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1988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但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但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胜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和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而准确的命名，足以编出一本厚厚词典。但这一切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汇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词条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已把这里大量感受和经验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呕哑嘲哳，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

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教师、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使用电视、广播、报纸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一天天被异质的语言滤洗，正变成“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在不久的将来，可望基本上铲除文化的地域差别，但新的麻烦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的差别。地球村居民吃同样的食品，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流行同样的观念，甚至说同样的语言，但说不定正是那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00年出生的人，竟像眼下中国人了解英国人一样困难。

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政治等方面，也开始表现于语言——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用语，常常得费一把老力。“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未退出日常生活，仍然流通于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就像方言流通在老乡圈。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正在造就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能超越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曾做过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多种多样：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对“革命”这一个词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释。当然，他们一旦进人公共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规约的妥协。但谁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谁又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共同语时，在追求心灵沟通时，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恐怕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时，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一部个人的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诸多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不妨把它忘记。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