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难(1)

我叫阿难。"难"是个多音字，通常发音nan，阳平。外婆选这个字作我的名，取的正是阳平调，可更多的人喜欢用去声，因为去声的"难"比阳平调喊起来更加有力。他们叫"阿难"的时候通常是要来吵架告状的，显然这样的叫唤需要具有一定的威慑力。我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她死于难产，直到死的那刻也没能产下不足六斤的我。医生只能开膛破肚地从尸体里取出**的婴儿，她在子宫里的位置正常，姿势友好，谁都不明白为何这个孩子要死赖在羊水里两天两夜，直至母体精疲力竭。于是，我的出生成了一桩"悬案"，即使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被提起，负责接产的医生依然记忆清晰。这场灾难使我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外婆几乎连踌躇都不曾有，便给了我单名"难"。这是一种小而细微的惩罚，我知道。她不能够恶狠狠地怪责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可她却能在这个孩子的姓名里留下灾难的痕迹，令她一生一世都必须记得"难"字的真正寓意。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姓翟。"翟难"是个显而易见的坏名字。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为了"翟难"这两个笔画繁多的名字，我绞尽脑汁，一笔和另一笔之间毫无联系的逻辑关系却令我常常将整个字写得支离破碎。我不能把名字写得好看，这使得我在其他汉字的书写上沿袭了拆字的风格，我不喜欢带框的练字簿，我的汉字们常常拆卸了手脚东走西逛。或者按照外婆的理解，我是一个"败家精"，所有的一切只要到我的手里，就会四分五裂不得好果。像是汉字、自动笔、机械表，我一定要将它们拆得看不出原貌才甘心。一天，当我将外婆的绞肉机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卸下来的时候，她终于站在灶间的走廊上当众给了我一个巴掌。"败家精"！这是她忍无可忍的表示。一直以来我都在揣测母亲的样貌，外婆的抽屉里有零星的母亲相片，它们被插在一本相册里，那种只在每页的底板上开几个小口用来插相片对角的相册。页和页之间是半透明的玻璃纸，翻起来"哗哗"很挺括地响。母亲的脸在黑白照片里看不出神韵，她只是冷淡淡地坐在公园的一角亭子里，或是斜靠着一把绿纱纸阳伞，微微地笑，像是含情脉脉地看着镜头那边的父亲。这样的神情，在母亲那个年代司空见惯。我也看不出母亲的肤色是否光润洁白，她只有一只深而娇媚的酒窝，微微地一笑就能显现出来。我还能从外婆的脸上揣测母亲的模样，她发起脾气来眼睛一定也像外婆这样熠光闪闪。不过，我还是希望她慈祥一些，温暖一点，靠在她的胸口可以安静入睡。可我从来不愿在自己的脸上寻找她的影子，因为我的肤色黯淡，甚至在上海大爆发甲肝的那年，因为脸色蜡黄，屡次被邻居龃龉怀疑。而我也没有那只深而娇媚的酒窝，有的只是额头上那两个深浅不一的骨坑，一个按照外婆的话是命里带来的，另一个则是打架留下的。外婆说，命里带来的骨坑，是个坎。有这样面相的人，命硬。母亲死后，外婆将我带在身边，我们只有一张床，各睡一边。外婆的脚底心一直是滚烫的，腊冬里我就将手捂在她的脚踝上，汲取一点热量。我的父亲是个迷信的人，只是我想他不如外婆那样爱我的母亲，所以对于她用生命换回来的孩子，这两个同样信"命"的人有了不同的态度。我的奶奶更是个尖刻的小老太，她催促着父亲搬离同安里，我知道她将我视作包藏祸心的种子，同安里九号的人都知道。为此，我不喜欢母亲，因为她嫁给了这样的家庭。从能认人起，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是个不苟言笑的高个子，他年里偶尔回来同安里几次，买一袋红润的苹果或是一件女童装。他从不与我亲热，就坐在四方桌的一角远远地看我几眼。每次来他必是要坐足两个小时的，先和外婆交待一下这一阵自己的工作情况，然后例行公事般地关心一下外婆和我的健康问题，最后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再看我几眼，或是拉开四方桌的小木头抽屉，塞一些整票进去。外婆从来不向父亲伸手要钱，在父亲例行公事的"关心"后，她就走开去灶间择菜。十几年后当我回忆这段情节时，觉得外婆的走开，是有其他意思在里面的。她留下一点空隙，希望父亲能走到天井里，同那个正在拆卸东西的小姑娘说说话，亲亲抱抱一下。虽然她也不能保证，这个小姑娘会不会伸着肮脏的长爪子，一个巴掌呼过去。因为对于陌生人，她的态度一贯如此。可每次择菜回来，父亲起身打算离去的时候，外婆只能在四方桌的小木头抽屉里发现一些钞票，而在天井里拆卸东西的小姑娘，却依旧神情专注。于是她招呼一下，"阿难！跟爸爸说再见！"对于这样的招呼，我从没回应过一次。同安里的邻居们都认得父亲，因为他和母亲一样，从小生长在上海西南角的这条细细长长的弄堂里。和城市里无数条弄堂一样，同安里琐碎、嘈杂。弄堂口对着一排小杂货店，每天早晨里面做生意的外地小老板们就会蹲在马路边刷牙洗脸，他们吐出的白泡沫水沿着马路逶迤婉转。还有卖大饼油条的流动摊贩，推着裹了一层黑油的柏油桶，架着锅若无其事地走过。到了傍晚，杂货店小老板们的妻子将一盆盆洗衣水"哗"地倒在路边，白泡沫水拖着比早晨更长的尾巴一路向同安里奔来，却在马路中央被疾驶而过的车辆拦腰折断，遗恨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