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下诗?

五十多年以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老祖母教我读唐诗。每天下课回家，祖母就逼着我把她指定的一首或两三首诗读二十遍。

她在桌上放一叠共二十枚铜板(当时市面上使用的货币)，读一遍移开一枚，二十枚铜板完全移到另一边，便是全部都读完了，才准许给我活动的自由。

那时读过的唐诗，虽然年深日久，却至今大都记得。因此我很喜欢这种最精炼的、美化了的，却又包含了最丰富感情的文学形式；因之也就特别崇拜和羡慕诗人。

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不会写诗，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时，我曾试着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和新体诗；但都写不好，不成样子，拿不出手，对自己很失望。

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已经五十岁了。革命一开始，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理所当然地我难逃作为

“黑帮”的命运。这样，我度过了名叫

“隔离审查”的五年劳动生涯。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同志们相比，这也许是最轻微的迫害了。

受过这样待遇的人所在即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因此不值一说。提到劳动，我素来也不反对，甚至是热爱劳动的。

但是对于

“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以劳动作为惩罚、折磨、发泄的手段，我则是十分抵触，十分反感。

回想这五年的经历，真是终身难忘：前一段在机关里被拘留，后一段转移到干校。

难得的是我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我素来十分尊敬的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同志，我们两个人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物：不准回家。

别人都有一些规定的假期和行动之自由；惟独我们两人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连通信权也没有。

甚至连问一问

“为什么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后来，大概是到了1973年左右吧，又逐渐放宽，乃至可以请假回家了。

为什么又给了自由，也不明白。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

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因此我在这几年里学做旧体诗，因为它短小精炼，易于发抒一时一地的感情。

虽然它又要讲究格律，有点束手束脚，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不必管它。在这里旧体诗使我找到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

当然，用这几十个字来捕捉这瞬息即逝的思想感情也很不容易，有时一首小诗几天几夜也写不成，甚至一字无成，那也只有自叹低能了。

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之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

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

自然有些诗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在所难免。唐代诗人高NCACA

“五十而学诗”，在

“五十岁”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典范；然而他

“每一篇出为时称颂”，这一条我就只有望尘莫及了。就是由于缺乏幼功，我的诗还是不像样子。

一场漫长的、恐怖的梦魇终于过去了。能够看到今天的天日重光，山河明丽，真是使人振奋，教人高兴。

但是却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受气受难的日子，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底下，因此命名为

“枕下诗”。以后，我得集中力量写剧本，心里的怨气和委屈没有什么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诗好写了。

1980年1月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