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1)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200名棋手参加的欧洲围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过程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1978年7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22届欧洲围棋锦标赛的秩序和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棋比赛等。而这一切，当然也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量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比赛吧?但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会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我们的效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习俗!我们的观念!我们那被耽搁、被扼杀的一切呵!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的力量使一幢幢大楼都魂不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涉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亦或是中国人受的苦难还不够?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月，我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着、碎裂着。4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像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乎地登上4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天灾固然可怕，**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一次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们说真话。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10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性的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时混杂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十年动乱过去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体育事业中围棋更为不幸——因为它失去了陈老总这样一位名誉主席。围棋事业需要一位名誉主席，谁来担任呢?在我国，爱好并提倡围棋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但如今很多工作未走上轨道，大多老干部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怎么办呢?“谭副委员长，我们非常希望您来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那是197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淞笙和敏之三人随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同志来到谭震林同志家中。谭震林同志在新四军时和陈老总是老战友了。陈老总是司令员时，他是政委。新四军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不会下围棋的，谭政委也如此。不过他的弈兴不如陈老总。有时陈老总下围棋下得太晚，谭政委就劝他早些休息。但往往没过多一会儿，他自己也忍不住参加了“战斗”。我想谭震林同志对围棋不会不关心的，今天可不能白跑这一次呵!没想到谭震林同志已另有考虑，而且他确实是从有利于围棋事业的发展来考虑的。他不慌不忙地说：“陈老总的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人来继承的，但是我年岁太大了。过不久中央要开会，到新的班子组成后，会有合适的人选的。”中央会议召开后，我提起笔给谭震林同志写信，询问我们的要求有否着落。信发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此举是否冒昧?没想到几天之后，回信就来了，当我看到信封上印有人大常委会几个字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定了定神才打开来信。谭震林同志在信上这么写着：“我征求过方毅同志的意见，他愿意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我马上将此信交给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王主任对围棋事业始终很关心，很快将此事上报中央。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爱好围棋，又和陈老总同事过。我不由从心底里感谢谭震林同志，他对围棋事业考虑得多么周到。回顾新中国的围棋史，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曾担任过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的陈毅同志和方毅同志，人们也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围棋事业的关怀，而且人们也会记住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志曾经为围棋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着子。1977年11月的一个下午，围棋手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新的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同志健步走进了大厅。他见到我，问：“你的老师顾水如现在怎样了?”“他去世了。”“噢，我看过顾水如先生带你下棋，那时你还没桌子高呢。”方毅同志在围棋手们的簇拥下来到了会议室。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担任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陈老总的遗愿。”我马上联想到陈老总曾几次说过，他抓围棋是经过政治局的，是**同意的。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都把围棋事业视为国家的事业、党的事业。这之后，方毅同志又多次接见围棋手，询问围棋事业各方面的情况，还经常给我们讲陈老总下围棋的故事。他对成立中国围棋院非常关心，这也是陈老总的遗愿。方毅同志还强调说，围棋不但要和日本来往，还应当走向世界，要和欧美围棋界进行交流。当他知道第二十二届欧洲围棋锦标赛即将在巴黎举行时，就积极建议我们去参加这一活动。去欧洲?去巴黎?要不是方毅同志的热心提倡，很难想象我们会在1978年去巴黎。因为准会有些人觉得欧洲围棋水平这么低，跟他们交往没意思，甚至认为去巴黎无疑是为了游山玩水。记得一次桂林市邀请上海棋队去访问，我和桂林市体委的一位同志一起找了上海市体委的有关干部，那位干部把桂林误听为贵州，于是他一口答应。桂林市体委的那位同志很高兴，马上发函回去。过了几天，上海那位干部才知不是贵州，而是桂林，去桂林岂不是游山玩水?于是立即改变决定，上海棋队不能去桂林。这下可苦了桂林，桂林市委和桂林市体委给上海不断来函来电，简直是在央求上海，但均无济于事。我实在看不下去，找了上海市体委的领导，再三替桂林市说情，这才成行。或许有的人以为我陈祖德自己想去桂林，而事实上在这一年中我因中日比赛已两度去桂林，在一年中有兴致第三次去桂林游玩的除非是个游玩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