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肉体与快乐

的确，如果我们最基本的亲密关系——父母与子女、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外是自下而上的服从，地位低的必须服从，地位高的偶尔示爱，那么这些男人又怎么能想到人类除了**以外还能有别的关系？如果人类的这些亲密关系在所谓精神面前相形见绌，他们又怎么能认识到我们人类最需要的、最渴望得到的不是抽象的爱，而是具体的爱——是诗人世世代代唱出的那种爱。再者，如果**不论如何都是低贱的，他们又怎么可能认识到我们的亲密关系——那种使**参与其中的关系——能够成为人性、成为至善至尊的最高表达呢？最关键的是，如果这些男人自己就得摈弃一切亲密关系，视之为真正高尚的男人所不齿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真正了解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爱之欢乐与哀伤呢？如果他们从来没有爱抚过，从来没有接受过爱抚，更没有过激情的拥抱，他们又怎么能真正懂得通过我们的**，通过与相爱的人的肌肤之亲表达爱意有多么重要？这些男人在现实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一种亲密（包括性）关系的伦理。因为亲密关系伦理的核心应该是对人的**（自己的与他人的）的珍重，以及对所有人的需求和**的同等珍重。这与宗教对亲密关系的看法正好相反，因为宗教是把亲密关系当作确立并服从于等级的手段。而且，它与我们受到的教育也相反，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们鄙视**（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尤其是女人的），甚至让我们觉得**的快乐是低贱而且危险的。因此，这些男人便拿不出别的东西了，他们只有已经给予我们的那些：强制而不是关爱的道德。这样的道德，用瓦尔弗德的说法，把**或“低级”**看作一个“滑坡”：黑暗势力必须通过惩罚或惩罚的威胁对之严格加以控制，否则，它就会驱使人们“沿着螺旋形的通道……不可逆转地堕落，**变得愈来愈反常，愈来愈怪诞，最终达到万劫不复”。这并不是所有的教士都这么想。也不是说，当我们完成了向更加伙伴式而不是统治式的社会转型之后，就不再需要所谓自我约束了。但是，心理学家如今常把冲动称为自我调节。我在第十九章还会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学会不去简单地追随一时的冲动，正是人类成熟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延缓，必要时甚至放弃对**的满足。暂时的禁欲，甚至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良知的过程中选择痛苦，这些选择能带给我们巨大的满足。但是，珍惜自律和对良知而非一时冲动的服从，完全不同于宗教对**快乐的全盘否定，甚至诅咒，视之为危险和卑贱的货色。说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从另一个角度看看痛苦和快乐这些最根本的话题，这也是贯穿本书的内容；并且看看这些话题如何教我们把快乐与享乐主义、自恋、自我中心和自私这些词联系起来，甚至认为一个人的快乐必须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其实，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彻底感受快乐。也只有有投入，才能产生同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别人的感受。换言之，那些人之所以觉得折磨别人是件乐事，是因为人类同情他人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被磨蚀了，有时甚至荡然无存。否则，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他们都会尽力帮人解脱痛苦，而不是给人带来痛苦。在这里，我们还得回到前面说过的话：这并不是说如果发展（而不是消磨）这种能力成为基本的社会化的一部分，这个社会里的人就永远不会互相伤害。当然，也不是说人们**时再也不会激情荡漾，性再也不会粗暴，也不是说感觉在浓情中变得格外强烈之时，痛苦与快乐的界限不会变得模糊。也不是说，再不会有人感受或让别人感受失恋的痛苦。但是，不同的是，人们会发现刻意伤害他人，尤其是与他们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是没什么快乐可言的。当然，首先必须改变我们所有的制度，才能获得这些根本的改变。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开始培养并宣传性关系中新的伙伴关系伦理，不论是婚内还是婚外，同性性关系还是异性性关系，都得讲究公平。这样一种伦理会使男孩女孩懂得，性本身并不肮脏，肮脏的是剥削、侮辱、伤害他人的性；性暴力不能显示男子汉气概，只能说明一个人心术不正。它能使男孩女孩以神圣、尊重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并要求别人也这么看。它会使人明白，怀孕需要最严肃的思考和审慎的选择。如果不是双方都想要并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就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它还能帮助人们适应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爱。根据这种性伦理，性激情没有错，而是人类持久、强烈的感知能力，因为全身心地——通过音乐、艺术、诗歌、舞蹈或**——体验一种感觉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性伦理不应该束缚或压制这种能力，而应该帮助我们顺从它，并与我们这个物种高度发达的另一种品质相结合，即我们感他人之所感的能力。朝向新的伙伴关系的性道德迈进一步，用这种新的伙伴关系性伦理取代旧的统治关系道德，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如何才能保证这种新伦理不再蜕变成又一套抽象原则，变成光说不做的东西？怎样才能把这种新的充满同情的性伦理和其他亲密关系伦理纳入我们整个的社会制度中去？这些是下两章我们简要地说明性、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时，所要涉及到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