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研讨会摘要

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

——长篇小说《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研讨会发言摘要

近期，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军旅作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兵谣》、《街谣》“日子三部曲研讨会。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总政宣传部的领导和评论家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议由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主持，现将会议发言摘要如下：

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雷达：

《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的研讨会，由于**和种种原因，筹备了近一年。最近会很多，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会，这三部作品很精彩，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收获，也是黄国荣前半生生活的结晶。很有必要对三部作品作一番研究。

作协党组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

我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三部作品是国荣前半生生活经历的精华的浓缩，写了部队生活、乡村生活，又写了都市生活，这些生活都是他经历过的，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像《乡谣》里的吴文化色彩，《兵谣》中的兵营色彩，我感觉非常真实，很可信。国荣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了几个让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古义宝、汪二祥，都是我们近几年来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塑造人物用了非常个性化的方式，显示了典型化塑造人物的生命力。三部曲都有发展。《兵谣》沿着古义宝个人成长线索走，显得比较单一。果然，他在《街谣》里就以三个人生命历程的三条线索同时平行展开，显示了生活的多样丰富，也显示了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同时三部作品在语言和生活气息方面，在人物细节的刻划画方面，生活的风趣方面，都给我们以新鲜厚重的感受，构成了“三部曲”成为我们长篇小说创作重要收获的要素。

作协党组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张胜友：

我非常敬佩黄国荣，他长期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而且分管发行和经营管理工作。我自己搞出版，我知道这个职务是日理万机的职务，同时他还长期兼任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那也是个非常辛苦、非常劳累、非常操心的职务。但我非常奇怪，他在担任两个“非常”职务的情况下，而且他不是个挂着职务不干事的人，他还能写出那么多的小说，一部接一部的小说，文学界、评论界反映很有生活，评价都很好。

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少将王兆海：

黄国荣同志是一位多产的军旅文学作家，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创作大批深受读者和部队官兵喜爱的文学作品。《乡谣》《兵谣》《街谣》注重了崇高精神的张扬和正面形象的展示。我们曾经落入过将人物一味拔高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也有过有意无意地忽视正面形象的展示、英雄人物的塑造、对理想之光的憧憬和崇高之美的追求。《兵谣》进行了许多人生、人性的思考，写了一个农家子弟当兵发展的轨迹，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写了人物的困苦、迷茫，写了人生的扭曲、矛盾，写的是一个普通军人经历，承载的却是一代人命运的缩影。“日子三部曲”创作成功印证了“三贴近”的要求。《兵谣》零距离直面官兵；《乡谣》尽显吴文化的乡土特色，展示朴实农民在生活之路上奋力跋涉的艰辛；《街谣》游刃有余地把书界人物间命运冲突、恩怨情仇说个明白，形象地展示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百态。《乡谣》的独特应该首先是因为贴近生活。作品真实、鲜活地对中国农村普通农民形象的刻画，反思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创业的艰难和困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是作者用八年的时间“磨”出来的，用他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坚实的文学功底，关注”小人物“、关心普通人，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动听的歌谣。

中宣部文艺局研究员、评论家路侃：

《兵谣》、《乡谣》、《街谣》，再早的《兵谣》距今五六年了，今天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先进精神的震撼力，一种出色艺术创造的感染力和一些对文艺创作的有益启示。因为书中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要脱离某种僵化的精神束缚健康成长的追求，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理论的鲜明对照。它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触及到生活中很敏感的领域，抨击了形式主义弊端、脱离实际的虚假作风对工作、对事业、对人的成长造成的危害。而这种描写所表达的精神，所揭示的现象，不仅属于部队生活，对生活中的许多其它领域也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兵谣》的出现，让人眼睛一亮。思想的震撼力和先锋性以及英雄形象塑造的独特性是《兵谣》的突出特点。这里的先锋性是说《兵谣》所表达的思想解放精神是新时期和今后长时期里，我们时代最需要的主流精神。《兵谣》对小说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一是从批评的角度写英雄，二是从时时面对的生活中的某种诱惑中写英雄，三是在他生存环境的矛盾中写英雄，没有简单化，“高大全”不好，不仅因为它不真实，也因为它违反美学规律。

《乡谣》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作者创作中的一个高度，塑造了一个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中少见的普通农民形象。小说十分可贵的是通过二祥和他的乡亲与小村的描写，生动反映出解放前后五十年的农村发展史，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挫折与进步的积极思考。一方面是极为丰富的生活性。十分有趣的滋味感，一方面又是巨大的历史感、苍桑感，二者结合得很自然。二祥这个人物不仅是中国农民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缩影。在困苦中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并不完全是阿Q精神，其实是中国人可贵的生命顽强的人生态度。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充满生活矛盾和人生转折，这和许多描写苦难的小说经常设置一个或几个坏人也不一样，更历史唯物地反映了环境决定人品，环境造就人格的真实情况。

《街谣》表现了一个文学中新的题材,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生活领域，图书发行业生活，有很强的现实感.。但《街谣》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明显要弱于《兵谣》和《乡谣》，缺少突出个性的人物。黄国荣的小说都是写小人物，普通人的，但是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的形象都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些小人物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都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思想内涵,有一种对社会的深入思考,有一种对基层人民的关心。反映出作者有艺术良知，有文学追求，不随波逐流的艺德。.评论界过去对《乡谣》没有足够的关注，客观地说《乡谣》是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评论家范咏戈：

我和国荣共事多年，原来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时候，国荣就是个奇人，他对出版业务非常精通，到处去讲课。当时我对他的认识，他是个出版家。现在他又是作家。正如建功所说，这不仅是军队长篇小说创作的收获，也是整个创作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个评价是恰当的。这三部作品，能证明国荣的文学实力，达到了三种境界。

一是达到了史诗的凝重。三部作品都是厚积薄发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既是他的人生起点，也是他的文学之根。也许这一点，黄国荣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欺骗，没有误导，能够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本色和原声。相信日子的艰辛，也相信日子的美好。能够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无障碍地过渡，这是一种境界。

二是写出了人物的心灵史。这也是一种境界。我觉得人物的命运、性格、心灵是人物形象的三个层面，命运后面是性格，性格后面是心灵，我是这么看。只有揭示人物的心灵，才能很好地表现性格，很好地表现命运，莎士比亚时代就概括出来了。古义宝这个人物挺绝。过去在部队，也经常听到一些、看到一些反映部队基层生活的作品，但真正这样揭示人物心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努力，达到了这种境界。

三是形而上的充沛和自然流露。作品不是刻意去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把生活颠覆，搞得支离破碎。一部长篇，在叙述背后，总要让人得到一些东西。终极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有没有，是衡量一部作品艺术质量高下的一把尺子。他的作品有这个东西，而且流露得比较自然，让人感受，不是硬去耳啼面命。国荣他做人也是这样，非常本色。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性格，他的作品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评论家林为进：

黄国荣的长篇小说《日子三部曲》凝重、浑厚，有滋味，内涵丰富耐琢磨。有些小说很张扬，似乎顺时应世，在某种浪潮中很走红，也似乎很刺激，但经不起推敲，更耐不住琢磨，只能像浪花似的一闪而过。而《兵谣》《乡谣》《街谣》，虽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表面看没有重大的矛盾，也没有十分激烈的冲突，但很耐看，而且，越看越能琢磨出一些滋味，品味到人生的确很沉重，的确有许多苍凉和凄苦，有许多感伤与无奈。从而也就更加明晓“人生”是一个沉甸甸的字眼。

《日子三部曲》虽然表面看描述的多是生活的失败者，不论是《兵谣》中的古义宝，还是《街谣》中的闻心源、莫望山，他们似乎都没有抢占到生活中比较优异的位置；尤其是《乡谣》中的汪二祥，在生活中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但透过这些人物的身影，作者黄国荣表现了平凡人生面对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坚韧和顽强。成功固然令人羡慕，不过，没有在失败中倒下去，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仍然能够坚强站立，仍然保持人性光辉、人格尊严的人，更应该得到尊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被称为“民族脊梁的人，有的舍身求法，有的为民请命，也有的埋头苦干……”像汪二祥、古义宝、闻心源、莫望山这样没有表面风光的人，就称得上埋头苦干式的“民族脊梁”。因为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存韧性和永不放弃的发展信心。也正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延续、延伸和发展。所谓“仗义多是屠狗辈”，底层人生永远是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和守护神。“活着”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有价值，那就更是不容易。《日子三部曲》表现了萎琐中的尊严、卑贱中的体面，从而不仅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沉重，也表现了“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日子”虽然有点沉重，但只有将“日子”不断地过下去，才有希望和未来。

武警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评论家丁临一：

近年来部队作家黄国荣以他的《兵谣》、《乡谣》和《街谣》蜚声文坛。谣者，歌也。黄国荣凭借自己独特的阅历优势，以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和严肃的思考者的身份，满怀深情地为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变迁而歌，为生活在社会底层那些艰难而又坚韧的普通人而歌.《乡谣》的读者来信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在近年来的当代文坛，这已经是不大多见的喜人现象。

毫无疑问黄国荣是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的高手。读了“三谣”，古义宝、汪二样、莫望山、闻心源等一个个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形象令我们难以忘怀。所谓“谣”，自古以来就是反映民声，刺及时政的。黄国荣的“三谣”，可以说是在相当开阔的层面上反映了当代军营生活、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的发展变迁，其中既有对时政弊端的指斥批判，更有对改革开放的呼唤，对社会进步的赞美和对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的热忱讴歌。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大环境，不仅给汪二祥这样干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带来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变，也给吉义宝、莫望山、闻心源们的人生命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黄国荣对当代生活把握的敏锐之处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看清了变革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更认识到变革的过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的，因此，他特别注重他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丰实、人格的成长和精神的成熟，却从不轻易许以他们重重磨难之后便是一帆风顺的美好前景。恰恰相反，在古义宝、莫望山、闻心源们面前出现的，倒是古人所谓“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新的考验和难以预测的未来，正是这样富于生活寓意和人生寓意的艺术处理，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能够集时代光泽和人性光泽于一体，使我们既看到生活的希望，更受到人生的启迪。我相信，黄国荣的“三谣”是一定可以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留有它特定的位置的。

评论家白烨：

三部作品从生活层面上看，一部比一部在扩大。看《兵谣》我想到，池莉写的是《生活秀》，《兵谣》实际是写“政治秀”。一个农民意识很强的农村青年，在社会生活左倾化，左倾生活一元化的这样的时代里，他要上进进步，必须这样，只有这样他才能出人头地，他的表现是那个时代感召的结果。书出来六、七年了，再读仍然有一种冲击力，还没有一部作品来替代它，可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深度和力度。《乡谣》也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和力度的作品。汪二祥这个人，有人把他与阿Q比较，他们还是不一样。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和愿望，但他的**和愿望不断被打折扣，他总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实现他的愿望。不断打折扣，他仍不断追求，他身上有一种韧性，一种农民的韧性。他是一个带着他的弱点不断向前走的形象。《街谣》这一部书，写了闻心源苦干而不得志，不得志还在苦干。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也看到了《乡谣》中汪二祥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优点；也有古义宝身上的某些优点。所以“三谣”看起来写的是三个不同的生活，实际上它们有内在的一脉相承的的东西。

三部曲都是用平民的意识和民间的视角来写。整体的平民意识和民间视角是非常鲜明的。用民间视角切入生活，向现实提出问题，三部作品的目的都已达到，相当不错。黄国荣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这样的三部作品，而且是没有别的作品可以替代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的。像古义宝、汪二祥这样的形象，是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比较有特色的人物，我期待着他再沿着这种人物的特色，写出新的形象来。

评论家孟繁华：

黄国荣的作品给予我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今天的胜利。九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种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演练了一遍，但真正能够留下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点，“日子三部曲”，事实上它是中国农民文化的一个检讨，《乡谣》里的汪二祥是个农民，古义宝是个农民的子弟，《街谣》中的闻心源，他的出身也是一个农民。军营、城市和乡村，在物理空间是不一样的，与农民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子三部曲是对农民文化总体上的一个检讨和反省。

我想专门说一下《兵谣》，《兵谣》的评论，是我为数不多的，不是法定要我写而写作的文章。《兵谣》看了以后很让我震动。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没有成长小说，只有类成长小说，像《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西方的成长小说的主体是“成长者”自己，当代中国的成长小说人物的成长总是有一个精神导师在指引，林道静的成长是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引导。到了九十年代的小说，小说都与成长有关，都是言说的个人成长史，说的都是内心的隐秘的、不为人知的过去。在这样的环境下私秘的空间得到拓展。一个“私语”的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全面展开。《兵谣》的最大不同是，它既否定了“国家寓言”式成长小说的类型的同时，也改写了当下“私语”言说的成长小说类型。更难能可贵的是，《兵谣》是在主流话语的范畴之内展开人物的成长历程的。

古义宝精神**的破产首先来自于他“物质”**的破产。他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了谷底，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如期而至。“成长”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巨大的跌落和反差才有可能使主人公从虚妄中猛然醒悟。古义宝在农场坚实和出色的工作，使他又重新成为一个英雄，成为一个真实的、敢于面对现实的、有尊严感的英雄。这是《兵谣》最动人的魅力所在。在最困难的地方重新崛起，作者将人物置死地而后生，在极端和绝对的境地中让人物“死里逃生”，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想象力和对小说非凡的把握能力。

但我不能不指出，由于小说的“全知叙事视角”或“前叙事视角”，小说的叙事显得单一和缺乏叙事的魅力。如果叙事上再多一些艺术上的考虑，《兵谣》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古义宝没有将门背景，也没有现代少壮军官的抱负，但普通人的**、挫折以及重建尊严和信念的勇气，在作品中被传达得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古义宝是个大勇者。作为长篇小说，《兵谣》写得相当凝炼。

评论家何镇邦：

看国荣的代序，他一再强调视角，很有头脑。他的视角，是生活视角，平民加生活，用生活化的叙述，写出史诗般的作品。《乡谣》有没有史诗品格？有。通过汪二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把半个世纪农村的演变写出来了。《乡谣》之所以受读者和听众的欢迎，生活化叙述很重要。现在有些作品，包括影视，离生活越来越远，都是编造的生活。

他重视写人物，当前文坛不重视写人物，他在尝试。从古义宝到汪二祥，汪家四兄弟大吉、三富、四贵写得都不错，还有几个女性，包括云梦。云梦结婚前后心理变化，写得很妙。汪二祥有人说是阿Q式的小人物，由他我想了六十年代挨批的中间人物，二祥就是个中间人物。他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他就是中间人物。当年谢有望的文章，也好也坏，不好不坏。(雷达插话，这话不是谢有望的，是黄秋耘值夜班在谢有望的文章上加上的，黄秋耘的话放进了谢有望的文章。)结果成了“黑八论”。现在虽然恢复了名誉，“黑八论”不再叫“黑八论”，但是大家还是不敢说。我要是写文章就写汪二祥中间人物论的又一种。中间人物是社会的大多数。真正的英雄人物少，真正的坏人也很少，大部分是中间人物。既然是大部分，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呢？写他们为什么会有罪过呢？中间人物也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汪二祥同阿Q不一样，他不那么赖，阿Q有股子赖劲。阿Q快一个世纪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阿Q，跟现在的阿Q自然不能一样。汪二祥是个新的中间人物，如果说他有典型意义的话，他就有这样一个意义。

有人说《乡谣》是吴文化的小百科，我不知道是作者有意无意，因为他要用生活化的叙述写故乡，他必然要写家乡的民风民俗，婚丧嫁娶。农村四时八节就是盛典，生活中的盛典就是他们文化的结晶沉淀。这些在小说中很自然，不是作家有意贴上去的，吴文化在这里面表现得很突出，《乡谣》最突出，了解和不了解吴文化的人都爱看，我们不了解看新鲜，熟悉的人看了很亲切。吴文化的描写对主人公性格的实现是有好处的，环境给了他铺垫，文化本身也有特殊的审美意义。“三谣”的审美风格是阴柔之美，不是阳刚之美。这种阴柔之美的长篇小说不是很多，写长的都想写雄壮，都想写成进行曲。这三部小说就像江苏民歌《茉莉花》，就像《太湖美》，就像民歌民谣，这是作者的长处，不要否定它，要保持这个风格，黄国荣的性格和审美情趣不适宜写雄壮的东西。总之“三谣”给长篇小说创作增加了一朵很鲜艳的、很有特色的花。花怎么样？能不能拿奖无所谓，一个作家特别要重视作品。

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蒋巍：

到创研部两年了，过去买文为生，不像搞评论的人读那么多作品。到创研部后，工作的需要，开始读一些作品。读到的优秀的东西很少，我认为《乡谣》真是多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是一部佳作。我特别赞同建功讲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我认为这个评价一点不过。读了《乡谣》，我有三点印象。

第一印象，末流小说是没有土地的，比较好的小说，是把土地写进了书里的，真正的优秀小说，是把书写进土地里的。我认为《乡谣》是把小说写进了土地里。把土地写进小说里的小说，总让人有写作的痕迹，能看到土墙上抹上了水泥，能够看到人工的种种痕迹。《乡谣》是那样的原汁原味，完全没有作家出于市场的需要，出于艺术的需要，出于政治的需要，编造各种各样动人的情节，起伏迭宕戏剧化冲突、悬念，所有的这些都被黄国荣废弃掉了。他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我们文学使用。

第二印象，末流小说，没有思想；比较好的小说，是把书装进思想，常常产生的问题是思想大于形象，让大家接受教育我不赞成。真正优秀的小说，是把思想融进书里。国荣先生对人生命运的思想和思考，都不留痕迹，让我们在人物的命运当中去品味。他没有剥夺读者思考的权利，让读者在看二祥的行为时思考我们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作为人性命运的追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优点和长处。

第三印象，末流的作品，没有人物；比较优秀的作品，把人物装到书里，但国荣的小说是把书装到人物里。他把作品装到二祥里，装到二祥的形象里。作家没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俯视纭纭众生，仿佛作者就在用二祥的眼光观察和品味自己的生活，观察周围的生活，也让我们读者仿佛装进二祥的躯壳里品味生活。这部作品让我敬畏，尤其是作为卖文为生的我，不能不产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人民文学》副主编、青年评论家李敬泽：

看了三部长篇，主要是看了《乡谣》，我很震憾。不是作品本身震憾了我，而是作家在三部长篇里，能够掌握这么广阔和复杂的生活经验层面，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尽管我们在古典文学，或者传统大师的角度来看，这好像是小说家本该做到的事，但是，实际上，中国小说家，应该说大部分是做不到的。他很难在他的很多作品里，几部作品里展示有着如此的差异、有着如此丰富性的，这样人类经验的不同层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做不到。我想我们的文学也需要走到一种相对成熟的阶段，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小说有一个合乎常识的，不那么冲动的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包括小说家。我想一个小说家，到了40岁以至50多岁，写出他真正的重要作品，甚至开始写出他真正重要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乡谣》等“日子三部曲”首先印证了我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种写作，给这样一种成熟的，建立在对人类生活广阔性、丰富性的把握之上的这样一种写作更多的更充分的重视。

《乡谣》主要写乡村经验，小说家有没有能力从他的经验中，在他的小说里构造和塑造出比较有特殊性的、有着比较丰富性和具体性的艺术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谣》所提供的的乡村世界，它在我国的乡村写作中，确实是有它非常独特的东西。我这样说是不是轻率，我国建国以来的乡村写作，基本上是北方人的乡村写作。一个原因是，北方农村比较适宜革命书写，北方农村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生存状态，比较适宜革命书写。江南农村不太适宜，不太适宜这种革命书写。之所以不太适宜，某种程度上，《乡谣》这样的小说里也看得出来。它所提供的那样一个农村世界里，我们感觉到尽管有历史的风云，大的历史风云在那里激荡，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个农村世界有它非常丰厚、相对稳定的东西在那里暗自运行。你到浙江、安徽、江苏一些地方去，你会感觉到千年以来的积累的东西，多多少少依然维系着人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一个根。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谣》给我们整个农村题材的书写，对农村世界的想象，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标本。

二祥这个人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看的过程，我始终觉得的点把握不定，不太好说他是个什么人，在每一个点上，他都是失败者，但是，我觉得整个小说看下来，他实际上是个成功者。尽管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但实际上他能够从历史中幸存下来，依然能够微笑着生活的，还就是他。他还是个成功者。他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还是要深入地思考二祥这个人物形象，我也想得不太清楚，他有阿Q的一面，但是他远远不是阿Q。从我个人来说，二祥这个人物有些猜详不透的复杂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一部长篇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人物，提供一种用现成思想、现成的说法，你没有办法轻易地分析他，给他轻易地归类的人物，这个就是这部小说的重大成果。

视角问题。作者在序言里非常重视视角。我认为作者更多地重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视角，平民视角还是农民视角啊？我认为视角远远不只是这么一个意义上的视角。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往往是一个认识论的立场，当你选择一个特别的视角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可能性，能让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些我们在平常的角度根本看不到的景象。比如二祥的视角，一开始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你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这样一个装傻充愣或者半傻半假傻的人物，我们小说史上有历史的源渊。最远的有唐.吉珂德，他就是半傻不傻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在小说史上的傻瓜系列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可以说二祥是设置给历史的，我们的历史也像唐.吉珂德疯狂地在跟风车的战斗中。二祥老是在说一些傻乎乎的戳破我们视角的话，他自己也常常生活在幻觉之中，他那点想过好日子的乞求，也常常成为不切实际的幻觉。所以我认为这个视角里本来是有非常丰富的东西，现在《乡谣》在这个视觉的掌握上，还不是特别有意识，还不是特别的准确，没能把它很有力地贯彻下去，如果一开始就坚决地守着二祥的视角，一切都是通过二祥的眼睛、身体和心灵去感受，这样整个作品的艺术水准比现在还会高得多。

评论家伍秉杰：

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三部书叫成“日子三部曲”。一般的三部曲有两种情况，像“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人物是贯穿的。还有一种是人物之间没有关系，像茅盾写“幻灭、动摇、追求”，但有一个过程，大革命时代的过程。黄国荣为什么要把三部作品放一起，都有一个“谣”？都写下层人物生活？似乎都没有多少理由。我发现是它们的内在联系的民间精神，在我看来是民间道德，三部作品都是用民间道德覆盖起来的。比如《兵谣》中的古义宝，正如朱向前说的军人形象中的第一种，谋生军人。前半部把军人谋生的手段全写到，然后他犯了错误，犯错误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羞耻之心，而不是在政治上反省，政治上反省也是很正常，而他在道德上反省，感到非常羞耻。他后来做事，都是要在道德上证明自己，无愧于军人的荣誉感。这是民间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人们通常把民间文化与民间精神理解成与主流意识相对的东西。现在小说里把主流生活，或者历史主潮，表现得越强烈就越民间，这种想法非常偏面。黄国荣的民间精神在小说里有一个升华，升华到那里去？可以升华到革命、也可以升华到道德。他作品的民间精神体现的不同是：一、与主流生活和历史主潮紧密相联系；二、抓住了民间道德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覆盖率的东西在写；三、他在民间精神上是有升华的。我觉得这三部作品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又是非常有价值的。

评论家牛玉秋：

“日子三部曲”里最能称得上日子的是《乡谣》。我最喜欢他的《乡谣》，《兵谣》很完整，人物是有发展的，这一点，其他两部是比不上的。但是《乡谣》真的是一部小说，我特别赞赏小说往小里说，他把汪二祥所有与历史发生关系的事情，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写，这部书确实很好，有一种非常惊奇的感觉。《街谣》让我觉得，黄国荣作为业余作家，他的生活面很广阔，不是说他去开掘新领域，他自己就有这种生**会。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面学到的经济学细节，比从经济家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还多。我体会特别深，当时还与同学争，是哲学家伟大还是文学家伟大，文学家能把经济学的细节都表现出来。我看《街谣》时，我感觉是，我要是学着做书，《街谣》所提供的知识经验，比教科书中提供的东西还要多。他把我国的出版史，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史，真实地再现了出来。我们把它放在“日子三部曲”当中来看，可能会感到有所欠缺，但是如果把它单独提出来看，作为我们整个出版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的历程来讲，作为一部史来讲，真是写得精彩极了。这部书有它的独特价值。《乡谣》，我特别喜欢它的叙事态度和叙事角度，完整性比《兵谣》差一点,,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小说家项小米：

刚才许多评论家说，对黄国荣的作品惊奇，不要说你们惊奇，我们整天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始终不断地让我们惊奇。他工作这么忙，你从来看不到他写作，但过一些日子，他就告诉你，我又写了一部小说，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兵谣》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一个过去完全没有见过的形象。应该说古义宝形象的创作是很大胆的，至少我在军队生活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勇气去写古义宝，把古义宝内心的真实想法用文学的形式把他写出来，按我的脑子里的想法去写古义宝这个人，写出来应该是被枪毙的。这是黄国荣创作上的一个突破，而且至今在军队的创作中还没有超过黄国荣在《兵谣》里提供的这样一个超前的人物形象。

从艺术角度看，最完美的是《乡谣》。《乡谣》的阅读给人带来快感。二祥这个人物，他一出来就能看到他的形象。《乡谣》，我觉得它比很多被现在的文学界评论界评价很高的一些作家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写得要好。它是全部用细节堆起来的，里面有很动人的细节，甚至惊心动魄的细节，让你不能忘怀，像周菜花为了活命与屠夫进行的食与性的交换。二祥这样的人物，在好多人的笔下反复出现过，但这些人物给我的感觉是哲学层面上的，还有一些人物刻画得也有一些不错的细节，但人物过于简单。二祥非常卑微，从来没有失去过尊严，这是作家主观赋予他们的一种东西。他的作品在艰难和困苦之中，总是给你理想和希望，给你追求理想的希望的路径。他本人非常善良，他非常宽容，生活中给他很多不公正，他都能自我消化掉，还是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去待人。这就造就了他的作品，不够那么狠，有江南的娟秀、纤细。

过去他的小说叙述语言平实。《兵谣》里开始幽默，但那是不自觉的。在《乡谣》里，我就觉得小说已进入幽默加思索的语言，越来越进入佳境，《乡谣》的语言让人看得非常痛快，非常过瘾，这都是直觉。三部作品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文学来自生活。业余创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他能写出这么多好作品，这全是生活给他的汇报。他是农村出身的孩子，当过兵，现在一直做出版工作，他一点都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糟贱，全写出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再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青年评论家蒋泥：

我感到惊讶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国荣的“日子三部曲”面世后，将近一年了，整个批评界如此漠然，反而在吹捧一些短命的急就章。尤其是《乡谣》，这样一部重要作品2000年就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版本，至今三年整，却没有几个人研究，民间反有一些很好的反应，据说中央人民广播台联播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来自最底层，很有点开天荒的意味。人文社的批评家李建军，《乡谣》都从来没听说过，可见我们的评论家眼界是如何“局限”。

我个人觉得，《乡谣》是“三谣”里最出色的一部，也是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我觉得它的人物、文化含量和紧贴现实对社会发展的反思，超过了《白鹿原》。它等于从整体的高度，以二祥的命运和遭遇，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它不是从概念上作出主观的否定，而是让读者在二祥的命运中觉悟。这样一个最底层人物的命运，便具有了极大的典型性。老实说，我不怎么喜欢《阿Q正传》，那里的人物过于理念化，阿Q是个特殊的形象。《乡谣》里的二祥却是活生生的，受的是正常人的遭遇，他的意义和价值就比阿Q更加真实、生动，涵盖的历史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

农民占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我们的作家少有关注；“知青”那一代作家，对真正的农村是隔膜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时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命笔的，不以为农民是和他们一个等级的人，这是1956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实行户籍制以来，政策上长期歧视农民和农村引发的后果，人灾远远大于天祸的后果。真正的农民在如何受难，运动里有怎样的心态、表现，少有人涉及。《乡谣》没有回避这些最重大的历史内容，作出了独特的发言，可以说，其深刻、完整、全面，在思想认识上的意义，超过了一般的当代史教科书，经典作品所具备的品质，它具备了。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汪守德：

几年努力，黄国荣拿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从一个不怎么出名的作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作家，这一步迈得比较有意义，这是重要的一步，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祝贺。他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对作家朋友的作品比较热心，他想到的主意会毫不保留地告诉作者，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帮助了作者，另一方面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在谈的过程中、相互碰撞中提高自己，非常有意义。这个过程他没有白费，而变成了自己的资源。

从我们的职业角度更关注《兵谣》，他塑造了古义宝这个有不同特点、不同性格的人物。我们欢迎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这样的人物出现极其困难。他写得比较巧，写了基层的士兵形象，如果写到高层，官大了，职务高了，这当然与文学无关，但有些领导审查时、阅读的时候，就不大容易接受。一个普通士兵，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人物来写部队生活，来写基层士兵的形象，我认为写得是比较巧妙的，应该说是真实的，比较有特点，不同于我们以往作品中认识到的军人形象。比较遗憾的是，我们一直在提倡新意和特点，这种成功的、人物丰满的、让读者能接受的、又是这个时代的人，在我们的作品里出现得特别少。所以古义宝这个人物确实有意义。

从阅读的感觉来说，《乡谣》写得更好一点，概括地说更加是个文学作品。是否像蒋泥说的已经超过了《白鹿原》我还不敢判断，但我感到至少是有《白鹿原》之风的作品，还是比较厚重的作品，你读起来感到它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感到作者在对那种生活描写的内心分量。无论是《兵谣》还是《乡谣》，他会让你感到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苦难，很让你内心发颤。一个作家，谁来判断他的作品比较好，有一种角度还是比较重要的。像《乡谣》在电台联播的时候，我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是已经播了几天之后随便转台转到的，一听就一直听到播完(前后近两个月)。她说这个广播好，里面的人物是如何如何地像，如何如何地真实，如何如何地有趣。这么一个老太太，她判断有她的标准。评论家、作家、领导对作品判断，是有无数个作品作为参照系的，作为农村老太太的判断，她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这个评价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你写农村的生活，一个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以她的生活经历，来肯定你的作品的话，对我比较有启发。

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记者叶咏梅：

作品的价值，不在评论宣传炒作，而在历史和受众对它的评价。《乡谣》当时是作为一般节目播出的，没有搞什么宣传和活动，但反映很好，收到几百封来信。现在听众一般不写信，搞有奖活动才写。但《乡谣》的那些受众来信是自发的，而且都写得那么认真，写得那么长，写得那么好，这是作品真的打动了他们的结果。所以，作品的价值的确认，宣传评论是一个方面，我认为受众和历史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

评论家何西来：

《兵谣》这部作品很有意思，主人公有两个导师，或者说有两个教父。一个是很现实的，很功利的赵昌进；一个是文人化的，或者广而言之理想主义的叫文兴。赵昌进实际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要引导古义宝走向更高的境界，说左倾的形式主义还不对，他是做道德账的，内心却是卑污的，但是有效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正负两极。古义宝脱离农村，只有一条路——当兵，赵昌进点化了他，告诉他奥妙在哪，让他注意各种各样的关系，让他在关系中生存，这绝对是有效的。赵昌进是古义宝入梦的教父，他要帮古义宝圆他的梦。带古义宝出梦的教父是文兴。文兴之“文”，在特定的环境下，只能够带着古义宝不断地碰壁，他不可能让他走出来，那里是走不出来的。文兴本身的官运也不怎么亨通，总被赵昌进压着一头。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写了一个军人，他跟着赵昌进，能够昌，能够进；而且两个人都能昌，都能进；但是必须异化，改变本质，否则没有门。作品的意义和作者的忧患意识就在此。

另一个教父描绘在我们理想中，黄宗英搭的那个小木屋是搭在稿纸上的，就现在，如果按文兴的办法去干，也不行。两个教父反映在古义宝身上的东西是值得研究的，悲剧是注定的，结果只能是这样，难以意料。如果给一个文明的结尾，作者就违背了真实，他只能这样结尾，这恰恰是作家的可贵之处，放到文化体制和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人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