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1)

不少人认为联想是一个奇迹，一种标志和一座象征的纪念碑。它有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心灵，悲悯的胸怀。它是民族工业的骄傲和高科技产业的代表——

20年来，对联想的赞美和溢美之辞汗牛充栋，凡有印刷品和无线电波的地方，就留有联想的影响；凡电力文明所能覆盖之地，便刻有联想的印痕。

不少人认为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企业教父”，是“国内管理学的代言人”，拥有“几乎完美的企业战略家生涯”——

他是为数不多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领袖中硕果仅存“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人。不惟如此，他还成功引领一家作坊式的公司，缔造为一家看起来可艰难踯躅着与跨国巨头一较高下的领袖企业。

一个“局”可以涵盖联想史

联想为什么？1996年初冬，一个叫陈惠湘的人发问。他是联想办公室年轻的官员，他打开了一个思维方向——联想，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样板。

研究联想的管理和文化、演绎联想奇迹和神话、总结联想经验和规律的出版物旋即接踵而至，充斥于图书市场，遍布于大街小巷。

有人说联想成功缘于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有人则谓之成功缘于“以惠普为师”，有人说联想管理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也有人说联想崛起是因为它储备了大量人才，还有人说联想靠的是创新精神。大家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杨元庆曾评价：“柳总是政治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柳传志曾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更很少有人注意到，柳传志曾经有一段时间闭门钻研《雍正王朝》，并且感慨地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康熙皇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些被忽略的微妙，这些被熟视无睹的细节，恰恰是柳传志和他所执掌的联想赖以成功的特质。这些特质，累积于联想历史之中，沉淀平复于20年之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一种谋略的智慧，一种“局”的智慧。

历史已经证明：自有组织诞生，便有管理附生。一位管理史学家阐释说：“管理的历史……跨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富足，承担着组织和运营工商业企业的任务。大企业的创造者也是伟大的梦想者。”［1］

管理的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所以，联想的历史，是一部管理的历史，是一部政治的历史，更是一部谋略的历史。谋略，是中国智慧的典范；而“局”，则是谋略的完整过程。有一本描述中国智慧的书《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则如此诠解“谋略”和“谋略的产生”：

“我国最丰富的历史遗产是谋略，特别是减法谋略。两个因素决定了我国文化的这种特点。其一是我们社会长期处于纯减法环境……其二是我们的祖先聪明智慧。并非只有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纯减法环境中，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生活在减法环境中，才能发展出谋略。”［2］

既然管理和谋略追求的目标都是“利”，既然管理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那么以谋略的眼光来观测联想历史，我们就会发现，20年的联想是一个“局”，一个充满无尽幸福和辛酸、快乐和悲伤、成功和失败的“联想局”。

局，一个字，涵盖了中国的智慧；局，一个字，涵盖了联想20年的历史，并将涵盖它此后整段整段的历史，涵盖它从开局到结局的全部故事。

局的精神就是中国智慧的精神

局，《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形棋象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博”的一条解释是“古代的一种棋戏，后来泛指赌博：博徒，博局。”《辞海》的释义更显丰富。其对“局”的解释有十条，与我们所要论述之“局”义近者有六。其一是“部分”。其二是“棋盘”。其三是“形势”。其四是“人的胸襟器量”。其五是“指某种聚会”。其六是“骗人的圈套”。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局”，正是基于“博”而衍生、发展下来的“局”，亦即带有博弈色彩的“局”；“局”的精神，也就变成了博弈的精神和谋略的精神。

“局”代表中国的谋略智慧。谋略，则是“在活力对抗中，寻求制胜之法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也有人定义为“非程序、无规则、前契约条件下的人类竞争”。

许多人相信谋略与道德是死对头，认为谋略无道，有道之士不讲谋略。汉朝的刘向在《说苑》中却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所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这本书中提出：“道是理想，谋是桥梁……道与谋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3］

真正的大谋便是道，是战略上的谋略，以人心向背为依归；至于中谋则是孙子所谓“诡道”，是战术上的谋略；至于智巧性谋略，则谓之小谋。大谋要考虑的因素，《孙子兵法·计篇》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者之中，道为先，是不尚诡计而尚民心民意的。大谋用好了，就是民心民意到了极点，也就不需要战术性谋略了，所以孙子说“上战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