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啊！金都！我操你大爷

受够了建在田里的公共厕所，到了夏天，我和偷油婆就搬到了朝阳门边的一个胡同里。总算那里的公共厕所每天都有街道办事处派的人去打扫了，那是七户人家的一个大院。说是一个院，其实只是一个长道，弯弯曲曲的，道的两边各三家和四家，大家公用一个水龙头，长道道的头是一大门，道尾就是我和偷油婆的不足八平米，一个月还四百元的所谓城里的房子。小平房里只有一个小窗户，窗户下就是主人给我们的煤气灶，煤气灶的对面就是一张单人床，也就是说我们吃饭、睡觉、做饭都在一个不足八平米的小屋进行。东村的房子惟一的好处是王大爷的大院是公用的，大院足足有五十多平方米，并且下雨天屋里从不漏雨。这小平房一到下雨天，我和偷油婆就把房间里所有盛水的罐和盆接着，听着“嘀”“嘀”的雨声，整夜不能睡觉。夏天做饭的时候象是在蒸桑拿，洗澡更是不方便，冬天一周一次还可以去澡堂，这夏天一天一洗就只能在家里了，常常是我烧开一壶水，偷油婆从外面就给我打一桶冷水兑着，半蹲在屋，用毛巾打湿了洗。因为那根本就不叫洗，所以那头发和皮肤每次洗完后总觉得还是滑腻腻的，那样子就好像是香皂和洗发水永远留在我皮肤上面洗不干净了。但偷油婆和我都雄心勃勃的，互相鼓励，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一边找工作，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记得那年夏天，金都西红柿卖得特别便宜，10块钱一大筐，为了节约，我和偷油婆那个夏天足足吃了一百多公斤的西红柿，有时连拉的屎都是带玫瑰花的红色。夏末的时候，我和偷油婆还吃出了一个孩子。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那时在金都，我们根本就没条件养个孩子，所以，我们决定去做了。我很害怕又兴奋，偷油婆陪我去了东四的人民医院。1996年的东四人民医院很破，过道上全是病人，有坐在角落里整个头被纱布包住只露出半只眼睛还在继续打手机，叽叽哇哇嘴里还镶有一颗大金牙的大胖子，有躺在临时病床上吊着盐水唉哟唉哟像唱咏叹调的扁嘴老太太，还好，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的味道直冲鼻子，提醒你这医院的消毒系统还行。在计划生育妇产科的外面，那天和我一块等候做手术的女人们大概有十几个，有和我一样大年龄的，有比我更老的，大约40岁左右；有比我更年轻的，可能还不到20岁；她们有的是和男人一块来的，有的是独自一个人。男人们的样子都垂头丧气的，像发蔫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女人们都显得有些诚惶诚恐的，像犯了罪似的大多低着头看着地板。我紧紧地拉着偷油婆的手，生怕别人把我抢了去。终于轮到我了，一进手术室，才发现做手术的女人不止我一个，屋里一共有四个手术台，我和其它三个女人分别并排躺在床上，四盏明晃晃的手术灯照着我们脱光了裤子的下部，那感觉就好像是上了屠宰场一样。躺在我左边的是那个年龄的最大的大姐，还没等医生说话，那大姐就开始唉哟连天叫了起来，她说她已经是第八次打胎了，她让医生大姐行行好，对她轻点。医生冷冰冰的口气让我害怕得要命，医生说叫什么叫，还没开始就叫，问那个女人当初干嘛去了！倒是我右边的那个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最小的女孩却非常镇定，从头到尾，哼都没哼过一声。

我拼命地咬着牙，听着叮当叮当手术器材放进瓷盘子里的声音，任那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心里不断地在骂道，金都啊！金都！我日你妈也！金都啊！金都！我操你大爷！心里也一遍一遍地在想，要不是到了这金都，或许我就可以做妈妈了，就不会受这一刀之苦了，越想越委屈，手术完了的时候，我的泪水已经把枕头给打湿了一大片。偷油婆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不断地安慰我并且许诺我，今后一旦成就功名，有了条件，马上就生个孩子，顺路偷油婆和我破例地买了一只老母鸡和5个大久保桃子作为我手术后的营养品。尽管这样，偷油婆还是不喜欢用安全套，他说戴那玩意儿不舒服。对了，因为我从来不吃避孕药，因为听说那药吃多了后，会发胖的，我可不想胖。

我真害怕在我们没有条件之前再次怀孕，在那个不足八平米的潮湿、发霉的小平房里。于是，在我有了酒吧招待这份工作以后，我和偷油婆又存了一点钱后，商量决定搬到一个楼房里去住。一来再不要和着尿酸味睡觉了，二来可以不出家门自由自在地用自来水，房子的面积也会更大点，再来我们操的时候发生的声音也不致于再引起邻居的反感及焦虑了。但两个人一个月六百元的工资也只能住在一个楼房的地下室。那时候，想有自由的空间也无法让我们再考虑房间是否有阳光了。这地下室是在团结湖的北边一幢八十年代金都最流行的，高入云霄，外面的墙皮已被雨雪淋成斑斑驳驳，像一根根黑色的大毛毛虫爬在上面的四方块的塔楼里。地下室窗户倒有许多，但大都露出半个头，墙角隐隐约约还是有水渍的痕迹，一到做饭的时候，厨房依然是乌烟瘴气。但是我和偷油婆可以在这二十平米房间里放上我们新买的大席梦思了，还可以在它上面自由自在地、前后左右、翻天覆地地**了。当然，不到一个月，我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孩子。这一次我有经验多了，也不再怨天哀地了，心里一直想着偷油婆的话，为了出人头地，咬咬牙。偷油婆也找到了另外一份唱歌的工作，但为了工作方便，对谁我们都没说是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