高雅、堂皇，集中了欧洲贵族的审美追求，而二层的圆形亭柱和一层的写意浮雕又有鲜明的东方风格。

这座宫殿，你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遗迹。它的齐整程度，就像现代刚刚建成的一座古典建筑。但现代哪有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红的原石筑造宫殿，而且是凿山而建！

这座宫殿被称之为“法老宝库”。再走一段路，还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罗马竞技场，所有的观众席都是凿山而成，环抱成精确的半圆形。竞技场对面，是大量华贵的欧洲气派的皇家陵墓。此外，玫瑰色的山崖间洞窟处处，每一个洞窟都有精美设计。

站在底下举头四顾，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城郭所在。这个城郭被崇山包裹，只有一两条山缝隐秘相通。这里干燥、通风，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一脚踏入，都会把这里当作最安全舒适的城寨。

佩特拉如此美丽神奇，却缺少文字。也许，该有的文字还在哪个没被发现的石窟中藏着。因此，我们对它的历史，也只能猜测和想象。

一般认为，它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以后那巴特人（Nabataean）的庇护地，他们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中的一支，从北方过来，在这里建立了厄多姆王国。因此这个隐蔽的地方也曾热闹非凡，过往客商争相在曲折的甬道进进出出，把它当作驿站。公元前一世纪，这儿的繁荣远近闻名。公元一○六年，它进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罗马印记。

但是，大约到公元三世纪，它渐渐变得冷清；到公元七世纪，它几乎已经死寂。究其原因，一说是过往客商已经开辟新路，此处不再成为交通驿站；二说是遇到两次地震，滚滚下倾的山石使人们不敢再在这里居住。

总之，它彻底地逃离了文明的视线。差不多有一千年时间，精美绝伦的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不再有人记得。但是，它们都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与清风明月为伴。

只有一些游牧四处的贝都因人（Bedouins）在这里栖息，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壮丽遗迹时作何感想。他们的后代也许以为，天地间本来就应该有这么华美的厅堂玉阶，供他们住宿。那么，他们如果不小心游牧到巴黎，也会发出“不过尔尔”之叹。

站在佩特拉的山谷中我一直在想：我们一路探访的，大多是名垂史册的显形文明，而佩特拉却提供了另一种让历史学家张口结舌的文明形态。这样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该比显形文明更多吧？

知道有王国存在过，却完全不知道存在的时间和原因，更不知道统治者的姓名和履历；估计发生过战争，却连双方的归属和胜败也一无所知；目睹有精美建筑，却无法判断它们的主人和用途……

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为了追求有序而走向无序，为了规整文明而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恶果。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学科一直在为这种恶果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

告别妻子

在佩特拉，我们这个队伍要有一次人员轮换，有一半人要从这里直接去安曼机场回国，接替人员昨天已经来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离开。

行程太长，分批轮换是必须的。更何况，往前走就要进入伊拉克，一个更险峻的阶段就要开始了，这里应该划一个段落。我妻子当初同意我参加这次历险，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最危险地段让她陪着我。但这事我预先与王纪言台长有一个偷偷的约定，那就是到了真正危险的地段就让她离开，她并不知道。

本来伊拉克就一直不批准我们进去，因为他们严厉禁止去过以色列的人进入，如果有谁胆敢破例，多半会被关进监狱。幸好我们这里遇到一位旅游公司的老先生，答应我们向他支付较高的费用后，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走通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只不过我们必须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来文的标记，签证时只说去过埃及和约旦。当然，如果遇到麻烦，全由我们自己承受，他完全不负责任。

如果能够通过老先生把手续办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段极艰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驾驶距离就是一千二百公里，大概要连续不休息地行驶二十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落脚地。老先生警告说，巴格达食品严重匮乏，除了勉强在旅馆包餐，不要指望在大街上购买到食品。伊拉克之后的行程，更是险情重重。

我们正在佩特拉崎岖的山道口讨论着行程，突然一辆吉普车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告别的时间提前，要离开的几位现在就去机场。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拉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几个要离开的大汉都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实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这充满未知的艰险长途，这几天来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细细叮嘱。她很想继续陪着我，但不知如何向香港总部争取。而且她已经发现，在这样的路上遇到艰险，妻子的照顾不解决问题。

其实她流泪还有更深的原因。这次她从开罗、卢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过来，一直在与我讨论着各种文明的兴衰玄机，她心中的文化概念突然变得鸿濛而苍凉，这与她平时的工作形成巨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样，本来只想与世无争地做点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事情，无奈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偏爱引发了同行间的无数麻烦。谣言、诽谤、攻击接连不断，几乎已经无法继续工作。我们都想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异邦文明的废墟前，心情变得特别复杂。

我们一路上都在其他文明的废墟上赞扬中华文明，但赞扬几句就会语塞，因为我们现实的文化处境也应该算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怎么那样容不下如此热爱它的我们？从我们小时候开始，一批批打手已经反复地用“文化”的名义伤害我们的父母，现在又把我们包围住了，而他们永远是“正义”，永远代表“官方”和“民众”，永远不必支付伤害他人的代价。她先回去，遇到的也是这个环境。为此，她宁肯让我在国外多停留一阵。

载着妻子离开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轮一步步度量人类古文明的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管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我正在出神，山道口出现了一个中国女子。她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当她知道，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眼圈就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便对我们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在狭隘空间里面对。我们的遭遇也许只是属于转型期的一种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种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处，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感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口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心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此生还能见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

人生的最后智慧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觉得需要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却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小国更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人们渐渐看清，他的一切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尽管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而他与约旦，反倒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援助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rash）去参观著名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侯赛因国王，正是这种方土智慧在现代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使我一定要去拜谒他的陵墓。

陵墓在王宫里边。但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禁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做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是，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于是，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Arwad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