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银河证券首席研究员 左小蕾

刘东华：我觉得张朝阳、吴英这帮人在我们的社会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也都是幸运儿，他们把我们这个世界最领先的做公司的制度安排直接带进来了，而且这是中国转型到今天，这种方式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种规则的幸运儿。而中国转型期，在中国办企业，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是个创业时代，创业时代是靠打破规则，尤其是即有的好多东西，今天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做企业做了五年以上，更不用上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上，这些创业者实际上都是打破了很多规则，打破的那些规则是应该被打破的，但是他打破了，他成功了，他的成功使媒体把他放到聚光灯下，而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来形成了很多东西，大家不能够承受，怎么突然他变得这么富有，我现在还是穷光蛋，而且大家现在也不愿意说因为我无能。所以，现在很多出事儿的企业、出事儿的企业家，有没有原罪也好，有没有根本的问题？肯定有，但是，我认为大部分是牺牲品，大部分是不应该被我们这个社会牺牲掉的。若干年前我就说大浪淘沙，大浪也淘金，把那些最优秀的人，体制内的，像黎元江，广州日报的社长。中国改革做得最成功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违规、犯法的事实全部加起来，一共是一百零几万。如果是一个合理的、健全的制度安排的话，像黎元江一年的收入至少应该100万以上，但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安排，但是实际上逼良为娼的事例很多。

在中国做媒体，目前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存在。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的确应该辩证的看，历史的看，不要冤枉一些好人，而且这些好人还是有能力做大贡献，而且好多已经做了大贡献的人。

银河证券首席研究员左小蕾

左小蕾：我是这里唯一一个自告奋勇参加会议的人。昨天晚上我看见我先生在看《商道》，他告诉我明天要开一个会，我就把这个会的议程看了一下，看有这么多大人物，而且讨论这个议题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讨论这个商道，现在好多的会都是讨论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发财。商道在我的第一印象里是商业道德，我说这些商人很有良心，我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商业之路，怎么来讨论自己的道德。中国的文化从来都认为中国商人是奸商，我虽然接触不是很多的商人，但是我接触最早的是我先生这样的商人，我觉得是儒商。这么早就讨论这样的话题，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我问他我能不能去，他中午告诉我能去，我就来了。

说实在的，我没有走上商业之路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在美国念书，把博士学位念完了，做survey，最后我做了老师，后来我在亚洲金融管理学院教了几年MBA，在我教MBA的过程中，哈佛大学非常慎重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哈佛大学从来的口号是培养年薪10万，500强的管理人员。可是他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且开创了一门课，就是商业道德。很多学生出去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企业必须要行之有道，必须有商业道德。但是，我感觉到还是不太一样，刚才大家讲到《商道》这本书，和我们所说的哈佛大学提出的商业道德，像美国提到的东西，他们基本上是基于法律法规这样的法制环境里，因为他们的公司是私营性质、民营性质的，但是都是跨国公司、大企业，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多的，就算大家中小企业的规模比我们大，他们也是多年的企业文化和法制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提诚信非常重要，提顾客提得非常重要，顾客是第一的，然后提尊重每一个人都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诚信是他们的立命之本，建立在这一整套的文化基础上。刚才有的企业家提到我们干什么，我们是谁？他们是跨国企业，要扩张，永远是创新，永远是发展，如果你跟不上，就要淘汰，不存在我个人应该做什么，我个人下一步做什么，我财产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像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公司就不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不同。我觉得《商道》里提到的是比较典型的亚洲模式，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亚洲的问题。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我觉得不完全一样，我们这些企业家出身各异，有官员下海，有真正的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来源，有农民，都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的特点，今天我们企业家的水准，可能比商道的水准高，说实在的有很多都是精英，说政府下海的也好，基本水准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像刚才提到的褚先生，就是红塔集团的总裁，他的命运跟他在国有企业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就在一个国有企业，我感觉有些国有企业的问题，道德、制度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希望，是中国发展的希望，因为国有企业也有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根本就提不到执行或者怎么样做的基础上。

我对具体的书并没有很多具体的感触，今天的社会跟这个时候不太一样，世道不太一样，国际化、全球化的状况。今天我们才有十年发展的企业家就来谈商道，我觉得应该放在更高的层次上，像我们怎么样走出国界，向全世界发展，这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这个问题不光是跟我们个人做人结合起来，还要和整个的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我今天很受教，还要向大家好好的学习。