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姐姐导致东窗事发<font co…

因为连续几天她都没有回家，她姐姐给学校打电话询问原由，杜月携巨款逃走案终于东窗事发。学校领导发现用于打疫苗的钱不翼而飞之后，立即向检察院报了案。并提供了嫌疑人杜月的所有资料和近况。此时，杜月已经到了深圳。除了给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孙兴打了电话，她没有与其他任何人联系。孙兴是她大学时候最好的同学，在当地医疗界已经小有名气。上学的时候，孙兴有点喜欢杜月，但是，他并没有对杜月表示过，两人一直保持着看似情人又不是情人、时而亲近时而疏远、明显超出普通同学关系的、相对友好的同学关系。她对孙兴说：“我辞了职，不想在北京呆了，打算在深圳发展。”孙兴说：“你一个女人，放着稳定的工作不干，幸福的日子不过，到这儿来受罪，你真是有毛病。”杜月笑笑：“我过够了，出来闯闯。”她没有跟孙兴说明任何情况，包括自己的婚姻状态。她要把一个陌生的自己带到那里，做一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在孙兴的帮助下，杜月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而在那之后，她便自己到大街上去闲逛，基本上不再与孙兴联系。潜意识中，她知道总有一天她所做的一切会被发现，她不愿意牵连孙兴。经过近一个月的熟悉和适应，杜月决定在深圳做点生意。她结识了几个朋友，和这几个朋友合伙接手了一家大排档。大排档原是一个山东人在经营，因老家有急事着急转手，杜月当时只用了7万块钱就买下了那家原本生意红火的大排档。由于地段比较好，大排档的生意挺火爆，她作为管理者之一，非常辛苦和劳累。大排档开了大约有四个多月，她决定不干了。不是因为效益不好，而是因为她觉得那个行当太累了。每天半夜起床，然后一整天都没有空闲，她觉得那段时间自己就像是一部机器，天天一个程序不停地转，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休闲和娱乐。大排档停业之后，杜月很快又和朋友联手开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和当地的人事部门合作，搞职业介绍。这个行业几近无本获利，钱来的相当快，加上她原来贪污的28万，她拿去炒股票，效益相当不错。如果当时杜月的脑子稍微清醒一点，在生意最火最顺的时候，拿出一笔钱还给学校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那样她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今天。从个性来说，杜月不是一个喜好热闹的人，她生性喜欢清静，虽然表面看上去她并不安静。在深圳那么长时间，她几乎没逛过街。这一点，检察院的人在找她的时候，很是走了一些弯路。他们几乎找遍了深圳的商店和歌舞厅，而那些地方杜月很少去。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情况下，杜月是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的。离开北京以后，她异常喜欢清静，她想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的呆一段时间。然而，她北京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她的一个电话，打乱了她自己向往的那种宁静生活。那位同学对她说：“你们学校把你报到检察院了，说你卷走了学生的钱几十万，是真的吗？”她一下愣住了，一句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是的，几个月的时间，忙忙乱乱，杜月几乎把自己做过的那件可怕的事淡忘了。整整5个月，她真的很少想起来。她知道这事迟早会被发现，她希望不被发现，同时又深知不可能不被发现，不被发现只是她一箱情愿的侥幸幻想。5个月的时间，她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办法平息此事，或者去投案自首，把钱还回去；或者想办法逃脱，给自己找一个司法部门永远也找不到的小地方，隐姓埋名的过一种新的生活。遗憾的是，她什么也没做。她仿佛把那件事给忘记了似的，不，是她自己不愿意去想那件事。那是一件令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脸红心跳、浑身颤抖的事。放下同学的电话，杜月的心里一阵慌乱，她心乱到了极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思考，她决定委托自己最信任的一位朋友，通过关系到检察院了解一下有关案件的情况，她想知道自己的事究竟有多重。如果可能，她希望通过这个朋友与检察院相关人士的私下交情，悄悄地把钱退回学校。之后她一切从头再来。她以为把钱还回去自己就没有事了，殊不知，事情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位朋友按着杜月的要求，私下到检察院了解了有关情况。得回的确切信息：已经正式立案的事无法改变。如果她把钱退还回来，最多是检察院在起诉后，法院量刑时从轻判决，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不存在，只是一个刑期长短的问题。这位朋友还告诉杜月，检察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通缉令。可惜这个时候的杜月，已经完全搞不清楚自己了，她错误的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不是完全自己主观想做的，是学校把她“逼”到了那份上，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原因的。所以，原本想主动与检察院取得联系的她，放弃了自己唯一一次为自己减轻罪过的机会。爽性一不做二不休，钱我不还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已经愚蠢过一回的杜月，再次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顺其自然吧。”她对自己说，如果检察院能抓住她，她就认了。如果抓不着，她打算就那样在深圳特区“飘”下去，不再回北京，不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