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岁月(1)

但这种宁静、温和中的喜悦，仅只维持了一两年。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终于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全都译出，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在这大功告成的喜悦后面又预伏下了什么呢?

4月8日，又是信子的三周年忌。思前念后，由已死想尚生，周作人终于写下一段自白：“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厌字本从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自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匿迹，最是理想也。”②④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0、465页。

4月26日，周作人果然重立遗嘱，以为“定本”。其全文如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②

周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还在南京读书时，即有人生无常之感，此时人生之愿已达，顿生厌世之意，亦是自然。周作人自称唯物论者，以“疾虚妄”自命，积八十年人生经验，深知死后被利用之苦(其兄鲁迅即是前车之鉴)，渴望人死即“声销迹灭”，亦是自然。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期待后来的论者能够充分认识他最后留下的《对话集》的价值。但他恰对此没有信心。因此，在写完遗言后加上一笔“但”书：“但是阿波马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阿波马多洛斯著《希腊神话》(原名《书库》)，周作人原于1937年即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译过，后该会迁至香港，注释尚未译全，原稿已佚亡。从1950年7月起只得从头译起，以一年工夫本文同注各占10万字以上，于1951年6月13日脱稿。译完后，因出版总署于1951年将翻译事交开明书店，译稿也交开明书店。后开明书店改为青年出版社，此译本也无下文。则亦是幻想罢了”。④

此时周作人对于自己的五十年的心愿最后能否实现，已不抱任何幻想，这心境已是够悲凉的了。但历史很快就要证明：即使做了这样的最坏的思想准备，周作人——不，中国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仍然过于天真善良。他们哪里想到，就在周作人立下遗言，企望善死善终时，将周作人，以至整个知识分子，整个民族扫荡已尽的罗网已经撒下!

周作人早就应该有所觉察了。1964年8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但不到两个月，即又遭到“腰斩”，编辑部并受到上级训斥：“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罗孚：《〈知堂回想录〉琐忆》，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这显然是一个信号。周作人对此事的反应是：“至于为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了”——他是佯作不知，还是不愿意知?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③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25、536页。——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

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③——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细得望去都看不见”的，使人“既气闷”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第1页。，写过想像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5页。……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7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此一个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实甚往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页。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从此销声匿迹；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再遭一次磨难——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

周作人于急难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钊，他是**的座上客，能否求助于他呢?于是匆匆写了一信。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试耳。”③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一星期后，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却允再次来访，周作人于是“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③——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元凶之一，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现在，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