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落泪为娇女(6)

“何兄你不要说得好听，你敢说将来你不让你的孩子上大学？”朝我说话的是我的老乡战友徐建平。我们是同乡加同学，又在一个部队呆了好几年，亲如兄弟，他的爱人也是高中老同学，叫鲁建英。徐建平把我问倒后，便坦言说起他们在深圳的感受：我们这代人是为深圳搞基础建设的，那时的工作有力气，有干劲就行。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光有力气光有干劲会连饭都吃不上。这不是说瞎话。深圳每年从内地来打工的人中，光大学生博士生等在人才招聘处门口就有好几万！就说我们部队搞建设工程吧，你单位如果没有几个硕士、博士生当技术人员，人家业主搞招标时考虑都不考虑你！你还有啥能耐？我知道我的老乡比较有出息，手头的钱已经都是七位数了，便说：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光有钱不成了？那也是前几年的事。徐建平说，没有文凭，在以后的现代化城市中肯定吃亏。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吧，照理在单位干了二三十年了，论经验论资历都该当上层领导了吧？可不行，上面考核你就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没有学历。技术单位，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进行专业学习，确实不行啊！你不服没用，我们这些人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背不齐，而现在我们用的设备很多都是进口的，全是英文说明。跟外商做生意也是，不懂点外文你吃了亏还找不着北，这怎么行？我们这些人这辈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可不能再耽误下一代呀！他们要是没有大学以上的文化，就别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呆！真的，我们今天能在深圳呆得住，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流过汗、流过血的深圳拓荒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只有像我们的文化水平，那他们真的会在深圳呆不下去的。靠我们留下的几个钱能维持多久？有道是：金山银山能吃空，只有知识和能力才是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本。我惊喜地发现，现代化的深圳使我的战友和老乡的意识已经无比进步了。不过，每个家庭的情况是具体和现实的。我知道，徐建平的儿子正在上高中，且成绩不怎么样。他对此怎么看？我很想知道。但徐建平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从另一位老乡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徐建平为了让儿子以后能考上大学，花了二十几万元把儿子送进了一个什么“国际”学校。“小平不容易，在孩子身上没少花钱。本来不一定非要进那些贵族学校，但他的太太鲁建英执意要送孩子到最好的学校读高中，其实她自己为这孩子上学的事吃的苦比自己干工作还多……”我的另两位老乡战友悄悄告诉我。这使得我有种必须采访徐建平太太的意愿。其实我与徐建平同班同学时，已经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鲁建英有了好几年同班同学的历史了。鲁建英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她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没能上高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成为我老家一带有名的、人品与相貌都很出众的姑娘。鲁建英属于那种性格开朗、办事干脆的女人，只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她那张本来很动人的脸上添了不少皱纹。因为从小就是老同学了，鲁建英那晚谈了她很多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下面是她的话——……你是知道的，我家的成分不好，所以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同你们一起上高中。可后来“文革”结束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马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因为大学考不成，再进高中年岁又大了。剩下一件事就是嫁人。那时能嫁一个军官可能也就凭着自己一个相貌上的优势吧。徐建平他们集体转业到了深圳，我在1986年也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和孩子的户口还没有落实，所以也只能到一些单位做临时工。直到过了两三年后，户口才正式到了深圳，可那时深圳人才市场已经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占领了，啥部门啥单位进人都是要大学生。我们虽然也算是深圳人了，但找起工作远不如外地来的大学生们容易。丈夫一直在原来的部队单位工作，一个高中生也能凑合有口饭吃。我就不行了，只有初中文化，再能说会道也只能干那些简单的体力劳作，比如小企业的操作工、饭店的服务员什么的。我来了几年，换过四个单位，全都是给人家当下手。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宾馆当服务员，三十几岁的人了，家里又有孩子老公，可在外工作天天要看人家的脸色。特别是深圳的宾馆、饭店这些地方，人家主管和经理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孩子，可人家都管着你，因为她们都是有文凭的大学生什么的，你没有文凭，再有能耐也只能当端盘或扫地的服务员。服务员也不好当呀，你每天都要与那些来住宾馆的客人打交道，而那些客人一住下来，便以为深圳的宾馆服务员都是妓女，无时无刻不瞪着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左唤右呼叫你“小姐小姐”的。那些外来的打工妹经不住诱骗，下水便是常事。可我们这些有家有室的“老姐”哪受得了那些臭男人的那些德性！正是在当宾馆服务员的日子里，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自己一定要拿下一个文凭。为了这个目的，我这几年没少吃苦，别人的太太放假过节在家搓麻将、陪孩子丈夫，晚上出去过夜生活。我则骑着车、撑着雨伞去上课听辅导……三年多时间，几乎天天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星期天还得去听辅导。前年我总算拿到了文凭，现在我在一家大公司负责财务，虽然一个月只拿一两千块钱，不算多，但跟以前相比，我觉得人格得到了尊重，业务能力也很不一样了。正是从我经历的酸甜苦辣中，我更加感到儿子他们这一代，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否则不仅永远进不了上流社会，而且连基本的工作与生存都成问题。“听说你儿子正在上高中，成绩不是太好？”我问。鲁建英没有回避她最担忧的事，她说她儿子的成绩不行，所以花了二十八万元才进了一个“国际”私立学校。“怎么要那么多钱？”我感到惊诧。据说是包上大学。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有合同签着，它学校以后想赖也不易。她说。“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你又怎么打算呢？”办法总是有的，这年头只要有钱啥事办不成？鲁建英好像心中早已为儿子设计好了一条通向大学的“金色通道”——实在不行，再花钱把他送到国外去呗！深圳很多家长都是这么做的。她介绍说，在深圳就两种人，一种是自己很有本事，也有学历，但工作和生意忙，顾不了孩子，这些人的孩子的出路就是送出国。还有一种是自己什么文凭都没有，但很有钱，所以孩子的出路也是送出国。“苦就苦在我们这些既不是很有钱又不是很有本事的人，可孩子是一样的呀，所以我们同样供一个孩子上学、考大学，要比别人日子难过多了！否则我也不至于老得这么快，让你老同学都快认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