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垃圾场（下）

因此，在根本上，《废都》的失败并不是贾平凹不擅长写城市、不熟悉城市的缘故，而是城市的紧张、忙乱，城市的过于人为化的生活内容，已在面貌上远离贾平凹所钟爱的“秦川土地”，远离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古老文化的生动性、从容性、以不变应万变性；这就使得贾平凹本能地厌恶城市──于是，城市既可能预示着文明转型的开始，也可能昭示着土地文化的破败这双重性，便情绪化的不在贾平凹的考虑之内。于是，“垃圾”及其处理──这个令所有的现在市政府头疼的问题，在此就具有了象征性的含义。“垃圾”预示着城市的问题，但贾平凹不是市府官员，也不是路遥笔下想往城市的高加林，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贾平凹不会用“清除”的方式去爱护城市，而是用不断往里面“扔垃圾”的方式，使其迅速腐烂。唯其如此，才有了“庄之蝶”直接用嘴去喝奶牛的乳汁这样令人恶心的细节，也才有了“庄之蝶”这样的名人与妓女的交往（由此看来，在贾平凹看来，“名人”是城市之废的象征），才有了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一起乱交的春宫图，自然更有了“庄之蝶听着那哗哗的撒尿声，如石涧春水，就走过去，一把把门儿拉开了，妇人白花花的臀部正坐在便桶上”这样的西门庆式的举动……问题并不在于这样的描写赶不上《金瓶梅》，也不在于比之《金瓶梅》《废都》太缺乏性心理描写，而在于贾平凹是恶作剧式的写“庄之蝶”的性生活，通过庄之蝶之“废”，来写西京之“废”，进而写整个文明之“废”。就“性”而言，贾平凹的问题不在于像批评界所说的写了“性”，也不在于像批评界所说的如此写“性”，而在于贾平凹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性”，没有对“性”产生类似劳伦斯那样的对“性”的独特理解，没有通过写“性”，建立起一个区别于《金瓶梅》、也区别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独特世界，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者让我们在“性”这个问题上有新的认识。这种恶作剧式的对“性”的态度，当然波及到贾平凹对“庄之蝶”这个人物的塑造，波及到对城市及其文明的认识，也必然影响到作品的结构、作品的思想含量、作品中的人物之关系等方面的处理。于是我们就看到：贾平凹想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结果只是在一些形式上模仿了《红楼梦》，从而失去了《红楼梦》最重要的精髓──在“贾宝玉”身上凝结着的作家独特的审美理想。失去了这个精髓，《废都》说好听的只是一个“平面”，说不好听的就是展示了一个垃圾场──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少许完好无损的物什。于是我们就看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在《废都》中便成了“四大名人”；《红楼梦》是一大群女孩子围着一个贾宝玉，而《废都》中却是五花八门的女人围着一个庄之蝶；《红楼梦》最后是贾宝玉离家出走，而《废都》中庄之蝶的结局也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起来，“四大家族”变为“四大名人”，从“实体”转化为“空名”，无非说着一个“废”字；但更为糟糕的“废”，却是贾平凹只能步《红楼梦》作者之后尘，在模仿性的非创造性活动之中，显示着文学创作之“废”，继而在“模仿的循环”中，又典型地显示着中国当代作家之“废”。这意味着，《红楼梦》的好处并不在于写了一批冰清玉洁的女孩子世界，《废都》的失误也不在于写了一批都不是冰清玉洁的女人，而在于前者具有冰清玉洁的原创性，后者在创作方法上一点也没有冰清玉洁的原生性──当我们处处从《废都》中看到《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子的时候，贾平凹不成了各种《红楼梦续集》中的一员了吗？如此一来，《废都》，不也成了当代文学性垃圾中的一件“物什”了吗？面对此情此景，当代文学批评是像市政府那样为创建卫生城市做一些根治性的清洁工作，还是步贾平凹之后尘，在文学性垃圾中再添一些批评性的垃圾，便成为我们应该警醒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批评界抓不住《废都》问题之根本的时候，便只能与贾平凹处在同一层次进行相互抵触，徒增文坛这片废墟的喧嚣性。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总是容易进行“自我反思”，便先于《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果80年代批评界大把大把的“赞词”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个体的贫困”的承传性，那么我不相信只是在一个早晨，批评界对《废都》的几乎集体性的讨伐，以及90年代文化批评的“骂派”，就没有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对创作的“褒”与“贬”之争，在“棒”与“捧”中可能都存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用传统道德作为尺度，无论是赞扬贾平凹笔下的民俗、美德，还是贬抑贾平凹笔下的伤风败俗、**横流之辈，在当代价值重建的时期，便都是疑问大存的。这是因为，在文化的层面上，“**”本身并无善与恶之分，由“**”所产生的“快乐”欲求，是人不断延伸的本能，也无善与恶之分，我们只是在人实现**的过程中、造成对他人利益的危害时，才将这种**称之为“恶”。因此，一个人想满足自己的**、一个人想满足自己的各种**（包括吃喝玩乐）、一个人在这种**满足后又产生另一种**，本身也没有错。这就使我们必须在价值尺度上，将追求**满足与在此过程中可能对他人的损害，严格地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人满足自己的**，并不必然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这就应该被视为是正常的。以此观点来看“庄之蝶”，我们就可以说：庄之蝶的心灵空虚现象属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何止限于庄之蝶？），庄之蝶沉湎于他的女人世界，则属于另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指责庄之蝶缺乏精神追求，但这并不必然地就应该指责庄之蝶在女人身上获得自己的**满足。因为“缺乏精神追求”这件事，可以是指对传统信念的怀疑，也可以是指缺乏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价值追求。如果是指前者，如果传统信念是抑制人的各种**之满足的，那么庄之蝶的怀疑就是有道理的，而秦川人在劳作之余只能听“秦腔”，也就是有问题的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庄之蝶在“解构”之后又无新的价值依托，人只剩下**，就是应该可以理解的了──庄之蝶是在没有其它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才在“**”的满足上去“找乐子”的。在精神问题只能用精神去解决的前提下，我们指责庄之蝶没有精神依托，就是指责庄之蝶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原创精神，而不是指责庄之蝶沉湎于“**满足”；是指责庄之蝶没有新的关于“**”的知识性看法，而不是指责庄之蝶应该“克制**”、回到传统的满足**的方式之中──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我以为，批评界到目前为止对“庄之蝶”沉湎“**”的批判，对秦川人沉湎于“秦腔”的风俗的赞赏，就均是肤浅的。这种肤浅的批评，同样是文坛废墟的“物什”之一。这些创作性的废墟和批评性的废墟，加剧着文学面对现实的无力性、猥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