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1)(图)

1967年的沈阳，像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正经历着一场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从停课闹革命开始的。学生们戴着“红后代”或“红卫兵”的袖标，把“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标语，从校内贴到了校外。紧接着，机关、工厂、军队……所有的单位都卷入其中。一场血腥、狂热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那时的家，无所谓家；单位，无所谓单位；学校也无所谓学校，全是辨论场，全是是非地，甚至全是战场。

那时的金星还是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他的姐姐和母亲住在离沈阳二百多公里远的清原县，他的父亲供职于沈阳军区。

父亲叫金永哲，朝鲜族，生于1940年。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他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军区作战部的一个参谋。

母亲叫韩颖，是个战争孤儿，生于1942年，朝鲜南北战争时，失去了父母，10岁时，和姐姐流落到中国。幸好清原县的县长夫妇收留了她，让她有了安栖之所，还受到了中等教育。母亲是商业局的政工干部。善良、聪明，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姐姐叫金香兰，比将要出生的金星大三岁，但绝对像个姐姐。在以后三十几年的岁月中，金星总是受到姐姐的呵护。

虽然清原小城也在经历着那场浩劫，但是相对于沈阳还是安静的。

父亲说：“沈阳兵荒马乱，等到临产前我争取回去，千万别自己跑来。”

母亲天生富于幻想，又有主见。她想；“我腹中怀的一定是儿子。我要让我儿子一生下来第一眼见到的，是他的父亲。如果我待在清原，万一他父亲没赶回来，孩子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就不是他父亲了。第一眼看到谁，将来就会长得像谁。何况，儿子也得生在大城市啊!生在大城市的孩子心也会大。心大，才能干大事嘛!”

离预产期还有10天，韩颖就带着腹中的金星上路了。姐姐香兰被安顿在清原朝鲜族亲戚金玉家。

正是盛夏，火车上热气扑脸。南来北往的参加“文化革命大串联”的学生，把车厢塞得满满的。所幸当时的社会风气还不坏，见韩颖挺着个大肚子，一个男红卫兵给韩颖让了座儿。于是，韩颖就和这群天真未凿却又自以为是天下主人的十几岁的孩子，成了旅途中的同路人。

车厢里两组红卫兵正在赛歌。甲方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站起来喊：“我们唱完了，该你们唱了。欢迎乙方来一个!”乙方一个男孩开了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预备……唱!”于是，乙方的红卫兵们就高声唱了起来。你方唱罢我方唱，闹腾腾，乱哄哄，使得本来就很热的车厢，更是像个蒸笼。

韩颖感到腹中的胎儿狠狠地踹了她几脚，“儿子，对不起!让你难受了吧?忍一忍，一会儿到了沈阳，住进你爸爸他们部队的招待所，妈妈洗个热水澡，你就舒服了。”她在心里对儿子说。

颠簸了几个小时，韩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下了火车。

矗立在车站广场上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绑着高音喇叭。“红卫兵同志们，八·三一派的战友们，注意!注意!今晚我派将在车站开展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为什么要打倒保皇派’，主讲人××到场!请同志们、战友们踊跃参加!”韩颖早已听说沈阳有三个派，一是八·三一派，以辽宁大学的红卫兵为主力；另一个是**思想战斗派，以东北工学院的红卫兵为主力；再一个是辽革派，各个大学都有一部分人参加这个派别，是当时的保皇派。她想：“我儿子可要经风雨见世面了!只是小心别吓着他。”

往前走，只见东南角的大楼顶上，有一个人，握着机关枪虎视眈眈地望着前方。再往东北角的大楼顶上望去，同样站着个手持机关枪的人。韩颖的心缩紧了，她在心中默念：“千万别吓着我的孩子啊!”

街上正有一队人在游行。前面是辆军用卡车，上面站着光着上身，却又戴着“敢死队”袖标的几个大汉。他们的口中都叼着一把匕首，旁若无人却又凶神恶煞地盯着前方。紧随其后的一辆卡车上放着一口棺材，周围也站着与前一辆车同样打扮的人。再后面是步行的队伍，都穿着黄军装，都戴着“敢死队”的袖标。此时的韩颖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了。她恐惧，不是为自己，她是担心腹中的婴儿啊!只听旁边有人在议论着：“是抚顺的‘敢死队’。他们是要到省军区静坐的，说是凌司令员不出来见他们，他们就不走……”韩颖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脚下也瘫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突然，肚子抽搐地疼了起来。她生过香兰，知道有情况，可能要早产。一向有主意的她，马上改变了去军区招待所的计划，乘公交车直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她本来想给丈夫打个电话，但那时街上没有公用电话亭，再费周折找电话已是不可能了。此时，让孩子安全降生，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