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200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这篇报道中，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存在差异。在该研究中，奈斯比特博士观察到：“亚洲人更注重‘整体’，对环境显示出更强烈的关注，更为容忍分歧，更少依靠逻辑;而西方人则更为重视‘分析’，化解矛盾，专注于那些脱离其背景的目标，以及更为依赖逻辑。”我还没有看到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结果，该项研究的结论似乎只是初期成果，它不能因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些发现的确证实了我一直持有的源自我人生经历的一个直觉，那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不同。在文化方面，精确的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但思维规律却可以改变。因此，某些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半个世纪之后，再回顾我的人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孩童时，我是移民到新加坡的一个印度家庭的成员之一。我的邻居都是马来穆斯林。新加坡的国内社会由华人占主导地位。我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附属地，并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两年后的1965年，有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我接受的基本上是英语教育。此后，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同时在东方和西方游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孕育了我在这些文章中阐释的思想。本书所选择的题目“亚洲人会思考吗？”决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看，这个题目提出了两个可以糅合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向我们亚洲同胞提出的问题：“你们会思考吗？为什么亚洲社会丧失了一千年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欧洲社会？在上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无疑是一个刺耳的问题。第二版的头两篇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我的西方友人的，那就是：“亚洲人会为自己而思考吗？”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上。反映了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的观念传播依然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西方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向整个世界妄称自己是道德的“高原”（highground）。但是，其他人能够看到这一点。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坚信：与已经硬化的亚洲观念和文化相比，他们的观念与文化是开放的，并具备自我批判的特性，因此不存在任何“圣牛”（sacredcows）(“圣牛”比喻不可妄加评判的人、事物或思想――译者注)。在我的成人生活中，令我最为震动的发现是认识到所谓“圣牛”同样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伴随着冷战终结的是西方人抱有必胜信念的时期，紧紧环绕在西方知识阶层的是一个精神上自命不凡的巨大泡沫。即便这些文章的某些内容（尤其是统计数据）可能有些过时，但我相信提出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通过在西方出版物上对这些当代问题的传播，这些文章为自我欣慰的甜蜜感觉提供了注脚。好几个美国教授告诉我，这些文章充斥着空谈，并对主流观念产生了冲击。假如我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在五百年中首次开始了解到，东西方间的观念交流从本世纪开始就是双向流动的。当西方观念不再主张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普世文明时，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将这个西方观念能够从其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惟一方式是，首先构思西方观念同样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可能性。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所包含的任何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新加坡政府的官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