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过河石头”(1)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

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

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

在浙江，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冲杀的勇气、胆量、谋略和烈焰般的精神品格。这里没有香港的地缘优势可以凭借，这里没有上海的国家支持可以依赖，更缺少国家部署的重点投资项目来带动。这里只有钟灵毓秀的山水和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闯天下市场的男儿。他们不是**、不是教授高工，他们全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像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或“发于畎亩之中，举于版筑之间，举于鱼盐之中，举于海，举于市”。从楼忠福、徐文荣、鲁冠球，到南存辉、李书福、王振涛，他们全都是曾经为了三餐而苦苦挣扎的农民、铁匠、泥水工、补鞋工★。与他们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过的苦头可能是现在大多数青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繁荣了一方经济，还证伪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农民不仅仅是散乱的土豆和沙子，他们当中还有狮子和鲨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