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悼二梁(1)

我相信，就人类自身而言，生命中总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是难以破译的。但是能感觉到，这感觉有时强化了你对生命力量的追踪。

像是相约在同一个季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梁庄二梁兄弟”之称的梁斌和梁黄胄先生先后离去，真让人难以琢磨这生前死后的种种情结。种种巧合让我更加坚信，同样属于自然的人的生命，一定存在着某种感应，某种呼唤，某种恋恋不舍的牵挂。

梁斌先生的《红旗谱》、《播火记》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红色读本。上大学的时候，当代文学的重点书目中就有梁斌的这两部名著。而对于黄胄先生的最初了解源自“文革”后期批黑画，批他笔下无比苍劲沉凝的骆驼，以及这之后送给铁托的“鹰”，送给日本天皇的“驴”，这些传世之作全是出自黄胄先生病残的手笔。

我先是在天津日报社总编辑办公室看到为贺《天津日报》创刊３５周年二梁合画的《蕉下客》，上题梁斌画蕉，黄胄画鸡。这幅水墨国画因芭蕉肥硕、雏鸡茸茸，很可爱，也很引人注目。因此知道了文坛画坛，梁斌、黄胄原是河北蠡县同族兄弟。后来又有了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的“梁庄二梁兄弟画展”的轰动。再后来我还知道了黄胄先生竟是我们老总编鲁思同志西安时的少年同学，知道了少年黄胄便很爱为班里同学画一种名为炭精画的肖像画。于是我便近水楼台，得以和这两位好老头有许多亲切的交往，感受了许多人生的教诲和长辈的爱护。

在我们的印象里二梁的确有许多相像的地方。都有北方人壮实的身材、嘹亮的嗓门、充满智慧的幽默，都很直率又都很平易。而相比之下，梁斌的晚年更多了自然和天真。梁斌先生是眯着眼听，眯着眼笑，眯着眼笑谈往事的。田间同志去世的时候，梁老曾讲起他们在干校牛棚共同生活的痛苦经历，但一个鸡蛋的故事又令老人嘴角重现那种近乎孩子的微笑。那是“文革”时期，梁斌夫人下乡看望梁老，在村边买了二十多个鸡蛋，那时的鸡蛋对于牛棚中的田间和梁斌来讲无异于一顿圣餐。于是他们在地里挖坑燃火，支锅煮蛋，田间、梁斌每人一口气竟吃了十个鸡蛋，创下了纪录。以梁老的回忆和评说，这每人十个鸡蛋的“胆量”和“蛋量”都可以成为“文革”文坛的重要掌故。梁斌就是这样眯着眼睛讲他的往事，讲那些有血也有火的岁月，泪中有笑，苦中有乐，讲述之后常常会将硕大的头往旧沙发上一靠。如若夏天，还要象征性地轻摇他的大芭蕉蒲扇，让自己沉浸在追忆往事的凉爽和轻松中。

黄胄也纯真，也自然，但与梁斌相比，也许由于境遇不同，坎坷太多，又久居京城，接人待物，谈天说地，幽默里总含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已久的深刻。轻松时他的目光中也总有一种灼灼逼人的冷峻；而畅怀大笑的时候，又有了太多曾经沧海的豁达和大度。尤其是黄胄的幽默是被坎坷和智慧磨洗得闪着金属般明快光泽的那种幽默。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语录，而且常常是恰到好处，一针见血，立竿见影。大笑之后，品味再三，既能体会到黄胄先生“文革”时的痛苦经历，又能感到黄胄先生的这种幽默其实饱含着许多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和批评。以我的交往和感觉，梁斌先生是背着手，倒拿蒲扇，完全一副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的表情；而黄胄先生则是拄着拐杖，目光炯炯，绝不谢幕，绝不服输，人情练达，胸有千军，是拿着画笔和电话谱写未来的。晚年的梁斌更像个童话家?熏而黄胄则更像一个不能自拔的哲理诗人。在人生的黄昏里，梁斌可以久久地沉浸在几十年峥嵘岁月的回忆中，过去的刀光剑影、一路风尘会化为老人一脸纯真的笑容；黄胄却会常常忘记以往岁月铭刻在身体上和心灵里的伤痕痛苦，他是以一种搏击的姿态，一种必攻不守的心理优势完成他最后的人生跋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