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在我心中(2)

附着在岩石、大海和高山上。这位可敬的诗人本来是要参加总统竞选的，但是为了他的同志、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竞选总统的顺利进行，就主动地退出了竞选。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时，聂鲁达正在他位于黑岛的家中。当他得知他亲爱的战友阿连德以身殉职壮烈牺牲时，急火攻心，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9月23日含恨离开了人世。皮诺切特们的多行不义，大大地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聂鲁达的葬礼变成了一次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军人的刺刀和步枪、坦克和大炮的威胁下，成千上万的人跟在聂鲁达的灵柩后面高呼：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到！直到永远!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直到永远!维克多·哈拉同志!到！直到永远!那场面震撼人心，令皮诺切特们心惊胆战。关于阿连德和聂鲁达，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而维克多·哈拉，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是智利一位著名的抗议歌手，这个穷人家出身的孩子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家，他创作和演唱了许多代表人民心声的歌曲，唱遍了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他作词并演唱的革命歌曲对智利人民的胜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阿连德政府的文化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政变的当天被皮诺切特的走狗们抓住，最后是直接惨死在敌人的刀枪下的。那悲壮的一页，那难忘的情景，被一个人深深地铭刻在了脑子里，她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殉难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嫡亲侄女。由于她那做外交官的继父曾带着她母亲和她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她厌倦了在外漂泊的生活，决定再也不离开智利那美好的国度。她说过，她死后要埋葬在祖国，埋葬在一丛素馨花下边。但是政变以后，她的姓氏迫使她背井离乡，出国时只带了两个孩子，一点点衣物，但是却随身带走了智利的一掊泥土。她流亡到委内瑞拉，在那里她把那泥土放进一只花盆里，在盆里种上了勿忘我草。离开了智利，她觉得自己像一棵断了根的大树，肯定会枯死的。思乡之情，愤怒与悲伤，使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处于麻木状态。她终于渐渐平静下来。委内瑞拉热情地接待了她和她的家人，伊莎贝尔把那里看作是自己新的祖国，在那里她获得对现实的一个新的、更开阔的视角。于是她想把过去的那些善良的幽灵寻找回来，她要写祖国的秀丽风光，她认识的人，祖国的城市和乡村，冬天连绵的细雨，夏天甘美的桃子……她想用写的东西恢复那些渐渐淡忘的东西，重建起已经失去的世界，让死人复活。1981年的一天，她开始写作，写的就是使她日后一举成名、并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的小说《幽灵之家》。她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布置一个幽雅而安宁的环境，点上一支蜡烛，祈祷神灵保佑她才思敏捷。打字机旁放上她最钟爱的诗人聂鲁达的一部诗集，她要用手摸一摸它，惟愿她那伟大同胞给她带来灵感。小说写成了，先在国外发表，立即受到广泛欢迎，被翻译成西方几十种文字。但是在智利，却无人敢出版它，因为该书虽然写的是智利一家4代人所经历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书中真实地反映了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并对军政府的暴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和谴责。由于上述原因，这本书了出版就被皮诺切特当局列为**。然而，即便在皮诺切特威风凛凛时，这本书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智利。时过境迁，《幽灵之家》早已在智利公开发行，一直畅销。后来好莱坞将该小说改编成电影，在全世界播放。1994年4月，该片在圣地亚哥首映。当时电影院门前人们排起长龙，个个以先睹为快。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观众的行列。特鲁埃瓦一家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观众，他们也被梅丽尔·斯特利普、班德拉等世界级影坛“大腕”的演技所折服，但是更使他们动情的是片中再现的智利7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当电影演到人民团结阵线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时，银幕上的人们欢声雷动，观众席上的人们也是欢呼鼓掌。当剧情发展到发生军事政变，军人的铁蹄踏过来、坦克隆隆迎面压过来时，每一个观众的心也在嘣嘣地跳着，好像我都听得见似的。散场后，大家都不忍离去，长时间热烈鼓掌，每个人的眼睛好像都在闪着泪光。为出席电影《幽灵之家》的首映式，伊莎贝尔·阿连德专程来到圣地亚哥。4月4日，智利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们为她的光荣到来举行了一个小型私人鸡尾酒会，酒会是在著名的历史学家莱奥波多·卡斯特多的花园别墅举行的，他是西班牙内战后从那里流亡到智利的。他和夫人在门口迎接每一位来宾，夫人还在胸前特意插了一朵粉红的、娇艳欲滴的茶花。家里和庭院摆满鲜花、美酒和美食。人们手端高脚酒杯，或聚或散，随意交谈。今天到这里来的都是反对皮诺切特的“自己人”。作为来自中国的朋友，我也有幸参加聚会。哦，我发现，有良知、有觉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没有国界的。出席那次聚会的有何塞·多诺索夫妇、豪尔赫·爱德华兹、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夫妇、诗人阿尔曼多·乌里维、墨西哥驻智利大使(他原来是驻北京的大使)以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伊莎贝尔·阿连德在他们中大概是最年轻的，多诺索则是最有资格的老前辈。多诺索与阿连德亲切地交谈，那光景就像与他家远嫁后回家的女儿话别一样。我有幸与阿连德聊了半个小时，并把一只洁白的玉镯送给她，以表达中国读者对她的敬意。当得知《幽灵之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受到欢迎并拥有广大读者时，她感到欣慰，只想要一本中文版的《幽灵之家》作为纪念。可她的丈夫，就跟我追究起版权问题了，弄得我无话可说。是呀，他可是美国一位有名的律师呀。他一开头想用英语与我对话，我说，我不讲英语，法语倒可以讲几句。他嘟哝着，说他还没有见过一个不讲英语的中国人。多诺索夫人出来为我撑腰，她说：“对!就讲西班牙语，加上点法语，还有中文，这就足够了。”这位美国大律师嘟哝道：“翻译了人家的书，一分钱也不给，可伊莎贝尔关心的就是她在中国有多少读者!”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