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画魂――潘玉良(3)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