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1)

我几乎是用“裸奔”的形态让别人观察与审视。从干上私人侦探这个职业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干这个职业。同样的问题，每一个采访我的记者也总是在探询。这应该是一个掏心窝的话，每当这时我总是这样回答：“我生命里有很多不安分的因素，仿佛我天生就是一块当军人的料，为战争而生，我应该去战场上寻找刺激和玩命的感觉，最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可惜现在没有战争，只有私人侦探这个职业稍稍刺激一些，所以我选择了它。”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让记者满意，他们总是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这个时候，我会笑笑，点上一枝“红塔山”——我只抽这个牌子的香烟——告诉他们：“真的，我说的是老实话。”然后，我会说我经常在梦中开着一辆坦克或者装甲战车，在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战场冲杀，我喜欢炮弹在头顶飞过的呼啸声，也喜欢子弹打在我钢盔上的铿锵声，还喜欢把沾满鲜血和硝烟的破红旗插上敌方阵地的快感……情绪好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讲解军事理论，讲解**的军事思想，讲解孙子兵法，讲解巴顿将军和拿破仑等等。最后，在他们惊愕的目光里，我会做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所以我要当私人侦探。”其实他们还是没有明白我。不仅他们，连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都不理解我。我特立独行、一意孤行地走到现在，从１９９３年单枪匹马地开办私人调查所以来，一直处在舆论漩涡和非议的中心，听多了，看惯了，也就无所谓了。所谓的见惯不怪，宠辱不惊，在大风大浪中求得一片心灵的安静，这是一种另类的境界。在很多人眼里，我是神秘的，正像我的职业一样，我的个人经历与家庭背景也被锁在迷雾中。在这本书里，我将老实地坦白我的一切，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爱情、我的侦探生涯、我的探案故事等等。因为，我是真实的，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和你们一样，职业的神秘并不代表我这个人深不可测。我非常愿意讲老实话，我坦诚大胆的自白，常常会让对方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因为太真实了，真实得近乎残酷。２００３年２月，我在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做节目时，我大胆的坦白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我谈到我的绝对**的时候，不仅让嘉宾面面相觑，也让主持人和编导们“万万没有料到”，制片人曹荭在录制节目之后，连连高呼“太真实了，这世界上还有如此坦白的人。”我敢说，也能说，更会说，因为所有的**在我眼睛里都不成其为**，当然包括我自己的。我是一个直率性子的男人，我血液里流淌的是山东人的因子。我们一家几辈人都是军人出身。我的爷爷及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我的父母是陈毅将军的部下。我父亲叫魏伯亭，山东潍坊人。１９４５年抗战时期，他就是团政委了。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时，他是华东野战军２６军７７师政委，奉命攻占江湾（上海一地名）。１９５５年授予大校军衔。１９６８年，他出任当时的烟台地区驻军的军政委兼地区革委会主任。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赏识，数月后，他调往北京，出任新组建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１９７３年**事件之后，李德生将军调往沈阳军区的时侯向**主席推荐了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军委就任命我父亲任总政副主任，并主持工作。１９７７年，我父亲在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位置上离休。我的母亲于强也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出身。她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１３岁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文登是老解放区，她在那里教书。１７岁时，她参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她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在九兵团文工团工作。她和我父亲都曾领教过美国鬼子的细菌战。抗美援朝之后，她在烟台市委工作，后来随我父亲调到北京，在西城区革委会任秘书。１９７０年，她不幸患了精神分裂症。１９９３年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一直在我身边养病。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她在成都去世。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３日，我出生在烟台。那是一个蛇年的末尾，烟台很冷，在一栋美国南部风格的建筑里，响起了我初涉人世的第一声啼哭。我的哭声很响亮，我父亲乐呵呵地说：“这小子不错，把腊梅花都哭开了。”当时，我们就住在原来的美国驻烟台领事馆里，院子里有很多腊梅树，我出生的那天腊梅开得正热闹。我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姐姐１６岁当兵，原在部队当医生，现在已经转业了；弟弟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没有入伍，现在在北京一家工厂搞技术工作；妹妹１４岁参军，在部队搞电子侦听工作，复员后考入南京的一家银行。我１５岁入伍，１９８２年转业之后从事了一种全家人都想不到的职业：私人侦探。好多人都不解：像我这样“根正苗红”的**为什么要选择如此另类的职业，为什么不去当官？为什么不去做生意，或者去搞学问？其实，我也在心里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被问多了，连我自己都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