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自传(2)

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埃。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同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已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化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揭榘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为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众，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9穴中经十次失败*9雪乃转谋武汉，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己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于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此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阳历，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新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