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唱就独唱” 先锋派作家徐星重出江湖

作家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描写了两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漂泊者，在世界各地为生计在电影里跑龙套、赌钱碰运气输光了路费、卷进人贩子团伙等一系列离奇经历……

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

●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新京报》连载之后，你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吗？大致是些什么？

徐星：打电话来要书的很多。说是外面买不到，可又等不及连载完。我问过出版商，估计最近几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们的评价很高，说是这么文学的东西，多年来很难看到，这大概是朋友们捧我的场吧。

新京报：在这之前你有多少年没有发表小说？

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写东西？

徐星：我大概有10多年没发表过小说，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我从不会主动去发表东西。人家可以说你爱写不写，但我也可以说，你爱出不出，我从来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出版的压力，因为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是专业作家，要是从作品数量的角度说，我大概连业余都算不上吧。

新京报：这部小说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复出，你是不是打算开始新一轮写作？

徐星：我不敢说，因为在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我听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你在1980年代的一个中篇扩写而成的，为什么要将一部中篇扩写为长篇，而不是重写一个新东西？

徐星：不是一个扩充，是一个继续。1989年写完第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没写完，因为它本来的计划是个长一点儿的故事。

新京报：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风格变化不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新长篇小说，仍然是你以前小说的一个延续？

徐星：这部小说成熟多了，语言表达也聪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采取的反讽态度更加犀利，你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老了。激愤少了，白眼儿多了，演戏的冲动少了，做挑剔观众看戏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

《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

《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冲突激烈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先锋派)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听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到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新京报：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

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新京报：文学界把你归入19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

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新京报：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徐星：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

新京报：《剩下的都属于你》应该是你第一部长篇小说吧，这个名字表达了你什么想法？

徐星：是，这是一个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你用一天时间准能读完。小说是流浪汉题材，一般来说，流浪汉的期望值不会很高，流浪汉不会为了高官厚禄流浪，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是“剩下”的吧。

新京报：当年《无主题变奏》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你认为你的这部小说还会引起反响吗？

徐星：说实话，这真不是我的事儿。

新京报：这部《剩下的都属于你》据说你是从1986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来创作这部小说？

徐星：前面说了，我没有压力，写作断断续续的完全是因为懒散，所以很慢。这和“十年磨一剑”什么的，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野心。“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因为法语、德语都出了，西班牙、意大利语也很快就会出版，可我用中文写作，我想象中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先出中文的。好在相隔时间并不长。

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新京报：你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中完成这部小说的？

徐星：20年中的状态不是一致的，不过应该说很轻松吧。实际上它没有写完，什么时候有个完，我也不知道，出了就出了吧，因为不出可能到我死也写不完。

新京报：在你的这部小说里反讽仍然是你的话语方式，甚至主人公的身份也还是个流浪者，你认为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变化？

徐星：流浪不单单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上的流浪是为了和主流保持距离。你在主流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知道是主流或是浊流，这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所说。和我以前小说相比较，可能这个小说更加锐利，更加犀利，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我是弱者。

新京报：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弱者？

徐星：因为无力改变自己，也不想改变自己。

新京报：我是在不断爆笑的状态下阅读你的小说的，我觉得你的小说充分展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可读过之后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荒诞下去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是继续荒诞吗？

徐星：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解释不了荒诞的出路。我只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只能用小说来表述我对世界的认知，要是你一直在爆笑，说明我表述的荒诞还算挺成功，谢谢你。

“我”就是我的世界观

新京报：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一直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可他们一直很快乐，他们快乐的理由是什么呢？

徐星：我小说里的主人公生活当中乐趣多多，物欲横流嘛，**的满足是快乐的源泉，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满足。比如，我在小说里写了，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钟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会莫名其妙的傻笑，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小说中表达的荒诞是比较集中和比较极端的，因为它是艺术作品。

新京报：这部小说“我”的世界观是小说里的世界观，还是作者的世界观？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星：主人公的世界观，实际上也就我的世界观，所以，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我和“我”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人，生活当中的小乐趣，老是给我满足感。比如，在超市成功的偷一包口香糖；比如，烦闷空虚的时候去和街上卖菜的农妇聊天，故意的为几根黄瓜讨价还价，争执。

新京报：在快乐之中“我”的朋友，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西庸死了，在快乐中死去，这是不是快乐的代价？

徐星：他有理由快乐地死去，因为他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在梦彻底破碎以前死去是幸福的，我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这不是代价，死不是为任何什么付出的代价，因为死不会也不能偿还什么。（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