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6)

（2）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见得分明。盖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人类文明文化发达史上是步步发展变化的。初期的上层建筑不过起一些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已，愈到后来上层建筑愈强大有力。在当初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后来却俨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斯大林写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意在指明某些学术不因阶级而异；在这里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那都是对的；而尤金的文章却引来申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缺乏真知与定见，殆不足取。（3）至于我想去苏联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现状问题，则由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显示了它走向**的弯路。此弯路正是由其民族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背景而来，非偶然。社会主义革命不见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却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国革命不牢稳，果然不差。但中国却将为世界革命先导，正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近著《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两文足资参考。我自己的问题截止于此。另一个张东荪的问题，卒以**的宽大优容，没有加罪。张写出自己检讨文送主席阅看，主席不满意，嘱其再写。张第二次写来，仍未获准。第三次他所写的幸得谅许。于是既不加罪，且给予中央文史馆待遇，每月有生活费百元云。（据闻后来张本人似乎活至九十岁乃身故。）（上为1976年12月着笔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写完的。）**谈话补遗**有些谈话之可记者，兹补记之——一则是1951年9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一则是某次一同吃饭时，因我素食，主席谈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据云：那是民国七年到京后，经常往来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和第二院（马神庙街北）之间。马神庙街东首路北有一家羊肉铺，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见其在门前宰羊，剥皮，剖腹……目不忍视，即动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随因离京回南而淡忘云。1977年2月1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