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名将――左权(5)
山城堡之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聂荣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战斗。”
这次战斗体现了左权深谋远虑和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正如刘伯承所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可惜的是，他担任主官的时间太短。他一生中担负的主要角色是“参座”。
在八路军总部，左权是最忙的人。三十四岁还没成家，朱老总出面做媒，对刘志兰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国大地，中华民族面临被日寇灭亡的危险，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拯救民族的大志，挺进华北敌后，奔向杀敌的战场。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来到太行山区，指挥整个华北前线的抗日战争。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里，左权是最忙的人，指挥军队作战，发电报、打电话，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员运输，筹划粮草，什么事情他都事必躬亲。
司令部的作战科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工作十分紧张。作战科的人都是左权的助手。他们轮流着每隔二三天就值一次夜班，来协助左权工作，可左权却是天天值夜班，从来也不肯休息。情况紧张的时候，他更是夜以继日，昼夜不停地泡在作战室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看完各战场拍来的电报，并起草好下发的电报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屋里后，他还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翻译、写文章。1940年，朱德总司令奉令离开太行山，回延安去了，其他首长也先后分赴其他抗日战场指挥作战。前总只留下左权和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由于干部少，事情多，工作更忙了，左权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情况紧张时，就整夜整夜地不眠。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曾这样写道：“在这掌握半个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在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子里，左权每天除处理华北抗日战场的来电、文件和书信，部署整个华北战局外，还得守着地图，提着电话机，指挥眼前的战斗。因为过分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嘴唇干得裂了缝，可是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是考虑着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坚定有力，说话的音调沉着果断。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岳等地的我军各部纷纷向总部拍来电报，报告敌人调动兵力的情况，并要求主动向敌人出击。左权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布置部队的行动，他已经接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上布满了血丝，警卫员把饭端进来，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刚端起来吃了两口，值班参谋送来一份电报，左权就马上放下碗筷看电报，接着就走到地图跟前，认真研究敌情，具体布置战斗。警卫员把他的饭热了几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卫员心里十分难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让首长既能吃上饭又不耽误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馒头切成片烤干的办法。从此，警卫员每天就烤些馒头片，随时给左权的口袋里放一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吃。打这以后，战士们就经常看到左权一手捏着干馒头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研究部署歼敌计划。
朱德后来在纪念左权的文章中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意、疏忽、放任与暴戾，他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一心扑在工作上，三十多岁了，还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朱老总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39年2月，**中央巡视团二十多人来到晋东南巡视工作，他们曾在屯留县寺底村逗留，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只有十来里路。朱总司令早就存心要为左权做媒，他很注意巡视团中的刘志兰。左权也曾应邀到寺底村作报告，与刘志兰有些接触，彼此都有好感。
刘志兰是北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几位同学一起响应中国**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延安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中央巡视团来到山西前线。
朱老总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有意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说：“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情耽误了，都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这单身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画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