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色星期二等待同事平安归来(2)

我一边把这一情况向国内做了简单汇报，一边安排专人每隔5分钟联系一次。一个小时后仍然没有音信，这时送黄敬文去现场的司机阿布·希南一个人回到分社，他见我后什么话也不敢说，而是小声地用阿拉伯语告诉伊拉克籍报道员贾迈勒，说他“把黄敬文丢了”，他“也很着急，可就是找不到黄敬文，现场美军和愤怒的群众又发生了冲突，两个人被美军开枪打死，很危险，所以他就先回来了”。我很难责怪阿布·希南，只能继续拨打黄敬文的手机。一个小时又过去了，黄敬文终于打来第三个电话，报告说他已经在教长的家里，那里手机信号很差，教长为了他的安全又坚决不许他离开，并说一旦局势稍微平静就立即回来。谢天谢地！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正好碰到电来了，我们窗外自备发电机的轰鸣戛然而止，那一刻，我觉得黄敬文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如此美妙，天地间的一切都因为一个人的平安而如此美好。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分社的伊拉克籍报道员夏南忽然指着我背后的监视器说：回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冲向门口，看到在两名保镖护送下回家的黄敬文。夏南冲上去激动地与黄敬文紧紧拥抱。我紧紧握着两名当地保镖的手连声感谢，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这时，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分社人员安全情况。孙大使说，他已经与在巴格达的几乎所有中国人联系过了，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安”，这简单的两个字，在此时此刻却显得如此珍贵和美好。“开车射杀”—绝对不是银幕镜头窗外的草地上，已经开满了各种颜色的鲜花。春天，没有忘记这片留下人类早期文明足迹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2004年3月5日，本来下午4点签署临时宪法，由于部分代表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不同意见，等到8点也不见动静。黄敬文下午1点就去了，又累又饿，但是还得等。我在分社也心急火燎，干脆拿出一盘DVD影碟《人猿星球》，有一眼没一眼地看起来。在电影里，人猿们像人类对待牛马那样对待人类，把人类当宠物，残忍凶蛮，让人看到自己野蛮的一面，看到人类在文明外衣下野蛮的影子。就在这时，我的当地伊拉克同事贾迈勒进来对我说，他妻子刚刚打来电话，说是5分钟前，和他家只隔两间房子的3个邻居被人打死了。贾迈勒说，邻居家三兄弟人非常好，谦虚而有礼貌，全家都很善良，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仇敌。但是，他们过去都曾经是复兴党的成员。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已经有太多的复兴党成员在清算运动中被打死。但是让贾迈勒想不通的是，他的邻居只是复兴党的底层成员，除了复兴党的身份外，他们和别人没有任何不同，但是竟然在自己家门口遭遇杀身之祸。贾迈勒说，凶手显然早有预谋。他们乘坐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在开车驶过邻居门口时开枪扫射。邻居们都听到了枪声，但当胆子大的年轻人拿着枪出来看时，凶手早已一溜烟不见踪影。贾迈勒说，被杀的三弟兄都有孩子，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孩子们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父亲。贾迈勒说，三兄弟参加复兴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社会地位。因为在萨达姆时代，任何人要想进入政府工作，要想有好的职位，得到晋升，就必须加入复兴党。“复兴党有50万成员，他们难道全都该杀吗？”贾迈勒是个很诚实的人，他说话向来是字斟句酌，从不夸张和信口开河。他告诉我，他们家一带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杀，凶手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团伙，他们在宗教或政治极端主义者的怂恿下，成为党派清算的职业杀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人？是仇恨吗？不完全是。这些凶手的基本思维，是不能容忍异端的存在。前复兴党党员对他们来说是异端，别的宗教派别和势力也是异端，他们的逻辑是要么臣服，要么死，总之和异端是不能和平共存的。清算运动已经打死太多人，包括教授、校长。横尸街头的事情，10个月后仍在继续。被打死的贾迈勒的邻居中，有一人还是警官，也许是看到过去的复兴党现在还在做官，一些人才动了打死他们的念头。当天的报纸说，偷偷贩卖酒精饮料的人已经开始怀念萨达姆时代。因为萨达姆时代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公开卖，但私下买还不至于太危险。现在极端势力抬头，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人无论买还是卖这些酒精饮料，都要冒被袭击和被打死的危险。令人更加震惊的是，每次这样的枪杀后，除了邻居的慰问外，当地警察局很少介入，美国人也根本不管，更谈不上谁负责和赔偿。贾迈勒说，一些凶手背后的极端分子，现在仍坐在美国人扶持起来的政府高位上。美国人关心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人和这些势力，并不关心他们在做什么，不关心这样会带给普通伊拉克人什么样的苦痛。这样的事情，西方的媒体也基本上是不报道的。贾迈勒问我要不要就此发一个稿子。他说，他不到10岁的女儿还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些枪击的细节。一个孩子目睹这样的惨剧，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他说：“你看，伊拉克真是这个星球上目前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