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鸽》与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溃前夕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中去的。

1951年5月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

写这封信时，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说：“……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

据说，在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风气。可周璇神经过敏，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于是就在信中写了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接着，在信里写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记》里的胡话了：“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戏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忽然老毛病又来了，头晕，怎么也拍不成！到今天还是不舒服，我想还是神经关系……”

周璇还能意识到这点，她不能也不想拍戏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后写道：“不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愿谅！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他们一定要让周璇上一部戏，出一次镜，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么样，周璇还得继续拍《和平鸽》。

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她的病终于爆发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在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别的演员一句台词，触发了她过份敏感、脆弱的神经，这是导火线，在片场里，她忽然哭闹起来，失去常态，完全错乱了。

直到那年9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渐渐清醒。在她精神病发作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唐棣的人出现了，他和周璇之间发生了一段特殊的关系。有关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来说明。

1951年9月25日，周璇神志刚清醒过来，就在虹桥疗养院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信。

她在信里告诉对方：“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

这封信里，她仅仅牵挂两件事(她根本没有把碰到唐棣这个人放在心上，压根只字没提)：

第一件事是说“小弟弟很好玩，给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还端正，现在寄在剧影托儿所，他们都喜欢他……”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厚襄寄给她的钱，她再三承诺：会归还的。

1951年10月3日，周璇出院后，给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写了第九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可以说是周璇最后的告白了。

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还送书给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说王人美的好话，为其释放心头的疑惑。

但从信的总体上看，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前言不搭后语，她已经坠落到一个幻觉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内容，已经没有实际的考证价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后半段里说：

“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

在这封信的最后，附着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前面说过，周璇的信写到后来就像在写《狂人日记》了。语态、句式，也与《狂人日记》相仿。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解读她这几句话的含义了。

前面的几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晦涩、费解。“他们”，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恶意”的人。那么，这“恶意”，具体又表现在哪几件事上呢？

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