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卡拉和雪莉(1)

四、卡拉和雪莉(1)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干些什么?工作。”“工作烦了呢?”“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还有呢?”“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爱丽丝,却从不听她的意见,一意孤行。每逢圣诞节和生日,三个人就相互送礼。多年以前,雪莉给爱丽丝的圣诞礼物是nutcracker(坚果钳),做成木偶样子,面相各异,但都留着胡子,张开大口(等着胡桃落进来粉身碎骨)。如今她爱给爱丽丝买书,其中一本名叫《50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术》——书中的紧急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绝对不可能发生。卡拉总是送给爱丽丝化妆品或衣服的礼品券。卡拉送礼务实,说话却愤世嫉俗。那天我们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多频道在谈感恩节——火鸡、玉米、苹果馅饼等等。爱丽丝和雪莉正讨论吃什么饭好,卡拉突然说:“是啊,感恩节,长周末,火鸡,玉米。咱们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快杀光了,然后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食物!’”过了一会儿,一个频道播放公益广告,鼓舞人们向某慈善机构捐钱,资助非洲饥饿的儿童。卡拉又长吁短叹:“这些开明的绅士们!只知道号召别人捐钱。他们干吗不把自己的存款数额公布一下?”爱丽丝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仿佛听卡拉说烦了,提议道:“咱们去唐人街买Kimchee吧?”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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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我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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