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选入中央纪委(1)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报纸公布名单时，我是毫不知情的。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不知道！”他才亲自打电话问**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发表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有的同志问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敢认准，甚至不敢点头。因为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笑话，而且还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事端。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是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的。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1979年1月4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卫的一个军官，“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我说“来开会的”，然后萎萎缩缩地敬上了开会通知。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通知。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等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胡耀邦同志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介绍这些委员。当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一些对我们的鼓励之词。领导同志们讲话之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就在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气氛当然是非常亲切、欢快的。当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时，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十岁，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怀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又要把我打成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并且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算了！”平杰三同志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这个人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么一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平话。殊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所在单位那位主要领导人，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还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对那位领导是支持的，他们之间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领导。我所在单位的那位领导人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