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又

Tolstoj后俄国文人辈出，为新兴文学第二时期。VsevolodGarschin（1855－1888）与Tolstoj同里，多受其化。少习矿学，值俄土战起，日见报章载战地死伤人数，因悲悼无宁时。终至不能复忍，遂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苦痛。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写此心情者也。后负伤归，记所阅历为《四日》等，写战争之恐怖，与Vereschtchagin所作画，并足为非战之纪念。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狱，Garschin有挚友亦与焉，竭力营救，而友竟死。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尔后益倾于悲观，终以八十八年，投阁而死。《红花》（“KrasnyiTsvjetok”）一篇，为其绝笔。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学术之研究，文辞亦复精美。又含蓄义旨，以赤罂粟花为诸恶象征，必忍死须臾歼除之为快，又可见Garschin之主义。后世称之为Tolstoj之徒，当也。

Vladimir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初居墨斯科农学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为西伯利亚极边，七年后始得返国。平生抱人道主义，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忧患。《Makar之梦》一篇最有名。Makar生荒林中，拮据求活，衣食每不给。一夕醉梦，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罚转生为礼拜堂马，Makar乃自申辩，善恶之衡复转。盖Korolenko之意，以为人性本善，唯缘社会不良，个人为生计所迫，遂有过恶，若略迹而论，则人人平等，盗贼流亡，与贤人善士，同具性灵，别无差异，正与Dostojevskij所说同。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儿时经历，为世所称。其人道主义思想，亦与他著一致。描写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风又稍含滑稽，则似Gogolj也。

AntonTchekhov（1860－1904）父本农奴，有才干，以商起家，自脱其籍。Tchekhov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谐之词。至八十年后，时势骤变，其作风亦随转，虽仍稍含滑稽，而阴惨之气弥漫篇中，故人谓Tchekhov所写人生，皆呈灰色。尔时亚力山大一世被杀，二世继位，用旧派之言，大行虐政。往昔革新之萌牙，摧灭无遗。举国咨嗟绝望，而士流之颓丧尤甚，虽曾受教育，怀有理想，然为暮气所中，终复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无意趣。Tchekhov著作，善能记此时情状，以时代为背景，以国民性为主题，正如Lermontov之写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Tchekhov以短篇著名，论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仅技术相似，思想则复不同。Maupassant纯为客观，又由唯物思想而厌世。Tchekhov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有希望。所作剧中此义尤显。著作计十六卷。短篇《鸣唼梦》，《可儿》（“Golubuschka”），及“DvaVolodja”等为最胜。又《决斗》（“Pojedinok”），《农夫》（“Muzhiki”）诸篇稍长，亦有名。《决斗》写志行弱薄之少年，与Rudin相似。《农夫》则言乡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国纯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Gorjkij（1869－）本名AleksejPjeschkov，以身历忧患，故取Gorjkij自号，义云苦也。幼丧父母，育于外家。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颇严，使从工师习艺，屡试不成。Gorjkij乃逃去，为Volga商船厮役。始得见Gogolj著作，有志于读书。至Kazan，欲学，不可得。佣于饼师家，二年，复辞去。入游民之群，游行各地，为种种工役商贩以自给。间作小说，记浪游生活，投诸地方新闻。九十四年始为Korolenko所知，极力赞许，为揭载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显于世。Gorjkij与Tchekhov生同时，各能表现社会之一面。Tchekhov多写士流，Gorjkij则叙游民言行，至极精微。盖事多身历，故非余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复亲切。游民生活，类极困苦，唯受者别无怨尤之辞。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与全社会忤，以得一己快意。顾亦非暴弃放纵，营求自利。虽身在恶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如《昔曾为人者》（“Byvschij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为代表。毁弃拘束，力求自由，又终无厌足，不知安住，是为游民之特质，足为国民惰性之药石者。Gorjkij实写其状，而复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战士之风。盖作者之理想人物，实为强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游民中。故于士流之沮丧，则唾弃不屑道也。其前本有民俗小说家甚多。Rjeschtnikov专主写实，Uspenskij等继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写农夫坚忍之德，颇近夸饰，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长，进于完善。所作有《Orlov夫妇》（“SuprugiOrlovy”），《二十六人与一女》（“Dvadtsatschestjiodna”），《鹰之歌》（“PesnyaoSokolje”）等最胜。《秋夜之事》（“OdnazhdyOsenju”）言Natascha之爱，悲怆而蕴藉，有Dostojevskij余风。又有长篇小说及戏曲数种，然皆在短篇下。Gorjkij与谋革命，亡命意大利。一九一三年，政府许其归附，不应。至俄国革命成，乃归。

LeonidAndrejev（1871－）家素贫，幼时苦学，恒受寒饿。卒业大学为律师，又不行，乃为新闻法廷记者。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说，得Gorjkij推赏，Merezhkovskij复投函致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有《深渊》（“Bezdna”），《雾中》（“VTumanje”）诸篇，颇似法国纯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故若以《深渊》较Maupassant之《小Roque》，则阴森可怖，殆有甚焉。凡所著作，多属象征派，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如戏剧《人之一生》（Zhiznjtchelovjeka），可为代表。短篇中《谩》（“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又有《Fivejskij传》及《赤笑》等，篇幅稍长。虽并属悲观，而对于人生之挚爱，亦甚显著，同具人道主义之倾向也。

“ZhiznjVasilijaFivejskogo”述牧师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约百记》。唯约百终以信仰得胜，Fivejskij则由虔敬而入怀疑，又转为狂信，终复决绝，以狂易死。信仰破灭，唯有定命为宇宙主宰，盖与《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战后。Andrejev虽未亲历，而凭神思之力，写战争惨状，能达其极，与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称。Tolstoj与Garschin写战时事实与心理，已极深刻，Andrejev则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美国Phelps言世界非战之文学中，猛烈更无逾《赤笑》者，殆非过誉。同时有AleksandrKuprin（1870－）为陆军中尉，作《决斗》一书。写平日军队生活，极种种恶德，或以为即揭发战败之因，唯作者之旨，实不在此。据所自述，则唯欲实写军官社会情状，而反对军役之意，亦寓其中。Nazanskij所说爱之宗教，盖即Kuprin之理想，与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记》（“Rasskazosemipovjeschennykh”）卷端题云，呈Tolstoj伯。中叙五革命党人，一剧盗，一杀人者同日就刑，记其犯事始末及狱中心理状态。Andrejev自序云，吾著书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与其不法。正直勇敢之人，徒以过怀仁爱，主持正义，致罹荆戳，固已惨矣。然在蒙昧小人，以愚犯法，缳首以死，其可哀实为尤甚。故吾于Musj等之死，以视Janson与Tsiganok伤痛之情，犹稍减杀。其言颇与Dostojevskij相似。又云，世之大患，在不相知。其著此书，盖将以文艺之力，拨除界限，表示人间共通内心之生活，俾知物我无间，唯等为人类，而一切忧患，乃可解免。此又与Bahai大同之教，同其指归矣。

Sologub本名FjodorTeternikov（1863－）思想颇近厌世，有《迷藏》（“Prjatki”）等，并言死为安息。唯求生之欲，本于自然，故求其次，以神思与享美为养生之道。次则童骏狂易，亦可远现世而得安乐。又有《老屋》（“StaryjDom”）一篇，言Boris死于革命，家有大母及其母姊三人，日思念之。至不信往事，仍怀必不可得之希望，喜惧迭现，终日无宁时。及日暮，绝望之悲哀，忽然复起，乃相与号哭于林中。Andrejev在《赤笑》中，叙家人得战死者手书一节，事极哀厉，而此则终篇如是，感人之力，至为强烈。作者本意，或与《迷藏》等相同，唯由一面言之，亦足以示死刑之恐怖，与《七死囚记》，同为人道主义文学中之名作也。

俄国文人，尚有MikhailArtsybaschev及DmitriMere-zhkovskij等，亦有名，兹不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