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解决

美国的政治家们还不习惯用悖论的形式思考。美国人的世界观植根于古老的神话当中，它趋向于把世界分为黑白两色。纵观美国的历史，当面临明确敌人的时候，美国人都能够奋勇拼杀。从“头皮猎手”（印第安人的贬称）到黑奴军队，从纳粹统治到“红色威胁”都是如此。只有当敌人已十分明确并且被妖魔化之后，美国人才会采取军事行动。很不幸，联合国也曾差点被妖魔化了，但依靠运气和暗藏的智慧，联合国躲过一劫。理查德·荷尔布鲁克大使曾邀请参议员耶西·赫尔姆斯参加安理会八月会议并发表演讲，这一做法是很明智的。当参议员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之后，他还请求安南秘书长与他的家人合影（随后甚至邀请安南先生到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母校演讲），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再去丑化联合国了。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仅用黑白两种颜色并不能描绘联合国的复杂形象。他们在制定美国对联合国长期政策的时候，应该学着用悖论和矛盾的观点去思考。下面几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证明这个观点。美国的科技将会缓慢而无情地改变整个世界，到时将会出现复杂的全球利益关系。尽管联合国宪章的导言写得义正词严，但是联合国作为惟一能够维护全球利益的机构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它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为全部188个国家提供了一家利益交换所。在那篇著名的千年报告中，秘书长先生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挑战。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症结之处：战后形成的多边政治体制使全球化进程得以兴起并迅猛发展，但是全球化进程却反过来证明这种体制已经逐渐过时了。简而言之，战后建立的那些组织机构是为了适应国际化需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对这种形势的转变，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人我们要进行有效的应对，这也是联合国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我们不难想像，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员为维护本国利益所作的努力将会无意中促进全球利益的实现。但美国的外交记录显示，美国人很难将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协调一致，这一点在海洋法会议上表现尤其突出。最近在美国和西方学者之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当一国的政府由于自私而未能保护全球公共利益的时候，来自市民社会的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代表民意。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也许说得通，但是看一看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会议上的争斗表明市民团体和无政府组织也不过是它们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按照美国人的思想观念，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们认为自己比政府更好地代表了公众利益，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占领了道德高地。但是正如西雅图会议所证明的那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都被无政府组织代表的发言弄得晕头转向，因为那些人口口声声说要代表全球60亿人的利益，但他们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却一无所知。历史上很多人都带着利他主义的面具，但是真正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行为却屈指可数。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政府也罢，商业集团和无政府组织也罢，其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说都是一样的：每个组织都汲汲于谋求自身利益（即使他们坚信自己的利益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有理由保护医药公司的专利权，但它也必须承认这样做剥夺了人们使用药物的权力，会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这个事例是在2000年1月安理会讨论艾滋病问题的时候有关代表公开提出的。类似的，绿色和平组织努力从日本捕鲸人手中解救鲸鱼，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是他们手中濒危物种的清单却写着长长的一串。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他们行动的决定是谁做出的，又是如何做出的呢？通过这些例子我只想说明一点：我们的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本阶段，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形势，我们要事先采取一项启蒙性政策，即：尽快完善将来必不可少的组织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作为惟一有能力执行这项明智政策的大国，美国却做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它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拼命努力：从狭隘的政治考虑出发，为了维护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全球共同利益。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美国现在的行为感到迷惑，因为它正在有效地把那些陈腐的条款强加给一个蒸蒸日上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恰恰是21世纪全球发展的希望。也许这就是命运吧。弥合差异：新加坡的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言论都是关于其失败的长篇大论。可悲的是，那些称赞其成功发展的文章，虽然十分重要但数量太少了。然而，李光耀先生所撰回忆录的第二卷填补了发展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书中解释了新加坡政府取得巨大成功时所采用的复杂政策。正如科菲·安南所说：“这本名为《经济腾飞路》（FromtheThirdWorldtoFirst）的书，表达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渴望发展的愿望，但是，唉，它们之中没有几个取得了进展。新加坡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本关于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发展报告，是由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李光耀先生撰写的，因此，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那些关心他们未来的人来说，将会大有用处。”然而，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被掩盖。因为现在流行的权威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加坡时总是受传统智慧的影响。它们总是说：“新加坡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们报道的重点并不放在前面纯粹描述的部分，而往往放在“但是”后面的评论部分。我们面临的悲剧是，由于西方的媒体有着覆盖全球的强大势力，它们禁止传播这个使第三世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的消息。我的国际工作经验告诉我，新加坡发展的实例将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在2001年1月，我很高兴把这篇文章交给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下属的一份报纸《新日报》（NewDaily）。1965年新加坡获得独立的时候，它的领导人并没有举杯庆祝，反而陷入苦恼之中。新加坡是一个有着2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这个小岛没有任何内陆腹地，人们很难相信它能够在这个矛盾丛生的地区生存下来。然而，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这个小国不仅打破常规生存了下来，而且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打破常规不仅对于既小又弱的新加坡，而且对全球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全球大多数人都日渐意识到我们的星球正受到人口过剩和生态恶化的威胁。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全球总人口从1900年的16亿猛增到2000年的60亿，使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数升至35人。孟加拉国就是人口过剩的一个例子，它每平方公里的人数为855人。然而世界上最拥挤的国家还要数新加坡，它的这一数据达到5900。尽管不时受到西方自由媒体的攻击，如今新加坡的成就已经广为传播。但因为这些来自西方的攻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所以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新加坡取得成功的社会经济创新政策。当今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如果有人想要弥合日益扩大的东西方分歧，那么他们就应该认真研究新加坡的这些具有创造性的社会经济政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论坛报纸《新日报》（NewDaily）同样对新加坡的成功及时加以报道。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自1965年独立以来，它保持了超过7%的年增长率，使人均年收入达到29610美元（世界排名第九）。有些人坚持认为这些成就得益于新加坡便利的机场、码头、航线和城市设施。这个国家还有世界第三大炼油能力和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它的贸易总额是GDP的三倍。为了实现这些成就，新加坡事先制订了相对简单的政策：保持公开自由的经济政策，避免任何形式的补贴，鼓励国外投资，努力增加预算盈余。整个社会时刻强调刻苦工作、节俭的美德和日益增加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成就的背后，新加坡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成功故事。我们考察一个社会是否成熟，最终要看它能否满足大多数人民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医疗、教育、清洁的环境、社会责任感和明确的生活目标。在这些方面，新加坡为全球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李光耀先生所撰回忆录的第二卷，名为《经济腾飞路》（FromtheThirdWorldtoFirst）的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的政策是怎样施行的。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政策并不能当作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范例。新加坡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具有实用主义精神，对于创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具有开放的态度。因为大力鼓励进口，这里的食物价格低廉。新加坡本国并不生产任何食物，但是普通工人可以享受两三美元一顿的午餐。这里的住房也十分充裕。政府负责建造的高层寓所，虽然只占整个岛国面积的六分之一，但却可以容纳90%的人口。新加坡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住房面积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实行了一套“义务储蓄计划”（由中央储备基金CPF提供帮助），几乎每个新加坡家庭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这项计划规定，月收入1000美元的职工（实际上许多人工资更高），须至少存款400美元，其中一半出自他的工资，另一半由其雇主提供。这项住房投资已经得到了回报，因为在过去十年里平均房价已经上涨了三倍。中央储备基金有类似的计划鼓励人们为医疗花销而存款。新加坡的医疗制度已经从完全政府补贴过渡到联合付款的形式。病人们都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因为他们受到了三层保护：其一是本人的医疗储蓄金，其二是政府提供的提价医疗保险，其三是政府通过医疗基金提供的资助。有了这些措施，新加坡人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婴儿的死亡率由下降到现在的，人均期望寿命也不断提高。教育既不是完全免费也不是义务性质，但今天90%的入学儿童都会完成至少十年的学业，20%的人会念完大学，40%的人参加理工科学院的培训，30%的人会接受完整的职业教育。早期教育能够发现学生们各自不同的天赋，从而按照兴趣从小培养。新加坡有关环境方面的事例也是值得研究的。早在绿色运动开展之前，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就说：“我一直相信，枯萎的城市风景和混凝土的丛林将毁坏人民的精神。我们需要用绿色的自然风光来唤醒这种精神。”通过严密的城市规划，新加坡用于住房、商务和工业的土地只占全岛的49%。因此，剩下的一半保留了森林，湿地和沼泽。尽管世界银行把这里的人口定义为“百分之百的城市化”，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绿色岛屿。令人惊奇的是，这里存在的生物种类比美国还要多。很久以来，新加坡政府就已经注意到汽车带来的威胁。因此，拥有汽车和使用汽车都必须严格缴税。在新加坡，要买一辆车你必须先有一张资格证书（COE）。这种证书按月限量拍卖，目的在于限制车辆猛增。如今一张证书大约价值三万美元，一辆梅塞德斯—奔驰轿车的税后价值超过15万美元。1998年，政府出台了一项“电子道路收费计划”，旨在加强车辆使用管理以及缓解交通压力。为了平衡这项收费措施的副作用，政府同时提供了便捷的地铁和公交车系统。但是人们惊奇地发现，政府并没有对此提供补贴，因为在新加坡“补贴”事实上是被禁止的，所以公交车公司完全通过自主经营来盈利。如上所述，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身体和物质需求，同样，政府也热情关注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然而，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却有意和那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福利国家”保持不同。在新加坡，没有人无家可归，没有人陷入贫困状态，更没有人忍饥挨饿。这个国家已经根除了贫穷，它能够实现这一点不是通过推行权利计划（事实上真的没有），而是依靠政府、市民团体、自助组织和志愿者大军之间奇特的伙伴关系。国家法令像催化剂一样，配合着财政支持、预防性资助和社会关怀，从而确保了每个公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个社会突出的一点是，5%最贫穷的人们也能拥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住房条件和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一个严守法律和规则的政府，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十万人口每年的犯罪数量仅为1005起。新加坡社会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为了鼓励大家庭同住一处，政府可以提供优惠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时也鼓励子女照顾家庭中的长辈。即使新加坡这样的现代化国家，亚洲传统的世族观念也为它的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由于在独立之前这里经历过种族骚乱，因此，对于种族融合问题新加坡政府同样十分重视。政府公告通用4种官方语言（国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每个新加坡儿童都必须掌握两种语言，在学校和社会服务中绝对没有种族歧视。为了避免在公共社区出现种族聚居，政府要求所有居住区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居民。政府还鼓励市民和公共团体保证多民族的融合。每个社区都有一个中心，这是对所有市民开放的。由于社区里有着严密的咨询网络，这就使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到自身管理中来。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的社会也不像天堂般美好。富足的生活也滋生了一些社会弊端：过度消费和过度消耗。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新加坡每人每天制造垃圾吨，而德国人也只有吨。乱丢垃圾的确是个很坏的习惯。尽管新加坡有着严厉的威慑制度，它也难以避免一些现代城市中普遍的问题：滥用毒品，少年不良行为，故意破坏公共财产和青年犯罪。新加坡追求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努力是永恒的。但是这个国家现已取得的成功却传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都能接受新加坡人的生活条件，那么全球60亿人只需要相当于南部非洲大小的土地就足够了。由此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我们星球上存在的问题是可以管理好的，世界上现有的分歧是可以弥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