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喜且忧父子相会(1)

1937年4月间，蒋介石的大公子，吃了12年苏联饭的蒋经国终于携一子一女回到了祖国。

这位被苏联人叫做“伊利札罗夫同志”的小蒋，15岁奔赴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后来又进了列宁格勒市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然后在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因受反“托派”运动的影响，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村劳动，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淘金“劳改”，因“表现较好”，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技术工人，一直当到分厂厂长、厂报主编。时间一晃12年，历经沧桑和磨炼后的小蒋，此时回来站在老蒋面前，让老蒋感到陌生，既喜悦、气恼又头痛，且不说儿子被苏联洗过的脑袋怎么再洗回过来，儿子带回的“洋婆子”和一对混血儿女就一下子使蒋氏家族的关系复杂起来，够老蒋操一阵子心的。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夫妇坐船从海参崴经香港来到上海，在沪稍作停留，就赶往南京去拜见父亲蒋介石。这是回国后要过的第一大伦理关和心理关。在去南京的路上，蒋经国七上八下，心神不宁，且喜且惧。在苏联期间他曾数次撰文谴责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尤其是在致母亲的公开信中说：“我对他（指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他先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地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话说得那样绝情、冷酷，现在不知父亲是否能原谅他，会以怎样的面孔对待他。

果然，望眼欲穿期盼长子回来的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直接的反应便是大发雷霆，拒绝接见，像平常百姓一样怄气地说：“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七百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

嘴里这么说，他心里还是欣喜的。他在日记里对儿子回国一事记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

他的心腹侍从秘书陈布雷最善于察言观色，眼看蒋家父子俩积怨难解，就一再向蒋介石进言缓颊：“先生明察秋毫，不难分析经国在苏俄言不由衷。古训言‘识时务者为俊杰’，经国当时在斯大林的屋檐下讨生活，他那声明也罢，公开信也罢，都不过是被逼迫、不得已的虚饰。退一步讲，即使经国没有被逼迫，那也不过是他年幼无知，一时冲动的结果。现在他已认识到错误，悔恨交加，你不能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蒋介石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的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举棋不定，左右为难，默然不语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与儿子见面是好。

“委座，我看不如先叫大公子到杭州，然后，你们再在那里会面。”陈布雷献计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又觉得儿子与夫人宋美龄相认仍是个难题，长叹一声说：“叫庆祥办去吧，他和经国熟识。”

蒋介石虽然点了头，为了给儿子一个下马威，还是不肯立即接见。被拒之门外的蒋经国也是个血性男儿，父亲拒绝接见他想掉头回溪口先见母亲毛福梅。然而，他已身不由己了。陈果夫、陈立夫、杜月笙、虞洽卿、张静江、王晓籁等蒋介石信赖和依靠的人，轮番向大公子进箴言。蒋经国毕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孩子了，他想干一番事业，他意识到不能再与父亲闹下去了，他必须在父亲、新阿妈和生母之间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于是，他勉强地作出决定，先去向父亲负荆请罪，然后再回家与母亲团聚。

这时候陈立夫的点拨使他豁然开窍。蒋经国去拜访陈立夫时，两人互相拥抱之后，小蒋抱怨父亲不讲情理拖着不见他。陈立夫说：“他现在怎么好见你？你现在还是**员，而且还写信骂过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说要先作检讨！的确，蒋经国从没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过，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表达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意愿。即使平安返抵中国，他脑子里根本也没有这根弦。父亲无条件要他回国，没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没有道歉认错。但是现在回到了父亲统治的中国的土地上，传统的尊父之道要求蒋经国表示浪子回头的忏悔，承认过去的不是，宣布对父亲和他的党的忠诚。这应该是政治家的儿子必做的功课，他在苏联搞惯了“自我批评”式的忏悔，这事干起来驾轻就熟。

蒋经国提笔写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并前往拜访吴稚晖。12年前蒋经国为了前往苏联留学而去请教过他，并得到吴的支持。吴稚晖一副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亲热模样，平静地问他：“你当年非要到苏俄去尝试一下，尝试的经过怎么样?”蒋经国讲了一通在苏联的遭遇和体会。

吴稚晖可能去见过蒋介石，向他转达了蒋经国在苏联的种种际遇。把儿子晾了一个星期，蒋介石终于同意接见儿子，父子会面不在南京，而是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澄庐进行。工于心计的蒋介石知道儿子脾气固执、倔强，不先打好预防针，担心会给宋美龄难堪。苦思冥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决定，父子在杭州先相会，给儿子打好预防针，再安排“母子相认”。当时宋美龄知道蒋经国已经回国，早已在杭州西子湖边的别墅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