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爱

王蒙带儿子、孙子去登香山。第二天孙子说腿疼，爷爷却没事。王蒙开玩笑说，17岁的人，70岁的腿；70岁的人，17岁的腿。王蒙的兴趣非常广，只要是有利于健康的活动，他就去做。年青时，我们大都喜欢跳绳，玩速跳、跳双环。记得我上大学时，各系还举行过跳绳比赛，我的跳绳速度名列前茅。多年来，以至步入老年，每当想到该锻炼身体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买条跳绳跳着玩。近几年我们不知买过多少根绳子，每次拿回来，图个新鲜，我就和王蒙比着跳。他还想大显身手，来个双环跳，但大不如以前了，没有那个敏捷的速度。偶尔他还带着我跳，但是，怎么努力也不会跳出半尺，没那个弹性，跳不了几次，绳子就丢了。打板羽球、羽毛球，是我俩生活多年以来最常玩的娱乐方法。三十多年前，没有那么宽阔的场地，我们就在室内玩板羽球，时常是伸展不开，怕碰了杯子，打碎了器物。还是羽毛球与我们有缘。多年来，我们搬过无数次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地区也搬过几回，在搬家的过程中，一般的家什总是有亏损，丢了这个，或损坏了那个，但羽毛球拍一直紧跟着我们，其他的体育器材可以不要，羽毛球是非留不可的。喜欢玩羽毛球，可能与王蒙做青年团工作时，业余打乒乓球有关。我跟他初识时，他常常向我炫耀自己如何如何会打乒乓球，怎么发球，怎么来个上旋球，高兴时还要向我表演一番。后来，因我喜欢羽毛球，才不得不跟着转向。我们玩球，纯属消遣，不来悬的，不打激烈的，打的是和平球，外加累积数。有几次是朋友来，找来找去，结果我们在住所的楼下或院前的空地上玩球，像小孩子似的正数数呢，真有点儿不好意思。登山，他有极大的兴趣。我们在平谷有一所山村别墅。那是他做诗爬山的好去处。他不登有台阶的有规模的山，专爬没路的野山。约几位朋友同去，像是探险家，他们发现一条新路，就给它取一个名子，分别是腊子口1号、2号山沟……他们实在是乐在其中。一次他带孩子与孙子去登香山，第二天孙子说腿疼得很，爷爷却没事。他开玩笑的说，17岁的人，70岁的腿。70岁的人（他还未满70岁），17岁的腿。打起保龄球来王蒙像个小伙子，打出几个连中，很严肃，身边的人也都跟着长出气。他要趁此保持好状态，承前启后。如果失误或打飞了，他反而很轻松，说已尽力了。玩牌也是这样，他对于输赢太不在乎，使认真的人失去了与他一起玩竞争**的兴趣。他喜欢听音乐，这不用说，他在小说里、文章里多次提到《意大利随想曲》、《自由猎手》、《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什么的，他喜欢苏联歌曲，为此老了老了还写了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最近，他又迷上北方曲艺，找了一批带配像的曲艺VCD，其中他最喜爱的首推梅花大鼓。许多年前，他去天津参加北方曲艺十周年校庆之后，就写过一篇《梅花朵朵绕梁来》，对刚毕业的学员王的演唱大加称赞。他说梅花大鼓的唱法最甜，适合表现内容。“红楼”故事多半用梅花大鼓的形式演唱，并非偶然。他说京韵大鼓则比较苍劲，柔中含刚。他也喜欢河南坠子，喜欢那种娇嗲嗲的泥土气息。他更喜欢单弦，说单弦有一股子脆劲。他说上小学时候，家里有一个破“话匣子”，下了学常常听曹宝禄的单弦，花四宝与花小宝的梅花大鼓，赵英颇的评书，刘宝全的京韵大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趣味越来越返回到儿时了，也行，就算自己哄着自己玩吧。无论走到那里，凡是能动的，游山玩水，打球，游泳或有什么劳动之类的，他决不惜力，他乐意。他有汽车代步，但是他仍然坚持在存车处存一辆破二六女式自行车，遇到短距离，他更愿意自己骑车去。相反，他不怎么喜欢下棋打牌，他说那太费脑子而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看这方面他也是观念先行，理论决定，先确定目的与原则，再产生兴趣，太教条了。王蒙不喜欢打麻将，可并不等于不碰它，而且在经历中确曾有过两次打麻将的高峰。一个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初在伊犁，那个阶段正处在有志者报国无门的时期，我们只能在家逍遥度日。恰巧我们的邻居王世辉、李继勇夫妇是牌迷，但在那个大破“四旧”的年代，是买不到麻将牌的，好在王世辉心灵手巧，亲自做了一副麻将，雕刻精细，色彩鲜艳，美观实用。我们和他们正好是四人一台戏。在牌桌上我算是老手，自幼我净看大人打牌，那时讲究的是算番，会打的都是憋大和。和王世辉玩时，他提议要嘴子，就是不讲究番，只有在符合庄家要的嘴子的条件下才可以做和亮牌。谁做庄谁有资格点一个嘴子，譬如“亮四打一”，跟着庄家按顺序大家都把第一手摸到的四张牌亮出，而且在分别打出第一张牌时，必须打出这四张中的一张，其余的不许动了，再和手中的牌组合，该和时再和；再如“西北铁路”，是说当你宣布和时，你手中的牌必须有一副是由西风、北风和四条组成，称为“西北铁路”；“孔雀东南飞”，顾名思议说的是和牌的前提条件是有一副牌是东风、南风和幺鸡。我当庄时，喜欢要的嘴子是“扣四”或“亮四打一”、“老少副”之类的。轮到王蒙做庄时，他一遇到牌“背”，好久不开和了就要“西北铁路”，这是最死的顶要命的嘴子，明明你的牌很好，只是摸不来西、北或只欠四条，那就只能干着急，和不成。王蒙自称这个嘴子最适合白痴玩，也怪了，王蒙只要是要了“西北铁路”，十之七八他都能和。输了怎么办？王世辉提议三把不和的人就要钻桌子。尽管钻桌子形象不雅，是低水平的招术，但王蒙说这样可以活动身体，练练功，因此谁输了也逃不过这一关。玩烦了这一套，大家又有新意，在牌桌上用旧报纸糊几顶高帽子，谁再输了，就给这个人戴上。我们大家说这也是配合形势，内外结合。街上给走资派、黑五类、臭老九之类戴帽游街，在家给王蒙戴上一顶也是为了免灾消祸，把本来“文革”中难免的戴帽之灾从游戏中消解。我们边玩边出怪点子，于是每当打完一次牌，王蒙唉声叹气的声音便没完没了了。另一个打牌的高峰，是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年初，也是赶上全国各地“一片麻”的时期。时代不同了，打牌也要更新，用了一种新的算番的办法，把过去的“一边高”、“姐妹花、“老少副”、“中心五”、“八张”、“扣张听”……属于嘴子的现在都算成番。王蒙打牌的特点是见和就和，和了就高兴，此时废话特多；什么时候你听不到他说笑的声音了，准是有个时辰没开和了。他从不嫌牌和得小，不憋着做大牌，往往是破坏了人家的大和；也不捏旁人的牌，自顾自。而且一般来说打了两圈之后，王蒙便宣布自己的智商只够打两圈，累了，来不了，要求散伙，搅得大家很扫兴，两圈牌怎么比个胜负？所以我们的牌友是不会持久的，没有人当真愿意与王蒙一道玩牌。说真格的，平时他是很不喜爱打牌。我呢？比较喜欢玩，只是玩起来需要凑上四把手，常常是凑不齐或三缺一，玩不成。偶尔他为了陪我，约老同学张玉玲夫妇凑上四个人玩两圈。他采取了这项举动之后，在我面前好像说起话来底气十足，仿佛这是为我做了牺牲。再则我们也只有逢年过节时玩一玩，近两年也逐渐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