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风情?

解题这个题目取得太大了些，这次的旅行只到了法国和意大利，而且也只是这两国的几个城市；但是我希望在未来的年月还能再去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这个题目包罗万象，我可以继续往下写。这是一。其二，自来对“风情”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襟怀、志趣，如《晋书·袁宏传》云：“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二是指男女相爱的风月情怀，如白居易诗：“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陆放翁诗：“放翁老去风情在，恼得梅花近似人。”皆是也。但我这里写的“风情”不属于上面两种涵义。中国人有一个好传统，叫做“入境问俗”，或曰“随俗”；这里的风，指的是风俗习惯、风光、风格，或是风度；情，则是指人情、感情、事情，以及情况之类。至于男女相爱之情，我们这回远航欧陆，同行者除去一位三十多岁少年老成的同志之外，其余尽是六十到七十岁的人了，而且尽都家有严妻，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们在法国的巴黎和尼斯及意大利的罗马、米兰、翡冷翠和威尼斯等地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这是一次匆忙、热烈、紧张而又自由的旅行。为啥要提出近三十年来一听就会教人有点害怕的“自由”二字呢?因为我们这六个人的小集体，不像我在离开国境之前预料的有那么多的纪律约束，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对的自由；这也有些接近于我们的东道主法国朋友的习惯。譬如在出国前就安排好的一些参观和集会项目中，著名的世界艺术宝库的所在：那些宏伟壮丽的宫殿和巍峨庄严的教堂——尤其是罗马的教堂不计其数，尽管它有多少人世罕见的绘画、雕刻等奇珍异宝，都没有唤起我特别亲密的感情。而我尽可以不依照事先安排的参观游览，甚或集会的日程，而是去我自己愿意去的地方……譬如巴黎是著名的世界花都，是花花世界的代表和总汇。她名副其实地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城市，像一个丰姿绝代的美丽仙女一样具有迷人的魅力。历来就不知有多少生花妙笔描绘过她，不仅是西方作家，也包括很多中国作家；塞纳河上的清波画舫，香舍里榭大街的辉煌灯火，大朵的玫瑰花犹如刚刚被水洗过那样鲜艳娇媚；波罗涅森林横贯市区又给这个花团锦簇的城市系上一道葱绿的腰带，不愧是西方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对这些城市自然风景的优美和伟大建筑的富丽堂皇，前人写得很多，用不着我再来写什么了。那么我还有什么好写的?离开这些可爱的地方将近半个月了，留在记忆里最深的印象还有些什么呢?那就是人，就是这些男女老少的法国人，法国的中国人、巴黎人、尼斯人，意大利的罗马人、威尼斯人……他们都是有风格、有风度的。一、我爱中国在一万尺以上的高空里飞行了十五个小时以后，从北京到了巴黎。法国朋友和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们已经在戴高乐机场等着我们了。在欢迎的朋友们当中，有的是相识的，更多的是不相识的，在不相识的朋友当中，最年轻的是一个法国的男青年。当我们的行李，那七只有相当重量的皮箱从传送带送出之后，他是最忙碌的照管运送行李的一个，一直到结束了长时间的欢迎晚宴，在深夜十二点半——由于北京和巴黎时差六小时，这时已是北京的第二天凌晨六时半了——抵达我们的住处时，这个年轻人依旧是精力充沛地一手拎一个衣箱送到我们各自住房的门口。这个年轻的法国青年是谁呢?他还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北京话。直到他在我屋里停下之后，我请他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上他的名字，他用法文写着：“罗瑞·德罗贝”以及他的住址；然后又写上他的中国名字戴宏瑞和另外八个中国字：“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学生!显然他在写这八个字时流露着一种愉快的自豪感。他告诉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专业是研究“宋元南戏”，他将继续在巴黎大学写这个专题的博士论文。谈到宋元戏文中几个现存的代表作品《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熟练得如数家珍一般。但是他又说：“可惜你们留在巴黎的时间我不能再陪伴你们了。从明天起我要去工作……”他接着解释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这不是什么学术性的工作，是体力劳动，去做工；为了在这个暑假期间，挣得下学期读书的用费。开学以后我还是半工半读，在大学读中文系，同时教中文。”他再一次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不能陪我的歉意，我非常感动，感谢他对中国客人的深情。他说：“我喜欢中国，我才到中国去学习；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我还要去中国。”我站在房门口，看他的背影从长廊的转角隐去。在那以后，我在和许多法国朋友的接触中体会到和戴同样的爱中国的感情。此外，我还了解到法国青年在大学就读期间大都是利用假期或其他业余时间，用各种各样的劳动来挣得学习和生活的用费学完自己的课程的。他们不习惯接受父母和家庭的供给，而以这种接济为可耻，这是西方世界的习惯。我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的地方。二、“不吃苦怎么行?”大学中文教师、中年的华裔妇女白以她对祖国的无限热情接待我们。白和丈夫已经多年分居了，她带着十岁的儿子旭旺住在巴黎。她是我们这次赴法参加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是一个殷勤的、周到的、特别具有女性的细心的东道主，但是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祖国的深情。她生在印尼，七岁到马来亚，十三岁到澳大利亚，十六岁又回到马来亚，十八岁去香港，二十三岁到意大利学音乐，二十六岁到法国教书为业直到现在，在法国已经住了十三年，如今是法国籍，但其间曾多次去美国。这样详尽地写她的所到之处与学习情况，为的说明她青年时期的生活是动荡的，这样养成她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敏捷、果断、反应快、办法多，能够很轻松愉快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我们同行的六个人都承认得到过她热情的帮助。出生在国外的华侨，白是这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岁的旭旺也能说很好的中国话，是妈妈教的。“旭旺”是一个中国名字，它的涵义是清楚的，是指孩子像旭日初升那样的旺盛；当我问她，孩子的法国名字叫做什么的时候，她回答我说：“只有中文名字，没有法文名字。”她接着说，孩子正在读小学，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名字有意见，质问她为什么不起个法文名字，而是用这两个又难记又难念的中国字?祖籍中国的妈妈对老师反驳说：“任何一个名字第一次见到时都是生疏的，你多念几回也就熟悉了。”另一个类似的表现是，在一次宴会和一次晚会上，十岁的旭旺穿的是一身崭新的裁制得十分合体的、只有中国人才穿的中山装。在巴黎，恐怕也只有旭旺一个孩子是穿中山装的。白对我讲起，她去年曾来过中国，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亲戚的孩子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帮助下，经过了一些交涉和努力来到法国。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来工作，来谋生还是可能的，但是须要学习谋生的本领。首先要把法文突击学好。第一重要的是要刻苦，学习要刻苦，工作也要刻苦。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却就是不肯刻苦学习，生活十分懒散，以致引起寄居处主人的不满；在法国难以生活下去，回中国既有困难也不甘心……白举了自己为生活而奋斗的例子。她也曾在美国求师学唱，曾在著名的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家里为她做一些家务，以此来解决吃住的问题；又曾经为了挣得一百美元的报酬，在十二月的严寒天气充当临时演员，去拍摄一个投水自杀的镜头。她不会游泳，这样表演得更会逼真些；当然，马上会有人把她救起来。可是十二月天气跳进河里要吃多大苦呀!由于一百美元却够学唱几个小时的学费，再苦也值得一干。她为上述两个中国青年感觉惋惜和为难，她说：“在法国，在哪里都是生活不易，不吃苦怎么行?”白的父亲已经去世，在印尼留下了一笔遗产和橡胶园，在印尼也还有她的众多的兄弟姐妹们，也来信叫她回去。她在巴黎可以生活，她对父亲的遗产没有兴趣，不愿回去。她说，按照法国的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应该随时得到父母的照看；否则如果有人告发，做父母的会受到法律处分。而她，一个在大学任教、独立生活的母亲，白天忙于学校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如何能够照看孩子呀?当然，聪明、早熟的旭旺完全具有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是却还得依靠友好的邻居们的爱护和关照；而假如有任何一位邻居据此而告发这个母亲的话，白说：“那我是会吃官司的。”她还告诉我，旭旺对妈妈说，在他长大到十六岁时，他便要搬出现在住的地方，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三、“叶落归根”应法国教授班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晚宴，热情的主人邀来了十多位客人，有剧作家、电影导演、高年的哲学家，还有年轻的、就要去中国利用暑假两个月时间攻读中文的几位法国女学生。主人事先告诉我，客人中还有一位中国画家司徒，以及他的老师——一位中年的法国画家。司徒来得比较迟，差不多是客人当中最后来的一个，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是司徒的夫人。在座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司徒坐到我的身边。他说：“看到刚从祖国来的人，我感到激动。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国家，可是我终于离开了，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我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当时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这么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你也许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开头的血肉横飞的日子里，我是被关起来的，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他总也在三十岁以上了——说到这里就显得情绪低沉，关于他当时如何逃亡，如何越境都没有说下去，也许他本来是想对我说说的。他说：“日子不好过，但是都过来了；到处都是困难，但是到处也都有好心人。我的老师就对我很好，他愿意教我，帮助我。我已经多次开过画展，我的画已经进入巴黎的博物馆，像我这样年纪和类似经历的中国画家还不止我一个。“我展览给法国人看的第一张画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树叶在秋风里飘落，落在地上。我的意思你理解，但是法国人不理解……”我说：“是叶落归根。”他说：“就是叶落归根。我不能永远在异乡漂泊。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能被允许回去吗?人们不会说我是个叛逃者吗?”我说：“当然能够回来，也应当回来。为什么不被允许呢?”我这样回答未经思索。但是我马上想到：我不懂政策、我不知道我们的官方怎样看待这种现实，我马上联想到著名的音乐家傅聪，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吓坏了，离开了他的祖国。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连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在外国记者访问时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而是千方百计想回到他的祖国。但在终于这样回到祖国时，不是还有人攻击接待他的人说是：“居然接待一个叛徒回来吗?”把自家的亲人、好人、有用的人赶尽杀绝，发展到十年浩劫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之至了。查遍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干的!如今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要回到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生身故国，正说明这个祖国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声容，恢复了吸引孤雁归来的魅力。这是何等令人可喜、使人振奋的景象。但是偏偏还有这样刻薄寡恩、皂白不分的铁石心肠……因此，我该怎样回答司徒提出的问题呢?我该如何正视司徒、这个流亡国外的青年画家殷殷期待的目光呢?吃过晚饭，当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手的时候，司徒忽然看见了什么，眼睛闪出异样的光彩，一下扑下身去，从我的坐椅下拾起一样东西，紧紧捏在手里。他拾起了什么呢?原来是从我衣袋里落在地上的一枚中国辅币。司徒激动地盯住看，口里说：“中国的!十多年没有看到了!可以给我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漾出了泪花。司徒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这我能理解，从他的美丽温柔的夫人的幸福快乐的神色中就感受到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画画，每天一早走出家门去画街头、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外面吃简单的午饭……工作是很辛勤的，题材尽有，画它不完；但是由于身在异国，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无能为力。宴会结束时，是司徒送我回到住处的；由他的夫人开车，夫人总是甜甜地笑，没有多话，这种性格倒像我们中国人家的媳妇。司徒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对我说：“我们的车可以为你服务，需要的话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就来接你。”我向年轻的夫妇告别，祝他俩幸福。我希望司徒能偕同他的法国妻子一起回来。四、汉?学?家女儿双双问我：“你们到法国去干什么?”我回答说：“巴黎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女儿说：“真逗。”想一想之后，我也觉得“真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哪怕是很小的会来讨论过吗?在出国之前，由于需要写一篇关于抗战戏剧的论文并作一次发言，我曾找过一位戏剧艺术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咱们中国人连自己的事都不管，相形之下，法国人多会没事找事干!但是，显然我太孤陋。热心于中国学问的人远远不止是法国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人遍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荷兰人、巴西人……当然也有些外籍华人，以及香港同胞，这些人都是“汉学家”。主持这次会议的巴黎第三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于儒伯教授曾在中国读过北京大学，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喜爱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流畅，但遣词用字十分准确，说话之前常要停顿一阵，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语句，因此话说得比较慢；可是后来我发现，在他说自己本国的法语时也有同样的习惯，那就不是中文程度的问题了。他的名字按照法语拼音应当是儒尔曼，于儒伯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还有一个别号叫如柏，则完全是中国化了。在开会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位中国作家的情况，他争分夺秒地随时搜集材料。我坐在他的汽车里，他开车，在巴黎街上的汽车长阵里疾驶；在方向盘前面的小横格子上放着一叠纸和笔，在遇见十字路口的红灯，需要停下来的短暂时刻，他抢着把刚才问过的话记录下来。他的心看来完全放在询问和了解上了，同时还大开快车，坐在他的车上教人提心吊胆，觉得随时有撞车闯祸的可能。完全秃了顶的于教授还会唱两段京剧，一段是《捉放曹》，另一段是《四郎探母》。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为了抢时间，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赶路时，他抬腿做了一个京剧武生的身段，喊道：“巴图鲁!追!”最近我才听说，儒尔曼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中国文学专家，起因于在40年代听了留法的中国歌唱家周小燕女士唱的几首中国民歌，他完全被美丽的中国音乐迷住了，于是开始专攻中文。在巴黎见到的法国汉学家所从事的专题研究都是些什么呢?看看下面的题目是很有意思的：戴丽芬·波德立夫人在翻译柳宗元的诗，她和我商量“NC45A乃一声山水绿”怎样翻译更能传神，她不久前翻译出书的是《西游记》第一部。巴黎第七大学吴德明教授研究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赋。年轻的来仙客先生熟悉中国的曲艺和相声。他对中国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当听到诗人艾青说：“我离巴黎已经五十年……”时，他立即纠正说：“应当是四十八年，你是1932年离开巴黎的。”最近法国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两本古书《盐铁论》和《商君书》。巴蒂先生是研究老舍的专家。而于儒伯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丰富了解以及对中国民间俚语的熟悉和运用，都是使人为之动容的。各国汉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的讲题涉及到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老舍、郁达夫、茅盾、萧军、丁玲、赵树理、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胡风、路翎、戴望舒、卞之琳、梁实秋、马烽等，谈得最多的是艾青。再说一位意大利的女汉学家安娜吧。由于她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评论和翻译鲁迅的文章，所以被意大利作家协会邀请来接待这一批中国客人。她把我们从罗马飞机场接往旅馆的途中和我同车，她讲着不纯熟的中国话，随时还在翻查一本中文字典，抱歉地说她只能看中国书而不善于说中国话。她忽然说道：“……梁启超写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这个专业的“中国剧作家”，怎么从来也不知道梁启超写过剧本?啊?还是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我只记得，小时候读过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除此之外便不清楚梁还写过什么文学作品了。这真丢人，亏你还是个代表中国的什么剧作家呢!留在意大利期间，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七月份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我们的近代史专家黎澍同志，请他代我查一下梁启超有没有写过一个关于罗马的剧本。果然是位名不虚传的专家，黎澍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说：“有的，书名《新罗马传奇》，是一本没有完成的戏曲剧作。”第二天就派了黎家女公子，一位娇小美丽的姑娘给我送来了两本梁任公先生的《饮冰室文集》。作为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热爱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他们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悠久的、丰富的、美丽的、具有无穷魅力的、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焕发奇光异彩、具有高度文明的从古迄今的文学艺术的珍宝吧?他们对我们过去不久一段长时期的胡作非为、肆意的破坏和毁灭自家的文化财富，谈起来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伤心和气愤!而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应当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医治创伤，光复故物，创建新猷，才能无愧于我们多才多艺的前辈古人呢?!五、从“喇叭裤”说起依我看，人免不了有偏见，我也有偏见。譬如说，近年来从香港以至国外传来、流行一时的肥腿喇叭裤，我横看竖看都看不惯。和儿子、女儿争辩过不止一次，他们说好看，我就是觉得不好看。虽然不是我穿的，我管不着，但是我能看见呀!看见就难受，所以没法不说说这个喇叭裤。其实喇叭裤腿并不新鲜。我记得在30年代初期，时髦的年轻人很兴过一阵；那时候只限于男人，因为女人不穿长裤子，主要是穿旗袍或裙子。男人的西装裤腿也很肥，但不若今日之甚。再如皮鞋，也时兴过方头的，还有尖头的、圆头的；和裤腿一样，反正是不肥即瘦，十年河东转河西，然后再转河东……最后总是不太肥也不太瘦的中庸之道能比较维持长久。和我争得比较厉害的是女儿，但她始终没有说服我。六月份我去巴黎，到了这个世界花都、时髦的服装总汇；我十分高兴地发现，穿肥腿喇叭裤的人虽然还有，但却不多了。男男女女，大多数又恢复了瘦裤腿。在路上看见的一个穿着最肥大的喇叭裤的男人是飞机中途停靠在伊朗德黑兰机场的时候，显然这是一个伊朗人。看来这个喇叭裤的**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这么迅速地过去我不清楚，但是我想，除去不好看之外，恐怕也不方便，踢里吐噜的。譬如，我听到一个法国朋友说，有一位年轻女士上电梯的时候，肥大的裤脚挂在活动电梯的台阶上了，结果是人上去了，裤子却被电梯拉了下来，从而引起一场轰动。当然，喇叭裤在法国决不会是因此而减少的，但是至少这种裤子有其不方便的碍事之处。所以，我很高兴地在巴黎写信告诉女儿：喇叭裤在法国不时兴了。因此，我也想谈谈关于出国的服装问题，我比较熟悉的40年代欧洲人的规矩，有些场合对服装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有些大饭店，不打领带就不能进去；有些晚会或宴会还非穿礼服不可。但是今天的巴黎，以及罗马等地，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次在巴黎参加正式的邀请活动，我穿了最正规的服装，为的是做一次试探。我马上发现，主人里面就有不打领带、散着领口的。有一次一位市长和我们会见，市长本人就没打领带。我观察了一下法国人穿什么皮鞋，结果有半数以上的男人穿的都是不用系鞋带的大舌头的便鞋。因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大部分都穿着尽可能随便的最舒服的服装。就“量体裁衣”的原则而言，西装确比中装合理合适，但是西装上的那条领带却实在是个无用的累赘。西方人远比中国人会讲舒适享受，就是不明白他们保留这根没有用处只添麻烦而又限制脖子自由的领带是什么道理?同行的诗人艾青和小说家马烽都具有一种我们看来很可爱的泥土气息。他们两位比我严肃得多，穿的不是完整的西装就是中山装；只有一样，他们都爱穿一双中国布鞋，这样就在巴黎社交场中显得十分突出了。另外一点，就是每次吃饭时，几乎都要把身上弄上油迹；尤其是艾青，发现身上搞上了油迹时，总是立即拉起自己的衣袖去擦胸前的油，简直就是属于儿童动作了。饭馆和食堂的男女服务员常常是热情地拿出一种粉末状的去油剂喷注在油迹上，待到用餐完毕，把粉末掸掉，油迹也就消失了。这也是出国不方便的地方，咱们在国内穿旧衣服、脏衣服，弄上点油没人注意，但在国外连衣服脏了点也觉十分显眼。艾青告诉我，在罗马时他对安娜说：“我穿的太随便了。”安娜说：“吴祖光比你还厉害!”我真没想到我落了这么个评价，而我身上一点油也没沾上过。说到饭馆就得讲讲巴黎的吃。法国在西方世界是最讲究吃的国家之一，平心而论，比起咱们中国可差得远。譬如马烽同志十分想吃一次蜗牛，这对我们来说，闻蜗牛之名久矣，实在都很向往!后来终于赴了一次以蜗牛为主菜的宴会，盛菜的器皿是为蜗牛精心设计的，很讲究，也很引人食欲；但是实在比不上我们的菜的味道。蜗牛和我们的螺蛳相近，最难制服的是它太硬，咬不动……但是这家名叫克罗塞黎·德·丽拉的饭店却是大名鼎鼎，非同小可!它是许多大人物来就餐过的一家著名的饭店，这些知名的顾客有罗曼·罗兰、毕加索、海明威，以至列宁……餐厅布置得富丽而温暖，庭院里花木扶疏，富于情趣。时当巴黎的樱桃季节，琴师演奏着樱桃季的乐曲……呵!值得留恋的还有巴黎的樱桃，一颗颗硕大的深红色透明的樱桃；不仅仅是这么红、这么大，而且是蜜也似的甜。我吃过的中国的樱桃可是怎么也比不上它。最后，应当提到的是在法国餐馆里看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前外国餐馆或咖啡馆管服务员呼为英语的“波艾”(30年代的中文译为“仆欧”)和法语的“嘎尔松”，其原意都是孩子；这里就成为仆役的意思了，这在今天的英汉和法汉的字典里还都可以查到。但是今天的法国餐馆及旅馆、咖啡店则都已改称服务员男为先生，女为小姐或夫人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和以前的年代不同了，我想，别的欧洲国家大概也不会两样，这是非常叫人高兴的现象。六、裸?体?画在法国，或是意大利的任何城市，随时让我想起我们的新首都机场。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似乎很不相干的联想呢?因为这个机场有许多新的壁画，尤其是有一幅叫做《泼水节》的壁画中有几个**女像。在这幅有众多人像的大型壁画中，**女像所占比例甚小，好像只有两个，一个还是侧面。但是仅此两像已经震动世界。不仅报纸杂志上刊登照片和议论的文字，也听到人们口头上的议论。认为这是一朵中国美术的报春花，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最美丽最富于变化的人体美将在中国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中恢复和重新占据它应有的位置了。我曾经应邀参加过首都机场的揭幕式，曾经为这些美妙的壁画而高兴过。难以想象的是，不久就听到这两个**人像引起了风波，遭遇到反对，这真使人难以置信。但是就在四月份去机场迎接一位远方来客时，亲眼看到在机场二楼客厅里，《泼水节》壁画两个裸女的部分遮上了一幅白色的幕布。而且看见有些外宾一个个走过去揭开幕布看一看，然后笑着走开。这样，听到的传说就不是谣言了，这真使人有点啼笑皆非。呵!这叫我说什么好?无论在巴黎、罗马或是其他地方，人们都会看到不知有多少**人像，男、女、老、少，绘画、雕塑、摄影，简直是无所不在；当然也有一些遮掩的**，但更多的是一丝不挂的**。西方文明自来把最健美的人体用作他们理想中最崇高神圣的英雄儿女以及上天宇宙各界尊神的形象，这里表现的是男性的强健和女性的温柔，给人的感觉都是美。大街上十字路的当中，道路旁边，大建筑的四周，屋檐下，长廊里，广场上……你随时随地都会看到**的雕塑，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角斗着的、闹着玩的，喜、怒、哀、乐，什么样的都有。充满着封建色彩的教堂里，王宫、博物馆里，**像更多，数也数不清。显然，在世界美术之林里，**造型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人体的线条之美，不是其他自然界的事物所能比拟和代替的，西洋画派以人体素描为练基本功的主要课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画派走的是另一条路子，我想这可能与周公制礼、孔老夫子的封建儒教以及宋代理学的影响有关，他们都不许人家把衣服脱下来。虽然这里面有一个三国时代的儒生祢衡曾经裸衣露出父母给予的“清白之躯”大骂曹操以及又一个晋朝的阮籍赤身露体以天地为衣，从而名垂千古。但是，谁都会觉得，人体是美丽的，习惯也是会改变的。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自从海运大开，封建的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之后，想闭关自守也不可能了。除去封建法西斯的“四人帮”曾以野蛮手段禁止和打杀一切美好事物的十年浩劫外，中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泼水节》壁画上两个并非写实、而是带有浓厚装饰性的**少女的画像本来算得了什么大事，竟会引起这样腾笑外邦的偌大风波。但却居然实有其事!我想，远处南疆的同胞、劳动人民群众，正在从事艰巨而宏伟的四化建设，谁会分心到这一幅小壁画?而且，到过南方的人都会知道和见到袒露身体乃属生活常见之事，所以发生这样的当代奇谈，恐怕还是出于少数、个别人的偏见吧?偏见总是有的，即使在美术王国的意大利亦所难免。著名的梵蒂冈西斯廷大厅，整个宏大的殿堂中全是伟大的米凯朗琪罗的画，那个巨幅的名著《最后的审判》中的人物本来是全**的；但是后来有一代教皇下了一道命令，派画工把所有人物的下体部分地区都给遮蔽起来了。教皇的权力可谓大矣!但是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位教皇干了这么一桩愚蠢的事情，在至今讽笑着讲这件事情的意大利人的口气里，对这一宗教昏君犹有余忿未消。今天仍旧活着的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在我国2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身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威名赫赫的军阀孙传芳，为了当时上海的一所美术学校有画**——模特儿的一门课程，认为是大悖伦常、伤风败俗的非礼妄行，因而勃然大怒下令禁止；与这个学校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校长刘海粟引起一场论战。留学法国的刘先生不为强大的对手所屈，据理力争，在舆论的支持之下，终于取得这一场斗争的胜利。历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色情和保卫风化，他们本身不是没有见过**，也并不缺少色情，但他们只习惯于关在屋子里的个人欣赏**的活动。在光天化日之下，千千万万人们经过的地方，**裸的人体画和雕塑艺术所焕发出来的原始的、健康的、美丽圣洁的光辉也许是他们难以理解的。正是出于他们习惯了的这种心理状态，才把艺术和色情总是搅在一起，纠缠不清。提倡，或是纠正一种社会风气，关键仍在于领导。首都机场对于**壁画发生争议后的处理，采取了一种也管也不管的方式；说他是抹稀泥也好，耍滑头也好；总之，具有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式的幽默感。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美学上的认识问题，一种观念上的问题，而认识和观念都是会改变的。**画的能否在我们中国存在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之所以居然成为问题，那只能是一时的而不是偶然的情况。一度在首都机场大客厅里《泼水节》壁画的裸女部分张挂的那一幅白色幕布，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领导艺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你不愿意看她，从白色幕前走过去也就是了；你想看看她，拉起幕布一角就看见了；由于幕布不是锁着的门或抽屉、橱、柜，它只不过是一块可以随手拉开或放下的幕布而已。我为这块幕布的聪明、机智的设计者喝彩。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新中国，不要再重演那些中世纪的笑话了。七、巴黎华侨的一次集会我们到巴黎没有感到太生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会说中国话的法国人多，二是华侨多。和华侨的接触中，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深深地使我们受到感动也受到教育，有许多年轻人是几代生活在国外的，但是他们说中国话，关心祖国，对祖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民族感情，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是如此地了解祖国。巴黎有一个华侨俱乐部，六月下旬的一个午后，邀请我们去参加座谈会。在一间朴素的长形的房间里，一边摆设了一张长桌、铺了白桌布，摆着点心、水果和冷饮，四面围坐包括我们六个人共约二十人左右；另一边则摆了几排长椅，坐满了约三四十个人，大都是青年人。座谈会主要是由华侨提问，由我们祖国来人答复，所提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我们同去的六个人分别作了解答。分配给我解答的有下面的问题。有资格有影响的一位钱先生用激动的口气提出他所至为关心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无时不在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祖国健康成长，兴旺、强盛；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覆灭，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感到无比的振奋。但是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暴露黑暗面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却又使人感到震惊，感到非常泄气，非常失望，非常难过。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即是一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一个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他说，读了这样的作品，真是叫人痛心，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新社会，存在着这么黑暗、这么肮脏的东西，这真不能想象，家丑外扬，使海外旅人失望太甚，感到非常丢脸；尤其是发生在祖国扫尽阴霾、拨乱反正，前途无比光明的时候。他要我们回国时转达他的意见，提请宣传部门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对世界舆论的影响，今后最好再不要发表类似这样的作品。没有等到祖国来人的答复，年轻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纷纷发表反对钱先生的意见了。大概有两三个人提出了他们不同的意见，大意是，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祖国的报纸杂志习惯于一种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作风；给人以平安无事，一切都好的假相；而实际上坏人坏事，不合理的、黑暗的现象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着的。只说优点，不提缺点；说大话、说假话相袭成风，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导致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发展到后来的“四人帮”猖狂肆虐的十年浩劫，使国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新的国家领导制止了长期以来这种虚假宣传的作风；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肮脏、不合理的现象如实地揭露出来，公诸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弄虚作假，讳疾忌医；这正说明今天的领导是公正的、英明的，是敢于正视缺点的，是有决心有力量改造这个存在严重缺欠的社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吃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亏，如今恢复了说真话、实话的传统，使我们对中国的兴旺产生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热情的年轻人争着发言。他们和年长的钱先生同样的激动，但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其实已经用不着我再作什么答复了。我为远在欧洲的海外异乡看到这么多生气勃勃的、非常了解祖国的、和祖国人民跳着同一脉搏、抱着同一愿望、同样渴盼着祖国迅速医治创伤，成长壮大的年轻华裔侨胞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快乐和幸福。对钱先生我也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情，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也说明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发现他一心向往的祖国还居然有这样的黑暗和不平，老人觉得伤心。但是正由于我们今天敢于揭露它、批判它，我们最终就能消灭它。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的阴灵、余孽，必将被人民打倒!后来钱先生又提了一个意见。他说，在我们的报纸上很宝贵的篇幅里，有一种现象是他不能理解的。就是每逢年节及重大假日或喜庆丧葬的典礼上，报纸经常要发表长串的出席人的名单。他问，这有什么必要?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报纸上也没有这样的做法。他认为纯属浪费。他也许未能理解这么做的必要，但这终究也是一条意见。在这次集会上，旅法侨胞发给我们的几本《欧洲通讯》，是从1972年2月创始的一份每月一期的刊物，由“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编，联络地址设在西德。封面上首先刊登的“本刊宗旨”是：(一)关心祖国；(二)联络侨胞；(三)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我仔细地阅读了得到的五份《欧洲通讯》，从中深深地感到旅欧的中国亲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密切关心祖国兴旺强大的热烈心情。八、京剧出国早在两年前相识的加拿大朋友汉学家何榛和他的中国朝鲜族血统的妻子崔淑英一起参加了这个四天的会议。会后的一个晚上他们两夫妻邀我到他们巴黎的临时家庭里去晚餐。客人除我之外，还有一对东德夫妇和美国夫妇。何榛平常恂恂如也，沉默寡言，似乎他的话都被口齿伶俐的妻子崔淑英女士说掉了，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是由崔担任的。但在那晚的宴会上，何榛一反常态，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手舞足蹈；后来索性离开座位，一个人连说带做，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演了半出京剧，把满桌客人和他的妻子都乐坏了。今年早些时候，何榛夫妇在家乡的多伦多看了中国京剧院的出国演出，对中国的京剧大为欣赏；尤其是喜欢那一出小生、小旦和一个彩婆子的《拾玉镯》，肯定他看了不止一次，因为他几乎能把整出戏背出来。他一会儿演孙玉姣，一会儿演刘媒婆，真是兴高采烈。演完回到座席上时，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可笑的小丑……”看来他最喜欢的是刘媒婆。中国的云南京剧团不久前刚在巴黎演出过，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巴黎。我们来到巴黎时，演出已经结束，剧团已经去了意大利；但是法国人印象深刻，还在念念不忘。我见到的法国朋友和华侨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到对于京剧团出国演出的印象。京剧团的演出场所是巴黎会议大厦，是一个设有三千个座位的大剧场，没有一定声望的剧团是不敢在这里演出的。很多关心和热爱祖国的侨胞事先不免担心京剧团能不能卖个满座，但是从演出到结束将近一个月，场场满座；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十分高兴。对于京剧的评价则因人而异，一般从来没有看过京剧的观众，看到这样的戏，非常惊奇，看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则是看过京剧、懂得京剧的观众的印象。据我听到的反映是，同十七年前去过法国的京剧团比较，认为水平有所降低。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是理解的，这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是京剧以及一切在十年当中受到严重摧残的戏剧艺术重新振兴起来的必然过程。然而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法国朋友以及懂戏的侨胞普遍认为，在安排剧目的时候，低估了巴黎观众的欣赏水平。这具体反映在所表演的剧目当中，唱工少，做工少，武打和杂技表演的比重太大；这样可能使一般观众看来也许十分开心，但对水平较高的，或是评论界、戏剧界的同行说来便难免感觉失望了。由于演出当中武戏占了绝大部分，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打?大家的印象，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动辄讲打。比如白娘娘《盗仙草》，如果编成白娘子向看守仙草的两名大汉哭诉自己和许仙的遭遇，引起同情而得到仙草岂不很好?非让两名大汉围着一个弱女子大打特打，幸而白娘娘武艺超群把两个大汉打败了。但这完全是编剧有意把男子汉写得非常窝囊，按情理讲，这个纤弱的白娘娘是不该打赢的。这可能是外国人的逻辑，他们认为，叫男人在台上打女人是不体面的。他们说，到处采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是不是过于偏激了?《三岔口》，两个人有嘴都不说话，一味闷着头打。当然，上面的外国人意见本身也有偏激。照这么说，很多戏都别演了。法国观众和何榛一样，也喜欢《拾玉镯》，尤其是《秋江》；两个人，一枝桨，活画出秋风江上的诗情画意和艄翁的风趣与少女的多情。但是下面的问题是，这两个节目在十七年前就看过了，老观众问，难道没有别的具有这样水平的节目了?作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戏剧艺术，京剧还有创造力吗?他们认为，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城市，观众的欣赏水平是相当高的，因而对这次的京剧演出感到不够满足。另外要提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和两位法国电影导演谈话。他们提出，希望和中国交换影片，交换上映，加强两国电影工作者的交流。另外，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他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片《哪吒闹海》。他们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他们认为中国的动画片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参加比赛?“假如参加比赛是一定会得奖的。”他们问了我两次“为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九、印刷厂传奇这个小标题有点费解，印刷厂何传奇之有?原因是“传奇”二字我用了点艺术夸张。意大利是欧洲古国，十天之中我们游历了四个城市：罗马、翡冷翠、米兰、威尼斯。所到之处，名胜古迹如罗马的斗兽场，教廷梵蒂冈、圣彼得和翡冷翠大教堂、悉那的赛马节、威尼斯的马尔科广场等等真是美不胜收。看来意大利是一个深具思古之幽情的国家，他们在用最大的努力来保留前朝故物：古代罗马的败壁颓垣、古堡老屋都顽固地依旧屹立在现代化的大街小巷里，许多街道还是古代的尺来长的石块铺地至今不改，尤其是样式古老的有轨电车、车顶上的弧形的弓子拖在天线上、叮叮当当地沿着地上的铁轨和现代化的小汽车一起行驶。使我联想起旧北京的三座门、四牌楼和历代的城墙都已杳无遗迹；甚至于中南海里的居仁堂、万字廊、绘云楼也被拆掉；有七百年历史的闻名世界的古天文台正在倒塌……使我满心喜悦的是威尼斯的赛纳德塞玻璃厂。里面的许多陈列室摆满了他们生产的玻璃制品，真是千姿百态，巧夺天工。这里是一个玲珑剔透的透明水晶宫，是只有在儿时梦里才见过的七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每一样制品都是精巧的美丽的，奇幻通灵，信非人间所有。不到那里去看一看，是难以凭空想象的。另外的深刻印象是一家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是属于蒙达多里出版社的六个印刷厂之一，因此先说说这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家出版社在意大利属于多大的等级。首先是它的社址，一座设计新颖，结构特殊的楼房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著名的巴西建筑设计师欧西加·尼玛耶设计了这座奇特的建筑，在一块空地上栽上一圈扁平长方形的钢骨水泥柱子，然后把每根柱子连接起来凌空悬挂起这一座五层的大楼。主楼之外设有餐厅、商店、宿舍，楼下池塘里养着一对昂着头的骄傲的天鹅。后面的花园里还有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另外还有专为孩子设置的浅水游泳池。大人带着孩子们快乐地划着水，草地上的躺椅里，休假的人们**着身子晒太阳……五层办公楼里有消声设备，很大的办公室里，不少人来回走着，却听不见什么声音；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即使在打电话的人，声音也低得使人们听不见。这里的工作人员共有一千五百人。回过来说说这家印刷厂吧，一个个自动化的车间，走马灯式的参观，我实在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的是印刷厂经理和我们的一番谈话。经理说他在两年前应邀去过中国，到中国南方的一个省，到过福州、广州、上海、北京，他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下面几点：在中国感觉到人民有礼貌，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见到的人都笑容满面。见到很多有智慧的人。在中国休息得很好，空闲时间特别多，八点钟就没事可干，上床睡觉了。中国人目前还贫穷落后，但吃的方面富甲天下，谁也比不了。他到中国是去干什么的呢?是应这个南方省的要求，协助中国开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他也参观过中国现在的印刷厂，接触到中国的印刷工人，在手工技术方面，中国工人技术很高。至于打算新建厂的现代化程度，中国人表示要慢慢来，用十年时间过渡到全部现代化。说到这里，他的表情严肃了，说：“对我们西方而言，十年时间很长；对中国，十年很短。”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这个印刷厂的业务情况是承印自己出版社的二十五种定期刊物，承印外来的刊物则有一百多种。从他们接待室里书架上摆着的印刷样品看来，大都是十六开本的大型彩色有光纸的期刊。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一本期刊编写完稿送到工厂到排印出版需要多长时间?经理回答说：“一本二百八十页左右图文并重的刊物，从发稿到印刷装订完成其中还包括一次校对的时间，共须四十八小时，就是两天。”呵!这难道不是传奇吗?我们的书刊从发稿到出书，定期刊物快的大约是三个月，出书则一年两年也说不定，即是快的也超过人家印刷厂四十几倍的时间。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华国锋同志访问日本的图片是在四个月以后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刊载出来的，画报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朋友说：“呵!华国锋又来了!”人家的速度我们听到认为是“传奇”，我们的速度人家听到应该是“神话”!记得在40年代的旧中国，我们也办过带有彩色图片的期刊，从发稿到出书一般半个月左右，抓紧一些，十天、一个星期时间也够了。据说今天一些我们的大印刷厂的机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现代化设备，条件不比上述的西方印刷厂差，我们之所以这么心安理得地缓慢爬行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恶果。不能再这样自暴自弃甘居下游了。十、“绝命诗”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诗人陈迩冬，彼此都是劫后余生，相见恍如隔世。他问我：“你在欧洲做诗没有?”我回答说：“做了一首。”就说说做了一首诗的经过吧：威尼斯是我们去意大利的最后一站，也是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威尼斯大名鼎鼎，早已非常向往，从少年时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时就向往她了。城里的里拉尔多桥就是莎翁写《威尼斯商人》的地方，走到桥上感到特别亲切。威尼斯和我们的苏州是姐妹城市，因为她们都是水城，但是见面胜似闻名，她的多水的程度，苏州可比不上。城里水巷纵横，很多人家和店铺跨出大门就是水，几乎家家都有自备的船只。船的形式大都是一样的，非常漂亮俏皮，两头尖尖地向上翘，看上去觉得轻快。我们住的旅馆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出门是陆地；另一个大门本身是一个码头，出门就上船。我们趁的这条船是一艘汽艇，比上述的一般家庭用船要大一些；船舱里对面两排坐椅可以坐八个人，船头是司机的位子，船尾是一张长椅，可以并排坐三个人。第一次趁船出海的经历是非常新奇的。船离开码头在水巷子里行驶时是相当缓慢的，但是驶出水巷进入亚得里亚海，离岸渐远时，司机忽然加快了速度。在七月的阳光里，我坐在船尾三个位子的当中。威尼斯的天气比法国热一些，然而海风拂面，觉得很舒服……船速的改变来得过于突然，司机事先没有任何暗示，我们也没有经验；原来缓缓而行的游船，使人感到“春水船如天上坐”，十分幽闲潇洒……现在一家伙突然变成了离弦之箭!机器加快了转动，响声大作，飞驶的船身激起大量的水花向身上扑了过来。坐在我左侧的伙伴被水激得猛然跳起来，极其敏捷地一眨眼已经进入了船舱。剩下我们两人没有动，我不知道右侧的同志有什么思想活动，而我可立即产生了联想；会不会翻船呢?假如翻了船便将如何?有个念头猛然浮到心上，后悔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少下了点功夫，以致造成了终生的两大遗憾。第一是我没有学会游泳。其实当年尽有游泳的机会，也不止一次下过水。但是泡泡水就算了，始终没有正经学一学；直到如今，大概只能游个二三十米就得逐渐下沉了。如果翻船必死无疑。第二是我没有学好外文。其实我很早就学法文，也有许多很好的法文老师，但是就是不用功；懒得背生字，学到复杂的文法和人称的变化更头疼；加上四十多年从来用不上法文，就把当年学到的一点也忘光了。何况这回又到了意大利，假如见到了意大利阴间的阎王老爷，连说都说不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死于此地，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得诗一首，五言绝句。是一首“遗诗”、“绝命诗”。诗曰：生长中华国，葬身威尼斯；平川六十载，水底一刹时。其实我今年六十三岁，说“六十载”，四舍五入，取其成数耳。我读给陈迩冬兄听时，他连声叫好。在这之前我也念给严文井同志过，他也说好，让我写出来。其实这完全是一首没用的诗，真要是翻了船，死了，谁也不知道。现在是船也没翻，人也健在，就更是纯属废话，毫无意义了。只因为代表一刹那，像电子计算机那么快的思想和感想；又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就写下来了。因此我要对孩子和年轻的同志们说句正经话：“你们要学会游泳，还要学好至少一门外语。别学我少不努力，老来后悔。”十一、在法国的女儿飞机从巴黎起飞，到美丽的地中海滨山明水秀的尼斯降落。飞机场有一群来迎接我们的法国朋友已经站在机场海关的出口等着我们了。远远就看见一位身段修长，面貌娟秀，微微含笑站在人群后面的年轻妇女；更使人注目的是由于正是夏天，肩臂**，她周身被太阳晒成发红发黑的颜色；给人头一个印象，好像是我们熟悉的第三世界热带国家的女人。但是走近来便看出她是中国人，说的是带点南方口音的中国话。很快我们就熟识了。尼斯有一个中国人家，家主人是在当地居留多年的车医生，但是医生在两年前去世了；由于是闻名的医生，所以留下了当地闻名的“车家”。车夫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法国夫人，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益世、次子益国、小女儿名叫益家。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有益世夫妇和益国；那位中国少女是益世的妻子，名叫王昭。王昭的名字好记，她比王昭君少一个君字。更与巴黎大不相同之处的是，她是在尼斯很少见到的一个中国人，而巴黎的中国人很多。同样是中国人的车益世兄妹则看上去更像法国人一些，益国在1980年末或1981年初则将回到中国来进修大学课程。车夫人全家怀有对祖国亲人的无限深情。我们到尼斯的当天下午，他们举行的一次家宴，显然是经过很长久的充分准备工作的；有几位中年的法国夫人，看来是她家的最好的亲友，到厨房帮助车夫人亲手制作食品。客人纷纷来到，其中有从几百里外的城市驱车赶来的，而且还特为我们邀请到从中国派遣来法工作和学习的科技工作者；在法国的东南利古里亚海边风景胜地遇见祖国同胞真是感到意外的欢喜。车家的具有浓烈的中国风格的客厅里坐满了客人，充满了欢声笑语；安静的王昭却始终坐在我的身边，我们的一位同行者问她，你为什么总和吴祖光坐在一起呢?她在这之前已经告诉我了：“因为你很像我的父亲。”王昭的父母多年分居，父亲在美国经商，母亲一人住在香港，而她自己远嫁尼斯。显然，这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女孩子这样长久地和我坐在一起，出自她对父亲的怀念。她对我的亲热自然使我也想起从小便对爸爸最亲热的我自己的女儿小双双。我非常希望有一天王昭和小双双成为一双好姐妹。坐在王昭另一边的是她的丈夫益世。这也可能是法国青年的习惯，年轻的益世留了一丛小胡子，但却掩不住脸上还留着的稚气。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车夫人的卧室，里面摆设许多东西方的小古董，中国字画，车医生生前一定是一个风雅之士，能写能画，挂着他书写的古诗条幅。他们又带我去看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用兽皮铺着的卧榻，使人感到舒适和温暖。他们的弟弟益国正在恋爱，是外地来尼斯就学的女学生，长得活泼美丽。小妹妹益家，法国名字叫玛丽克莱，还在读中学，和她妈妈一样也这么温柔娴静。来到车家做客，谁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艳羡的、和平而幸福的家庭，正如室外花园里的绿树红花放出的一阵阵清香般地使人沉醉；尤其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乱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假如有这样一个安宁幽美的环境来读书写作，真是非常理想的，使我为这一家的主人车医生的不幸早逝感到很大的惋惜和遗憾。尤其是听到一位来客提到车医生精通中西医道，而且还能用中国的传统针灸治病，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永为他生前的病人所怀念。我想，现在的车家全家是在当地人民的崇高、温暖的友谊中生活的。因此，当我听到王昭对我讲，她和益世将在半年左右就要离家远行，并且将长期定居异乡时，我实在感觉意外，十分惊讶。王昭说，他俩已经决定移居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岛，到那里去工作，去生活……我问她：“为什么到那里去?有什么人在那里?去做什么工作?”她的回答是，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计划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就是想去一个人少的、远离城市的、有待于开发建设的、自然风景美丽的地方；因此首先是在地图上找到这块远处太平洋中部的幽静小岛，然后去做了一番实地观察，最后作了长远移居的决定。一对年轻夫妇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前途，至于工作呢，她说得同样轻松：由于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方，全岛人口也不过几万人，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工作的选择对他们说来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在尼斯只留了不足两天，王昭小两口和益国一直没有离开我们，陪我们去了海滨浴场，去了著名的摩纳哥公园，以及更著名的蒙特卡罗大赌场……一直送到第二天下午离开法国边境的飞机场。他们站在检票口外面，看我们走出很远，一直到视线已经看不清的远处，回头仍看到他们伫立的身影。益国将到中国来读大学，这总要几年的时间吧。益世和王昭将要离家远行，那么车家这所房子里将只剩下车夫人葳妮安娜和她的小女儿玛丽克莱了。这在我们国家里将是难以想象，除非像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用暴力驱使骨肉分离。我不知道王昭此刻是否已经移居塔希提，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从他们自身的极为轻松自如地谈着这样的安排和设想时，看来用不着我为这个远在法国的女儿瞎担什么心，他们只凭自己的理想就完全可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但这毕竟是我到尼斯两天当中感到新奇的事件，所以记下来说给我们的年轻人知道。十二、欧洲人的趣味“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的大政治家管子说的，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生活面貌。人假如连衣服都穿不暖，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懂什么礼貌、道德、光荣和耻辱?还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生活趣味?文学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贫困和不幸也创造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忧患、备受摧残的中国人民，由于愚昧反动的封建统治，尝尽了丧权辱国的苦楚，而且几乎是普遍地沦为贫民和难民。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获得了全国解放，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进入休养生息，兴旺富强的道路。不幸的是，另一种愚昧狭隘的偏见，早在“四人帮”肆虐之前便宣传一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论，阻碍中国人民普遍向往的发家致富的道路。先是盲目叫嚷社会主义已经来到，号召大家吃饭不要钱，把能吃的都给吃光；然后“大炼钢铁”，把已有的钢铁拿来烧掉，把能砍下来的木头砍光烧光……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甚至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全面彻底大破坏……使得我们本来就穷得可怕的十亿人口从而不更穷不更苦安可得乎?这一番感慨是看见巴黎、尼斯、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地，在街头巷尾纷纷攘攘、极为活跃的男女老少的汹涌人流有感而发的。从我的眼睛里看来，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匆匆赶路，大致是在工作着的人；有的是闲适地散步，在街头漫游的人；有的是互相依偎搂抱得很紧的青年情侣；有的是追逐嬉笑的少年和孩子；还有老年人或肥肥胖胖的太太牵着形形色色不同品种的狗……在欧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街头路上经过。总的说来，我没有看到过一次争吵打架的，没有听到哭声和看到眼泪，没有看见愁苦，没有看见乞丐，没有看见流氓调戏妇女；只在威尼斯碰到一个醉汉到处追人纠缠，不理他也就罢了。有一次我问一位法国朋友：“巴黎有没有贫民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皱着眉头想了一想，回答说：“以前是有的，现在……”他摇头。我们听到过的资本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话太多了。我不相信事实和我们听到的情况相反，乃至相反到如此之甚。西方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失业队伍的增大……应该都是事实。当然，我没有计划做一次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方面的现象。恐怖的凶杀，这也是有的。意大利大使馆的翻译同志谈起，华国锋同志访意时，在威尼斯和我方工作人员一起商谈安排保卫工作的意大利警官，一个很精明能干又很友好的官员，在不久以前被恐怖分子杀死了。人们都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的。譬如在地下铁道或商店，要经过许多弹簧开关的玻璃门；前面的人把门推开走进去，发现后面有人时，一定会用手把门推着让后面的人走过来才松开手；不管白人、黑人，年老人、年轻人都是这样。在上下班时间的地下铁道站或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站，乘客也是十分拥挤的；但是谁也不挤谁，和和气气地上车；偶然互碰了一下，马上都说“对不起”，“请原谅”。在商店买东西付钱时，顾客和售货员都说“谢谢”。在这里，吵架、争先恐后、占便宜都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没有人这样做。人与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和睦的。因而使人觉得，生活是值得留恋的。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是世界著名的最繁华的街道，越到晚上越热闹；每天要到十一点钟才天黑，汽车还和白天一样流星般地鱼贯驶过；街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就越发多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电影院和戏院门口都排着长队，跳舞场、酒吧间里一片欢腾，巴黎人好像天天在过年。就在大街两旁宽阔的人行道上，三两个青年男女拿着乐器弹奏，歌唱；自然地就围上一圈人，一曲奏罢鼓掌喝彩，有人还掏出钱来送给音乐家。这些年轻的音乐家采用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方面可以挣点钱，同时也锻炼自己的演奏技巧。巴黎的夜晚也有使人看见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就是妓女；尤其是还有男妓，做女人打扮，看了叫人作呕!这是这个花朵般的美丽城市最大的污点。越到夜深，香舍里榭大街越活跃，到处都是寻欢取乐的人群；据说一直要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人才逐渐稀少，我们可就没有奉陪到底的精神了。但是，心里不免涌起一个疑问：巴黎人好像是不睡觉的?后来去了法国地中海的滨海城市尼斯和戛纳，路经一个叫做松树的小市镇，这个地方每年从五月到八月间竟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常明不夜之城，商店日夜都不关门的。到了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群众集会的广场，夜深还有欢乐的人群，乐队奏着音乐，人们在街头跳舞。道经这些城市，处处看到欧洲人追求趣味的痕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经过路旁一家人家的时候，看见屋顶阳台上的四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滑稽小丑的头部雕像，形象非常可笑，叫人一看就会高兴得笑起来。可惜汽车一下就开过去了，我本想停下来看看，但是犹豫之间，车已开过很远，只得算了。再如甚至男女厕所门上的标记，也能使人感受到欧洲人的趣味：男厕所门上画一个男人的裤衩或一个烟斗，女厕所门上画一条短裙或一只高跟鞋。在威罗纳，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那里一家饭馆的男女厕所门上各画一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剪影。这个美丽的小城里还有传说是和罗密欧幽会的朱丽叶的卧室和阳台，各国游客都到这里来观光凭吊这一对多情男女。就在这个房屋窗下有两个售卖纪念品的货摊，卖一些当地出产的小巧的工艺品；游客们买得最多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见面的画片和彩画的瓷盘。陪同我们去的安娜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痴情地写信给朱丽叶寄到这里来，莎翁笔下的这对情人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不老的青春。来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政府特派了一位官员负责看信和代朱丽叶回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样东西：鸽子。历来把鸽子叫做和平鸽。为什么呢?她起源于圣经故事，《创世纪》里记载说：世界末日发生了特大洪水，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在水上漂流。有一天他放出一只鸽子，要它去探问洪水涨落的消息。鸽子飞回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根新鲜的橄榄枝，诺亚高兴地知道洪水已在开始退去，出现了陆地。以上是鸽子和橄榄枝成为和平象征的由来。但是鸽子之所以为和平鸽，则是我在所经过的这些欧洲城市才得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解答。无论在法国或意大利，广场上、小巷里、屋顶、墙头、窗子上，随处都有鸽子翩翩降落。广场上人越多的地方，鸽子降落得也越多；咕咕地叫着等人喂食，和人和平共处，在人们脚下穿行；但你想逮住它却很不容易；手刚挨近它，它便跳开了。鸽子给我留下的是一片和平景象。看了一遍上头写的，我对自己也感到怀疑了。看你是怎么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写得这样太平，是不是中了毒?故意美化她?凭着我过去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也想找一些黑暗面，但我没有时间专诚去找，所以也没有找到。幸好有个“实事求是”的标准在，我只能据实而写。我相信中国人也有在生活中处处充满情趣的一天，我们中国本也有这样的传统的。只是不知犯了什么傻病，把自己糟踏了个够。古代的孔子也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我们现是又贫又不均，甚至越贫越不均；吃了封建**、特权思想的大亏!但是现在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拨乱反正，一切都会渐渐好起来。如今我们举国奋发，有理想，有志气，有勇气，有胆有识，要把国家搞好。我们也不会忽视，还应当有点趣味，有点幽默感；不要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否则生活将是枯燥乏味的。1980年8月25日于北戴河西山六十楼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