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和梁思成／陈徒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说到远虑近忧，对我而言，远虑就是以后几年里的台海局势，它有时就像一根不负责的导火索，滋滋冒火，随时都会酿成一场事端。而近忧则是北京城追求现代化后所带来的城市格局的巨大变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对古都风貌来个革命性的改造。台湾问题处理不慎，海峡两岸敌意增加，对整个民族而言都是灾难。我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民族共识？有没有解危难之一时的良方？这是带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沉重的难题，也是压在民众心里的一块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胡同变旧貌换新颜的举动则让人隐隐作痛，市民们一方面庆幸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会令人格外不安。依我个人体验，这使我想起邓丽君和梁思成两位。1978年初，我考上厦门大学。宿舍离海滩只有几百米，海的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门全岛的样子，有时依稀找出电线杆之类。如果顺风的话，还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内容大多是**的，煽风点火的。但是在播讲文稿之间，却夹播着邓丽君的歌声。你想，在刚刚开放禁锢，朦朦胧胧想象外面世界时候，清纯、柔美的邓丽君歌声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和冲进。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静静地聆听着，谁也不敢评价什么。就像柔软的水润滑过原本麻木迟钝的心田，一天天变得鲜活起来。通过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发现“水深火热”的台湾宝岛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场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台湾”，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我们情感表达的方式——我们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对男女之情也开始敏感、丰富起来。1978年到1980年间，学校组织各班民兵轮流到海滩站岗，值班之夜十几个学生抽签上岗。而我几次都被抽到下半夜两点至四点。当我背着枪在沙滩上来回巡逻时，黝黑的大海和有规律的浪涛声是让人害怕的，唯独对岸传来的邓丽君歌声给人不少温暖，犹如家人般的叮咛，姐姐一样的体贴。这是当年黑夜站岗中最温馨的一幕，比后来有机会看邓丽君演出实况的录像带还具有感染力。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不少边远地区的人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险从这一段海滩下水偷渡到金门，被部队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顿，再扔上吉普车开走，他们今后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我几次看到这个场景，耳边再听到邓丽君轻柔无比的歌声，总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幸好以后偷渡的越来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绝迹。而我们也敢于用简陋的三洋收录机（从福建海上走私来的）放邓丽君的磁带，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宿舍里不断按倒退健。连听了十几遍《小城故事》，真正体会到“百听不厌”这个成语的可能性。后来到北京工作，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便，第一次看到琼瑶早期几部电影，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主题曲时我已是泪流满面，难以抑制。我们这一代人是感念邓丽君的，说她影响我们成功的道路是不为过的。她改变了我们对台湾的印象，她是海峡两岸宣传效果最好的公众人物，用歌声沟通心声，用歌声化解敌意，使两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着对方，看到民族血浓于水的最温情的一面。邓丽君的突然死讯，令我们措手不及，怀着一份敬重和惋惜。当时我们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很快做出反应。虽然后来遭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是我们却以为做得值得，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唯独心痛的是邓丽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对两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着推动作用。这几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一些文坛资料，其中梁思成是一个重要专题。听到很多专家说，如果当初听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将会有“当今世界殊”的惊人面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城墙，对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断骨”。我采访过一个从事古建工作几十年的老专家，他回忆当年奉命拆除阜成门牌楼，刚拆了两天就接到命令，说再简单恢复原样待一个人来看。结果梁思成来了，在脚手架来回上下走了几圈，坐下来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就上车走了。梁走后没几天，这座被他形容得“美仑美仑”的牌楼就荡然无存。可以回味梁先生当年悲苦无望的心境，谁能理解他这般几乎快疯掉的情绪？一座城市与一个人的故事，没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涩，还是苦涩。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已经做得很完美，从邓丽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令我们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期待能保持这种良好的文化态势，也期望两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为、更负责任的精神解决难题，不要像台湾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导弹已瞄准大陆十个重要城市”。我们不愿听到**一类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言语，更想听到的是邓丽君有着无尽魅力的歌声，这些跨越两岸分歧的歌声。北京的政府部门新近也宣布停止在古城大规模开发的计划，并划定几百个四合院不容拆除。这样将减缓北京古城区过量开发的步伐，有利于今后适宜调整建设方针。而对2004年，我举出台湾海峡局势和北京城市建设两项作为我的远虑近忧。也许朝坏的方向发展，人们更加忧虑；也许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两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则是民族幸运。如果我们多听听邓丽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许就好走一些。这只是我2003年底个人的一点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