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向上的痛》书评：中国的辉格党人

文/高昱(《商务周刊》主编)

章敬平是我的朋友，我常常为他骄傲，虽然我偶尔会像担心自己一样担心他人格分裂。

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记者类型来给章敬平定位。从抱负来讲，这个文弱秀气的安徽书生应该更像一名时政记者。虽然1998年才走上新闻道路，他却不断用他的笔发出大声音，这本《向上的痛》收录了他对中国政治变革的热情，尤其是政府治道变迁、法治与公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视野。然而，在一些中国最重大的时政新闻事件当中，却没有章敬平的影子。

这不是章敬平的责任，凡大事即指令使用新华社通稿替代记者独立性的中国新闻界，不可能有真正的时政记者出现。所以勇敢、勤奋并富有责任感如章敬平者，也只能或以宏大的叙事史诗指引新趋向，或以微观的底层报道烛射这个转轨时期局部的疼痛与希望。

作为曾经同样的无奈者，我把这样有大局观却不得不在见微知著上下工夫的观察者，称为社会问题记者，以相异于美国主要报道社区命案、工厂纠纷等CityNews的社会记者。但中国社会问题记者的前路同样坎坷，最大的问题就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一条板凳是铁肩担道义，冒着风险为改革中被牺牲的弱势群体、为社会公正发言，另一条则是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效率最大化的新富阶层立言，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舆论喉舌。

公平和效率从来都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在急迫于财富和现代化的中国。当你头一天还在破败的村庄看着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黯然落泪，第二天却在上海的餐桌上吃着上万元的酒席，听某个大老板阔谈他的发展战略，是谁的命运更有价值？这其中的判断无时无刻不撕咬着人的良知和理性。

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记者为数不超过百人，他们最初大都坐在了第一条板凳上。但2001年是一个分水岭，《南方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相继剧变，一大批社会问题记者离开他们热爱的阵地。我清楚记得，这一年10月底，当我远避滇北梅里雪山时，接到了刚遭停刊之厄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主任章敬平的电话，他请我接收几位他的部下。我当时还在另一本周刊硬硬地活着，却也是仗剑四顾，踯躅难行。

这之后，社会问题记者的江湖散去，要么远渡重洋，要么转投都市报和财经类媒体。章敬平却依旧坚持，在《经济观察报》和《南风窗》苦苦寻找“第三条道路”：既不倡导揭黑扒粪，又不倡导傍大款，在每篇报道中都试图找到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让政府感到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条基于进步主义价值观的道路“可信而不可爱”，是比没有办法要好的最糟糕的办法。

塞林格说：“28岁之前应该是社会主义者，28岁以后应该是自由主义者。”早经沧桑的章敬平，有了改良主义的成熟。对于中国转型之痛，他更像一个被法国大革命吓怕了的辉格党人，寄望以赎买的方式获得权力者的理性支持，推动民主市场化和法治在中国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