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本前言(2)

他在德国期间，欣赏了李斯特的演奏，首次在新建的铁路上行驶，以及其他等等，过得还算愉快；意大利则令人失望，已不是他1833和1834年那时候所见到的能使他勾起美好回忆的可爱的国家了。天气恶劣，不是暴风雨，就是地震，台伯河洪水泛滥。他的牙疼的老毛病又犯，胃口不好，而背地里还要为钱、为《摩尔人的女儿》的命运操心。元旦那一天，他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祈祷：“主啊，请赐给我作家的不朽的名声吧，保佑我健康平安!”

12月18日，《摩尔人的女儿》举行首场演出，大约一个月以后，他终于听说观众对它的反应并不热烈，而且只演了三个晚上就撤下了。财政上遇到了大问题。爱德华·科林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着实伤害了他，信上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以为对《摩尔人的女儿》恶意的中伤留下的印象，使你失去了观众，那你就错了，因为这种批评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前有另外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取代了它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海贝尔的《新诗集》，属于同一类型，形式上也非常完美，真是一部杰作。”这部挤掉了安徒生那倒霉的剧本的作品，是海贝尔的《亡灵》，它是讽刺剧，其中的亡灵在地狱里受到一种刑罚，即必须坐着连续看完《黑白混血儿》和《摩尔人的女儿》两出戏的演出，而地狱里既不生火，也没有燃料，只有“永远不停地重复没有灵魂的生存，而失去灵魂的**常常是活着的”(布列兹多尔夫，148页)。安徒生则利用游记中上溯多瑙河时在检疫站的一段描写进行报复，出了一口恶气。他在一个脚注中为海贝尔最近一部作品写了长篇颂词。——英译者注

这次失败相当于1834年元旦《埃格纳特与人鱼》在罗马的失败，同样地悲惨，如果不是更加悲惨的话。安徒生当时认为他正面临着文学和财政双重的灾难，他想要自杀。

3月初，他前往那不勒斯，在那里真的生了病，躺倒了，必须放血。他放弃了去希腊的一切希望，可是突然听说克里斯蒂安国王向他颁发六百元旅行津贴，以使他的行程不致中断。

安徒生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希腊以它所拥有的神话、传说、艺术以及悠久的历史等等西方文化的各个部门，是无人不晓的国家，但不容抹杀的事实是：他们实际看到的东西，绝大多数是他们不熟悉的。那里没有古典时代雕塑的天神般的石像的残遗，地面上只有废墟和一堆一堆的乱石，可以供你想像一度辉煌的希腊。在被土耳其征服几个世纪之后，到了1821年，希腊终于起来反抗，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西方观点的流行，部分的原因归于拜伦的东来，以及他于1824年12月病逝米索隆吉所产生的影响。1827年10月，在决定性的纳瓦里诺一役中，英、法、俄联合摧毁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1830年签订阿德里安堡协议，乃宣布希腊为独立的王国。

1831年，第一任国家元首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遇刺身亡，巴伐利亚大公奥托被推选为国王。这位年轻人和他那位德国出生的妻子阿玛莉，安徒生在雅典时曾经见过，并大力加以赞扬——他和他的政府在执行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即民族的复兴。

在土耳其旅行，对希腊的大学生来说，绝对不可以与接受古典时代的教育相提并论。安徒生曾经读过拉马丁的《忆1835年东方之游》一书的丹麦文译本，并且从锡拉前往比拉埃夫斯途中在“利库尔戈斯”号轮船上借到欧仁·博雷写的游记《一个旅行者在东方的通信和回忆》。但是，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在东方旅行需要想像力，而他在这方面则是绰绰有余的。

1841年，土耳其不动声色地平复了二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创伤——丢掉了希腊，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无休止地闹纠纷。在欧洲，奥托曼帝国控制的疆域扩大到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地现属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现为南斯拉夫)。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麦什德为启动改革作了最大的努力，并不比他对于治下的基督徒所处境况的考虑来得容易。不过，不可避免的反抗和民族主义的潮流，是绝对压制不住的。

从君士坦丁堡回国，安徒生可以从原路(即经由希腊和意大利)折返，或者进入黑海转多瑙河上溯维也纳而抵达丹麦。

1830年，当水上航行还没有使用汽轮的时候，溯多瑙河而上是不可能的，水流的力量和铁门等天然的险阻，使得这条河只能开通下行的航线；而即使是十年以后，上行的轮船也不见得就安全。

安徒生在国外旅行中，必定要寻找本国的同胞做伴，外交官、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人，同他们在一起才能谈话，才感到安心，才觉得习惯。但这并不表示他忽视他所在的当地“土著”的生活，虽然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他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写的那些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正确的社会主张(有时还非常尖锐)；他写的游记，出现在他的山水中的那些人物，绝对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对他们的观察是无微不至的——从马尔马拉海船上那个手拿玩具的土耳其小姑娘，直到那悲伤而高傲的想当一名军官的匈牙利男孩，莫不如此。

然而安徒生不是政治动物，不是跑政治新闻的记者，他只是诗人，是用散文表达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天才的诗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