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通俗文学(2)
神宗年间，京师偏重元宵三五佳节，灯光花市盈路，王侯贵戚女眷多设帷幕观灯，倾城士女通宵出流，没有禁忌。有名叫做“雕儿手”的，一起有十来个人，专趁着热闹时节，在人丛里做不本分的勾当，鼠窃狗盗、诱拐孩子、强奸妇女。当时，有个宗王的女儿叫真珠姬，年十七岁，未曾许嫁人家，容貌明艳，服饰鲜丽，耀人耳目，以当今的标准却也性感纯情。元宵之日，在帷幕里被流氓假冒其姨娘相邀，哄上轿子一溜烟地抬进冷僻的古庙中。真珠姬走了轿子，不见亲人，只见古庙两廊遍立着鬼卒十余个，各持兵杖。中间坐着一神道，面阔尺余，须胡满颏，目光如炬，肩臂摇动，大声说：“我与你有夙缘，故使神为摄你至此。”真珠姬见神道能说话，愈加惊怕，放声哭起来，旁边两个鬼卒，走来扶着，又一鬼卒把一杯热酒，向真珠姬口中一灌而尽。真珠姬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不知人事。神道与鬼卒各卸了装束，除下面具，攒将拢来，原来他们是一伙偷盗、强奸的流氓，把真珠姬骗来从大到小依次**。可怜金枝玉叶之人，纯洁神圣之躯，零落在狗党孤群之手。
这个流氓集团还进行拐骗幼儿的活动。有一个流氓，见曾任枢密副使王韶的儿子南陔打扮得齐齐整整由家人王吉驮在背上去看灯，就一路尾随着来到宣德门楼下，乘挨挤喧哄之际，从王吉背上将南陔溜将过来，背了就走。等到王吉清醒过来。四下里已找寻不到小衙内的踪影。
宋四公流氓盗窃集团，也是“三言两拍”中描写得极成功的一个。宋朝年间东京开封府，有个积祖开质库的张员外，绰号“禁魂张”，平时虽没有过多的劣迹，却是有件毛病，非常吝啬，甚至想在虱子背上抽筋，鸳鸯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淡唾留着点灯，援松将来炒菜。
有一天，一个乞丐手持笊篱沿门乞讨，张员外家主管动了侧隐之心，向笊篱内扔了两文钱，恰被张员外看见，痛得就像割了他身上的肉，赶上去抓住笊篱，把笊篱内的钱倾在土堆里，还打了他一顿，此情此事，被郑州奉宁军人的小番子闲汉宋四公在一旁看到，大为不平，当即解囊给了乞丐二两银子。当天夜里三更前后，宋四公来到张员外门前，飞身跳过围墙，在廓屋里截住一个使女，问清楚去仓库的路径及仓库中的机关后，就一刀杀了；又药死两条狗，用闷香摆翻了仓库看守人，一下子觅了五万贯钱。临走前，宋四公从吓中取出一支笔，用津唾润湿了，在墙壁上写道：“宋国逍遥汉，四海尽留名，曾上太平鼎，到处有名声。”之后，宋四公和师弟赵正、修兴、王秀等四人勾结一起，专门偷盗、杀人、裁赃，捉弄得吝啬成性的“禁魂张”被拘捕到官，逼勒赔偿钱大王府失物。最后，“禁魂张”又恼又恨，自缢而死。
在“三言两拍”之中，流氓及其集团都是鞭挞对象。无论他们的手段如何巧妙，本领如何高强，所作所为如何大胆泼辣，作者归根到底是将他们的手段作为歹徒加以描绘、批判的。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文，禁魂张强夺乞丐的钱财，固然可恶；而宋四公却能同情、帮助穷人，主动赠给乞丐二两银子。有人据此以为《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以几个偷儿作的主人公。这几个小偷，那么机智，那样富有正义感，他们帮助被迫害的穷人，憎恨和蔑视那些鄙吝贪婪的财主和凶恶而又愚昧的官府；特别是，在他们那里，偷窃已经成为向压迫者剥削者抗议和报复的一种手段了。因此，这几个小偷形象也便富有了特殊的思想意义。
广阔的社会生活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部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流氓史也影响了文人的写作，不同的流氓形象、故事反映在其中，以至于到了现在，还有人写的文学作品的名称为《我是流氓我怕谁》。当然，这里所谓的流氓是带谐谑意味。
2．通俗文学对流氓意识和文化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局骗、嫖赌、讹诈、劫掠等多样病毒，在危害社会秩序、悖离传统道德诸方面，造成了溃疡般的恶劣影响，这种影响自然可以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寻找源头，但历史上通俗文学(主要是小说)潜移默化的形塑亦不容忽视。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代白话小说，通俗易懂，为民间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其不良影响却也不容忽视。鲁迅在谈到小说的社会影响时说：中国人的江湖思想，妖巫湖鬼思想、堪舆、相命、卜筮、迎神赛会等等陋习劣行都来自小说，因而要进行小说革命。
而各种小说中，《三国演义》和《水浒》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尤大，即便普通的农民，对此书也爱不释手，百般模仿。如明末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在封建统治的**制度下，这些通俗小说迎合了普通百姓的心理欲求，于是其不仅在社会上流传极广，而且浸染到社会内部，如鲁迅曾说过的那样，中国社会有“三国气和水浒气”。
小说对流氓群体的影响，有一个从游侠之气始逐渐过渡的过程。《三国》、《水浒》中的人物的豁达豪爽、行侠仗义、为民除害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但由于游侠之风的衰微，流氓行侠仗义的成分越来越少。“侠”字渐消以后，起而代之的是“强盗”之辈，他们虽也是侠之流，但反对的奸臣，不是皇帝老子，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后来，就连有“侠气”的流氓，也不敢再有盗心，不敢指斥奸臣，就跟着一个好官员给他保架、替他捕盗，所谓《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反映的正是此过程。最后，侠客终成了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笑，社会改革他来憎恶，为的是关爱秩序，他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是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鲁迅：《流氓的变迁》，《鲁迅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