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痛

一

在“文革”灾难中，全中国冤屈致死的人难以计算。其中最为显赫的，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平反后，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属的血泪控诉。但是，居然没有等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尽迫害，这时反倒以平静的口气说了一句：“那些事情，体现了一种文化。”

我在电视里听到她的这个表述，立即陷入深思。文化？难道是文化？初一听，似乎讲淡了；细一想，其实是讲透了。

当时，几乎全社会都在作政治控诉。然而，这位最有资格运用政治话语的女性，却把话题引向了文化。

正是在这种让人吃惊的逆反中，文化展现了它真正的本质。人们终究会发现，把政治引向文化，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

二

海内外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文革”断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种说法只有部分道理。在另一个视角上，这场灾难倒是传统文化隐秘层次的大汇聚、大爆发。

记得“文革”爆发的第一特征，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来“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敬祝”的仪式、动作、程序、声调、节奏，不仅全国基本一致，而且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与“敬祝”仪式同时产生的，是“批斗”仪式。无论是游街示众、挂牌下跪，还是戴高帽子、满门抄家，以及“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等一大堆用语，也都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这就奇怪了。

而且，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操纵“敬祝”仪式和“批斗”仪式的，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哪里学来了这套仪式？

按照年代，连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可能见到过这些朝廷里边的仪式。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仪式的知晓，不可能来自于家庭长辈。

那么，是不是当时有文件，逐级布置了这种仪式？不是。查过文革初期的各种文件，没有找到与这种仪式有关的片言只语。

是不是从传媒上学得的？也不是。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而在偶尔观看的纪录影片中，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恰恰是这种没有来路的仪式，在全国各城市、乡村、街道、单位快速普及，所有的人都能“无师自通”，而且全国统一。

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庞大梦魇的全盘复活。这个庞大梦魇，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或曰“集体潜意识”。

这种集体潜意识，是悠久的沉淀，沉淀于每个人的生命阶段之前。既是一种心理定势，也是一种深层文化，而且是大文化。尽管这种深层大文化是那么讨厌，但一有机会，就会外渗，就会冒泡，就会局部喷发。

当年那些年轻的暴徒，乍看是他们在毁坏文化，其实是文化毁坏了他们。

三

毁坏了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潜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

中国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那么，负面的“一致”又有多少？我说的“一致”，不仅有空间的“一致”，而且有时间的“一致”。那就是，牵连全国，暗通古今。

在一个题为《何谓文化》的演讲中，我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几个痼疾。但那是一个在境外的学术演讲，口气必须温和、平正。今天既然从“文革”灾难的梦魇说起，那就可以换一种尖锐的口气了。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国文化最让我们痛心的几个病穴。但只揭露，不分析，不归纳。把分析和归纳，留给其他学人吧。

我选的三个文化病穴是：仪式化造假、运动化整人、投机化响应。

先说第一个文化病穴：仪式化造假。

中国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在形态上都比较宏大、空泛，这就为大量“想做而做不到”，“不想做而假装做到”的人留出了很大漏洞。后来，又没有经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改造，从未建立“证伪机制”，结果，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且由无奈造假发展成主动造假、机制性造假，最后凝结为仪式化造假。

造假本是一个恶劣行为，而当它成为一个仪式，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这种仪式让人沉迷，非常强大，因此，很多政治谋术都要通过这种仪式而成事。初看像是政治，其实那一串串政治事件只是浮在文化之水上面的一只只纸船。真正厉害的，是纸船底下的文化河道，平静而浑浊的千年河道。

在“文革”灾难中，仪式化造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试举以下几例即可明白。

首先，引发“文革”的“敌情”，就是一大造假。这个“敌情”是：刘少奇等人要复辟，要卖国。这在基本逻辑上就非常荒唐：古稀老人要“复辟”，要复辟成什么朝代？国家主席要“卖国”，卖给谁？荒唐至此，但因为进入了仪式，全国大多数人都相信。

其次，“民情”也是造假。这个“民情”是，革命群众都要造反，因此组成了“造反派”。但是，这种“造反”完全是最高当局通过文件和报纸一遍遍公开授意和发动的，因此所谓“造反派”也就是最忠心、最听话、最乖巧的那一群人。请问，天下哪有这样的“造反”和“造反派”？但是，那么明显的造假，连无数聪明人也挤在里边，假戏真做，绝不悔悟。为什么绝不悔悟？因为有仪式，有文化，一切都处于蛊惑状态。蛊惑，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

接下来，“造反派”名声刚出，又成了假东西。被称为“宣传队”的工人和军人进驻各单位执掌实权，文革十年间至少有九年时间全归他们领导。但是到了十年后“清查”，全国却未曾责问过任何一个掌权的工人和军人。因此，连“清查”也成了“仪式化造假”。

还有，“文革”中几乎人人宣布“造反”，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在内，“文革”后又全体宣称“受到迫害”。那么，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们？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进入了“仪式化造假”。

……

还可以一条条罗列下去，但不必了。这一个文化病穴，已经充分暴露。造假，在迷迷糊糊中贯串始终，让人很难醒来。

四

为什么要伪造“敌情”和“民情”？为了排除异己，整人。整人的仪式，大多以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直接继承了巫术文化中不断重复的“驱魔捉妖”仪式。因此，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此相连的病穴，那就是运动化整人。

其实在“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他的部属已经全部出局，但是，这场没有对手的斗争，却又非常奇怪地延续了十年之久。全国民众都被纳入了一场没有对手的拳击整整十年，你说痛不痛心？

怪异的延续，只能靠仪式，那一场场零零碎碎、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的整人仪式。

起点消失了，可以不断地制造起点。对手不见了，可以不断地制造对手。案情了结了，可以不断地制造案情。这种仪式的动力源，在人群中发掘，那就是号召大家“用大字报互相揭发”。这种做法，在古代朝廷、官衙中经常采用，只是不用大字报罢了。因此，中国人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这显然又与文化有关。

中国古代官场，常会出现一些案件，不知怎么总是牵连广阔，无法结案。你看明代朱元璋所制造的那些案件，拖延之久，杀人之多，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仔细一看，从起点，到对手，到案情，都是严重造假，全靠“互揭互咬”在灌溉。

说起来，以“互揭互咬”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并非中国仅有，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也实行了很久。但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基本已经戒除，而在中国，却依然在不断纵容，而且每次都披着正义的外衣。

这种运动化的整人仪式，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运动化整人的起点是营造污旋文化。

这种程序一旦启动，全社会立即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气氛之中。世俗有谚：“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门不惊心”，其实都不成立。既然是“用大字报互相揭发”，任何人都无法担保贴大字报的人在真实性、科学性、逻辑性上的基本操守。即便被冤枉后坚持申诉，需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人世交叉，即便自己无辜，也难说前后左右、上下亲友不来牵累。因此在这种仪式中，人人竖耳，步步惊心，天天担忧，夜夜失魂，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罪行。当全社会失去了安全感，那也就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底线，全都成了察言观色试图自保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严重失控，一切怪事都会发生。这便是典型的“乱世文化”，或曰“污旋文化”。“文革”之中的社会气氛，就是如此。

其次，运动化整人必然引发民粹狂舞。

这种整人方式编造了一个貌似正义的理由，那就是让广大民众揭发平日不敢揭发的事情。其实这个理由纯属假设。“文革”中，揭发“学术权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众；揭发“反动作家”的，肯定是作家协会里的其他作家；揭发高官显要的，必定是其他高官。明明是同业互嫉，同行互残，却又要拉出“广大民众”，目的是为了获取正当性。于是，不得不呼诱一批“伪民众”来参与了。“伪民众”为了摆脱其伪，一定加劲施力，那就构成了民粹狂舞。

一切民粹闹剧的起点，肯定与真相背离，与理性背离，与正义背离。但是由于受人借用，它快速呼风唤雨，覆盖远近。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试图利用民粹的政治人物，也被民粹绑架，成了民粹的附庸。即便权力再大，也失去了控制能力，这在“文革”中体现得极为充分。

但当民粹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气压，中国式的法制也会或多或少随其左右，从“法不罚众”，变成了“法不逆众”。而这个“众”，却是一团雾霾。对于这种雾霾，千万不可小觑，它看似笼罩一切，其实功能单向，毫不含糊。简单说来，民粹的雾霾，只具有蛮横的呼唤功能，聚集功能，激化功能，冲击功能，却不具有丝毫的调查功能，取证功能，纠错功能，自省功能。身陷这种雾霾，连平日的智者也会晕头转向，呆若木鸡，智商急剧下滑到与傻瓜无异。因此，只能让狂舞更加狂舞。

民粹狂舞，正是“文革”最让人痛心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然常被这股雾霾笼罩。既然我们的文化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要推荐一份西方药方，那就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1841-1931）写的名著《民意研究》（AStudyofthePopularMind）。此书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已成经典之作。中文译本译为《乌合之众》，有可能让中国读者误会成是对部分低劣群体的研究。其实，该书研究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因此更有价值。

再次，运动化整人需要设计互窥情节。

用大字报互揭互咬，必然造成社会精英的互窥互防。表面上还在客气地点头、握手，但每人都心知肚明：既然已经进入一种运动，对方极有可能是敌人，是地雷，是暗堡，是黑枪。彼此都有可能，因此快速在内心设定种种预警，种种防线，种种退路。

现在竟有年轻人说：“文革时期人际关系单纯”，真是胡言乱语。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知道，当时由于一个个整人的小运动接连不断，每个小运动全靠互揭互咬，因此城市里一切稍稍像样的人物，天天都处在危殆之中。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往来了，因为即使老友没咬到自己，却被他人咬到了，自己也是老友心中的嫌疑对象。所以，人人闭门杜客，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用大字报互揭互咬所导致的互窥互防，必然造成精英阶层气衰神疲、活力荡然。不仅如此，精英们在互窥互防中所设计的反制、反击准备，其实是他们心底恶气和凶器的调动。本来，人人心底，既有良知，又有凶器。当凶器被一一查点、擦拭、修检，良知就必然被搁置一边。因此，凡是互相揭发的大字报最兴盛的时代，必是社会隐恶大聚集的时代。表面上，大家都在企盼着互揭互咬之后出现的清明盛世、朗朗乾坤，也就是当年“文革”暴徒宣称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其实，正是这种时候，里里外外，都是恶的赛场。

一切处于互窥互防中的人，必然双目炯炯，行动敏捷。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一切看成是“精神面貌的大提升”。我可以肯定，不管是古代的连年大案，还是现代的整人运动，看似名正言顺，结果总是带来社会精神的严重斫伤，多年不得恢复。即使具有外部正义，往往也是治了外肤，伤了腑脏。请看“文革”时期，家家被审，人人透明，无私无隐，无藏无掖，这总该“轻装上阵”、“全民奋斗”了吧？结果呢，触目萎靡，行行崩溃。

最后，运动化整人必然滋养歹戏拖棚。

运动化的整人，由于没有明确目标，也就没有终点。看似不整了，甚至宣告停止了，但转眼又重起炉灶，重摆阵势，一轮轮循环往复，延绵不绝。这用闽南方言来说，就是“歹戏拖棚”。

“文革”进行到后来，已经没有话题了，却还是到处拾捡话题来滋养运动。甚至，读《水浒》也成了运动，评儒家也成了运动，一封什么信也成了运动，推荐谁也不懂的《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也成了运动。每个运动总要想着法子找靶子，一批批地整人。后来如果不是高层人事发生巨大变动，“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为什么会拖下去？原因是，找不到退场机制，丢失了刹车手阀。面对这种困局，在“文革”中还建立了理论依据，称为“不断革命论”和“继续革命论”。这种“不断”和“继续”，体现了一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的恶质文化。

等到这种文化广泛行世，中国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的一天。这种政治，太让人惶恐；这种文化，太让人辛苦。

五

因为主要是在讲文化，因此还要说说文人在运动中的态度。

这就要触及中国文化除了仪式化造假、运动化整人之外的第三个病穴了，那就是：投机化响应。

对于这种“投机化响应”的态度，不能过于责怪文人。兹事体大，牵涉到文化在中国的地位。

由于儒家对于文人“治国平天下”的倡导，由于一千多年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全国性实践，结果，文化在中国，只与政治紧密缠绕，找不到自己的独立地位。

当然有不少文化作品广泛流传，却从来构不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哲学来支撑历史。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文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态度，例如是驯顺、辅佐、牢骚，还是疏远、嘲讽、怨叹，却不可能以自身的完整逻辑构成切实有效的文明更新和精神重建。因此，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文人，都无足轻重。

我本人由于在“文革”中受尽磨难，对那时的中国文人有过广泛而长久的观察，可以作为例证。

面对连年不绝的例行逆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辈文人挺身而出，秉承公理，厉声阻止。他们一般都很胆小，平静地服从一切掌权者，包括造反派。甚至，也不拒绝在名义上参加造反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表现出过于积极的态度，只是投机化响应。

也有显赫的投机者，人数不多，百分之五左右吧。他们在参加造反派后担任了小首领，如“常委”之类，风光一时。他们领喊口号、主持会议，却并不实际行恶，如打人、抄家。这些文人，投机的目的是为了显摆，为了扮演。扮演，是中国文人很热衷的一个毛病。

也有积极的揭发者，比例比较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效果很坏。揭发的原因，大多出于平日嫉妒，也是为了宣示积极，追赶潮流。他们对别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因此比一般的投机化响应恶劣得多。

也有隐秘的告密者，比例不大，约百分之五左右。前面所说的揭发者一般是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公开表现，而告密者主要是靠耳语和纸条。他们的行为令人不齿，但产生的恶果却未必有大字报揭发那么大。因为大字报揭发本身已经完成了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实际伤害，而告密却要经过几度中转才可能生效。在当时，不敢公开指证的告密者，大家都看不起，因此反面作用并不太大。

也有滥情的控诉者，大多在一轮轮小运动之间控诉已经失势的前一轮掌权者。这样的文人很少，大概在百分之三、四左右吧，偶尔令人同情，过后被人讪笑，多半也只是投机的一种拙劣表演。

以上几类，就是我所见过的师长一辈的“文革”文人。他们身上最值得称许的品德，就是等到政治气氛稍稍放松，便会投身自己的专业并做出成绩。那么，究竟有没有人对社会、政治走向作出整体批判和独立思考，像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但丁他们那样？抱歉，我既没有遇到，也没有听到。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边限。

对于那些不到二十岁的造反派骨干成员，我也有所观察。他们以青年学生的身份举起旗号，成立团队，很像勇敢的斗士，政治的新秀，文化的闯将。一有机会，他们也常常托腮沉思，皱眉踱步。演讲时，更是经常气吞山河，引爆全场。但是，这些全是虚相。他们思维贫乏，知识单薄，器识低下。在自欺欺人的表演中所包裹的，只是最通行的极左口号。是的，只是口号，而且是在空洞的概念里重复绕圈的口号。他们在冲击一切学术机构、行政部门后就开始了造反派之间的互相恶斗，从这种恶斗中真相毕露。他们并没有任何信念，貌似冲锋陷阵，其实只是名利争抢，谈不上什么品级和人格。

这批造反派骨干虽狂妄却无知，人们在痛惜被他们破坏的一切之后，也会为他们本身感到痛惜。

六

在说过了“仪式化造假”、“运动化整人”、“投机化响应”这三个病穴之后，读者也许能够明白，我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是一种弥散型的刺激。紧紧地包围着肌肤，几乎让人窒息，却难以表述，难以解析，难以批判。

现在，当新一轮“国学热”、“国粹热”、“遗产热”、“传统热”裹卷着“民意”、“民判”、“民剿”再度熊熊燃烧的时候，当“文革”和极左的那一套又被频频美化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站开距离，静静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

我们总是习惯地说，文化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该分开。但是，请看那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谁能把它的火苗和烟焰分开？谁能把它的热力和灼力分开？

因此，文化之痛是整体的，又是真实的，远远没有消褪。

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阵，我以为从此可以不痛和少痛了。对于过往之痛，我们可以隐忍、吞泪、宽恕、转移。但是，在度过充满希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血迹已淡，泪痕已干，记忆已远，证人已散，很多都又回来了，而且有可能变本加厉。原来，当初致痛的基因还在，经络还在，穴位还在，不可能挥之即去。

我至今还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释者，在海内外力争它的历史尊严。但是，我又明白，它必须重构，必须转型，必须新生。目前的存在方式，正在快速地把它拖入险境。

对一种文化的最简明衡量，是看它所隶属的创造者群体，是否快乐，是否自由，是否安全。回想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那么多异邦人士为什么风沙万里赶到长安来？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各个文明群体之间，唯独中华文明最能提供快乐、自由和安全。

“安史之乱”使唐代失去了快乐、自由和安全，连李白、杜甫、王维也被检举揭发，层层审查。中国民众虽然紧挨文化，却缺少“护文本性”。请看那个近乎透明的李白，只是遇到了这么一点点政治麻烦，老百姓立即就忘了他的文化创造，都认为必须把他杀掉。这就引出了杜甫在诗中的微弱嗫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同样，民众也没有保护杜甫、王维。说得更开一点，民众也未曾保护过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

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大概也很难获得保护，因为他们太遭嫉妒，太多疑点，又不懂周旋，不懂自卫。他们如果落到现在大谈“国粹”的人士手中，情况也很不妙，因为在“文革”中，残害作家、艺术家最执着的那些人，多半是原先的“书迷”和“戏迷”。

文化的接受者为什么总是不能庇护文化的创造者？这个问题本身，也正是一切中国人都应该反思的文化之弊，文化之憾，文化之痛。

种种文化之痛，构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课题。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多半解答不了。

感受着痛，虽无消痛之方，却也不要否认痛的存在。那就带痛而行，并把它交付给下一代。以痛握脉，以痛传代。

只有凭着这种真诚，我们还能与文化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