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不亏(4)

进入院内，张二小姐告诉我，刚才“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来了。原来，溥仪要娶李玉琴，日本关东军还要溥仪娶个日本女人为妃，溥仪怕日本人监视他，这才又想起文绣，于是派张景惠送信来，请文绣回满洲重做皇妃。张二小姐让我在下房等候，她去通禀。等了一会儿，她从北屋出来对我说:“二姐精神不好，要少说话。”我进了正屋，见文绣坐在太师椅上，忙请安问好。她见我拿着件新旗袍，便说:“快坐下，谢谢你奶奶（指我母亲）了。”沉默一会儿，她拿起桌子上的信，皱着眉说:“溥仪要我去满洲，我才不去呢!

不受那个罪!

”马锡五先生依据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写出这件事来，自然是真实可信的。从而让后人了解到，当年的曾经不惜为清朝喋血的小皇妃，不但因政治见解及立场的分野而与“皇帝”丈夫分道扬镳，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离婚官司；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抗暴御侮，洁身自好，拒赴伪国，保持了民族的大义、大节和个人的品格、尊严!

文绣的这一页历史应该被记载下来，不能忘记。关于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依马文所叙是在溥仪选妃时为了逃避关东军的安排才想到文绣。溥仪在伪满期间有两次选妃机会:一次是在1937年春天，选定了谭玉龄，册封在1937年4月6日，“七?七”事变尚未发生，当时的华北政权是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在该委员会中的身份是委员，这些都与马文所叙的情节不符；另一次是在1943年的春天，选定了李玉琴，册封在1943年5月，这时华北早已沦陷，王克敏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给日本人当走狗，都与马文所叙的情节相符。由此可知，文绣拒赴伪国之事应发生在1942至1943年的冬春之际。曾经有过传闻，说文绣在伪满期间去过长春。据王简斋说，伪满初年的一天，“宫内府大臣”宝熙找到他，告知说因碰上文绣“坐在街边啼哭”便带回自己公馆，让王简斋将此事禀明溥仪。王简斋遂照办，当时“溥仪面色沉郁，默默无语许久”，向王简斋挥了一下手，他见状便悄悄退下。此后风言风语不少，有人说文绣来向溥仪要钱，被挡在保康门外边没让进来，呆了一个多钟头没人搭茬就走了。李国雄也说，他听溥仪讲过“淑妃来了，我没埋她”一句话。都是传来传去，不足为凭。1956年12月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潘际采访时没有说文绣到过长春，只说文绣“从天津托人带过信给我，说愿意回来，我决定不要，既然离开了就别回来。文绣不住天津怎又从天津捎信?事实上，溥仪的亲笔信确由张景惠捎到北京文绣手中了。或许不能肯定地说文绣没到过长春，但是也同样不能肯定地说，文绣到长春就是要重返皇家，就是要向溥仪化缘。30年代的文绣尚不致落魄到不顾脸面的地步。传闻无据，绝不可信。据马锡五说，溥仪请文绣重返满洲的信虽然被拒绝了，这件事却深深伤害了文绣的心，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马锡五写道:“从那以后，文绣的脾气就变得古怪起来，不爱多见人，也不到我家来了。有时我母亲还让我去看望文绣，我觉察到文绣性格与以往大不同，比如，不论谁去她家，进门时都不准用手拉门，而要用脚尖勾门下角，又不准用身体挨着门和门框，进门后要按文绣指定的座位落座，而且坐的姿势要求双腿合拢，两臂垂直，使人十分别扭。如果有人进门时挨上门或门框，待客人走后，文绣便命张二小姐用热水浇洗门与门框。由于她如此变态，以致许多亲友渐渐与她疏远起来。”一个政治上清白的人家，一旦被张景惠、王克敏之流跨了门槛，会有不幸而受污染之感，文绣的洁癖固然早有根苗，但突然加重或许与刺激性的事件有关吧。文绣的家境从此走向败落。先是变卖金饰，她随宫九载，积有一批数量可观的金银首饰和珠宝制品，其中不乏世间稀有之物。结果，全都落入地安门方砖厂口一家金店的掌柜手中，一件件宝物变成了一摞摞的伪钞，而那看上去并不算少的纸票子，转瞬之间就贬得一文不值了。继而又辞掉梳头丫头，打发了厨子和老妈子，最后连刘海胡同的院宅也卖了。除留下一套最喜欢的珠花头饰外，已经空空如也。她失去了“富贵闲人”的条件，然而大节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