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3)

这次同样如此，除了在极小范围里宣泄他的不满之外，沈从文默默地忍受指责，明知许多读者会相信那篇文章而对《记丁玲》的作者产生误会。吴泰昌记述过当时经历的一件往事：1980年，一天上午，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来电话给我，我顺便谈起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说，正好，请你转告沈老，《诗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谈到沈老解放前写的《记丁玲》一书，不真实等等(至今我还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他说，他们已听到一些反映，请我代他们作点解释。沈老有不同意见请写文章给《诗刊》。我见到沈老，就转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计沈老和兆和已看过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语神情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兆和在一旁连忙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在这压抑的氛围里，我坐了十分钟。到我自己也感到压抑时，我忘了礼貌，也忘了谈事先想请教的问题，突然起身开门离去。(吴泰昌：《紧含眼中的泪》)当时担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证实了此事。他说自己为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而感到对不起沈从文。他说：“丁文发出后，我觉得没法向沈先生交代，每月我亲自给沈先生寄赠《诗刊》，那一期竟犹疑推迟了一段时间。后来正巧一次路遇吴泰昌，他说要去沈先生处，我便托他转致口讯，请沈先生谅解，并冒着胆子说沈先生不妨写点什么(我不敢保证沈先生如来稿能否发出，但我想有丁文在前，沈来辩诬当可争取发表)。”(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就这样，沈从文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一年，两年，八年，一直到他1988年去世，在这件事情上他和丁玲的尖锐矛盾，从未公之于世，尽管丁玲在他之前的1985年就已逝世。黄永玉在沈从文死后这样说过他的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彻底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他们之间。自沈从文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他们的来往完全终止，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到后来，沈从文说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同她出现在同一地方。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在会上特地来找过他，邀请他和她同桌吃饭。但是，沈从文躲开了。只是在宴会结束时，沈从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别。之所以如此，沈从文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转引自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了。有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两位30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凌叔华后来只好单独前去拜访沈从文。人们很遗憾，两位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人物，两位都来自湘西的作家和友人，在他们生命的暮年，却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他们各自的才华创作了辉煌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脚印深深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都属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人们会不断地研究他们，从他们的作品以及人生历程中领悟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同样，他们晚年的这一风波，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疑惑和兴趣。他们用丰富的作品，也用丰富的生活，在人们面前铺开了一片又一片新奇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